徐秀棠大師 王俊攝
紫砂雕塑“朱耷”與“石濤”
朱耷和石濤，都是朱明王室後裔，明亡後均先後出家，先當和尚後為道士，又同是畫家，有相近的身世，雖然同樣揹負時代的艱難，可是兩個人的精神境界卻大為不同，對待名利的態度不同，人格操守也迥異有別。
朱耷，一位末路王孫。明天啟六年（1626），出生在江西南昌弋陽王府，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第17子寧王朱權的後代，人稱之為朱耷，但為人熟知的還是後來使用的“八大山人”這個名號。
民族鬥爭十分尖銳而複雜的時代，強烈的亡國亡家之痛，聰穎的頭腦和執拗的個性，擠壓成八大山人特殊的精神世界，當特殊的靈感、思維，匯在筆端、形諸筆墨，必然帶有強烈的與眾不同的個性色彩，產生出特殊的筆墨語言，“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是舊山河”，簡約的構圖和簡約的筆墨，顯示出簡遠、澄明，靜穆而又孤高的藝術風格。這種簡單的筆勢往往蘊含著無限的生機與本質之美，一種清純的意向，落魄江湖也不染俗塵的高貴的氣質，體現了屈原士大夫的那種蘭蕙之質，“世溷濁而莫予知兮”的那種高華之氣。
孤介、高傲的朱耷充滿了強烈的抗爭意識。
簡樸和孤獨，是朱耷的人生寫照，始終自在、自如、心安。他在困境中生活，在貧困之中堅守著自己的情操和信念，以看似消極的方式，作了積極頑強的抗爭，信仰堅定，保全名節，心中認定的準則不為社會的變革，各種物質的外在的引誘而移易、弱化或變節，也就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人格精神閃爍著光華。
石濤不同。石濤的命運同樣不濟，從童年起就無處安身立命。他是明皇族靖江王朱亨嘉的兒子，俗名朱若極，乳名阿長。明王朝滅亡，南明政權紛立又相繼失敗，三歲的朱若極被一個大他十多歲的家僕揹負出逃，躲到距桂林二三百里路的全州，最終在全州的湘山寺削髮為僧，遁入空門。
石濤不能像八大山人和其他諸多明遺民那樣，堅守情操，在新朝的現實社會中，耐不住新政權的名利誘惑，而一度屈膝，做出邀功請賞的種種努力，奉獻了《海晏河清圖》，巴結了朝貴，但也未能謀到“賞心”，得到新主子的青睞。他在心靈的洗練上熬不過世俗的約定俗成，最終在世俗的奢華面前，不禁脫下了緇衣，心靈也全部世俗化了。既背叛了故國情愫，心靈又失去堅守，從而進退失據，浪費了笑容。靈魂的一念之差，破壞了他的尊貴和自由，沒有了心靈皈依，佛不修成，道不作為，偷雞不著反蝕一把米，讓他如何安心安家？
但是這些過錯被他驚天動地的繪畫才情淹沒掉了。幸運的是，他在尋求功名利祿的同時，一刻沒有忘掉自己的藝術，正是藝術的吸引力，才使他在名和利的迷途之路上沒有陷得過深，陷得過久。在強大的繪畫藝術的傳統面前，他沒有忘記張揚自己的個性，無視任何前人的法則，不拘一格，正是這些不同凡響的創造精神，為後輩的繪畫藝術開闢了廣闊的空間和自由馳騁的天地。當然，我們在肯定他的藝術才華的同時，也不能不為他心靈上的雲翳而感到惋惜，這也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心靈的純潔和安詳是比什麼都重要的。
與石濤兩次接駕康熙，為清廷歌功頌德、尋求統治者的歡心相比，八大山人朱耷的執著，凸顯出在那個時代堅守的不易，安於清貧的不易，不被榮華富貴裹脅的不易，彰顯了人格魅力。對於藝術家，抑或有追求的人來講，重要的是：縱有浮雲心思，仍須明月襟懷，否則心無皈依！
徐先生讀懂了這兩位末路王孫的藝術家。“石濤”，有點虛胖，臉部表情沉重，掠過一絲僵硬的苦笑，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而“朱耷”，面目清癯，“面色微頳，豐下而少髭”，孤獨和簡樸，沉思中卻多清醒狀。
兩尊塑像神情入木三分，頗得兩人性格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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