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我國農村發展不充分和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必由之路。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要解決產業發展滯後、環境汙染嚴重、鄉風文明衰落、鄉村治理無序以及城鄉發展不均衡等問題, 而鄉村社會資本則可以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的實現提供支持,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需要依賴豐富的社會資本。因此, 應從建立社會信任、健全社會規範以及建設社會網絡三個維度來培育社會資本, 以提升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效果。
一、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當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 這種發展的不平衡主要體現為城鄉發展的不平衡, 這種發展的不充分則主要體現為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的不充分[1]。在此情況下,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7年12月29日,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具體是指要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質量興農之路、鄉村綠色發展之路、鄉村文化興盛之路、鄉村善治之路以及中國特色減貧之路, 並指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年2月4日, 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發佈, 這是一號文件自2004年以來連續15年指向“三農”問題。文件確定了鄉村振興戰略的三個階段性目標, 即2020年取得重要進展、2035年取得決定性進展以及2050年全面實現, 最終達到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振興目標。
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求反映了黨和政府對“三農”工作的美好願景, 它們既各有重點, 又相輔相成。“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 目標是建成農村現代化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 即要引導更多資本、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流向農村,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延伸農業產業鏈, 促進農村的“三產”融合。“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 目標是保護和建成農村美好的生態環境, 推動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即要改善農村公路、水力、電力、燃氣等基礎設施條件, 加強農村環境保護與促進資源綜合利用, 對山水林田湖草進行統籌保護、修復、恢復與治理, 改善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保障, 目標是建設積極向上的鄉村社會文明體系。鄉風文明的建設關鍵在於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與綜合素質, 要弘揚中國優良文化傳統, 要將文明建設紮根於中國優秀的倫理道德和農耕文明中, 推動農村社會移風易俗與文明進步, 形成文明、科學、和睦的道德環境。“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 目標是建立健全法治、自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要讓法律知識在農村治理體系中得以普及, 讓基層黨組織帶動民主和法治建設, 讓村民自治能力得到顯著提升, 讓農村社會得到安定、和諧、有序地治理。“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是“三農”工作的最終落腳點, 要通過振興戰略的實施, 創造就業機會, 鼓勵農民創業, 併為農民就業創業提供知識培訓和財政支持, 增強農民的持續創收能力, 實現生活富裕。
二、鄉村振興戰略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 產業發展滯後
農業一直是產業體系中的弱勢產業。從農業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來看, 基本農田保護制度使得我國耕地確實守住了18億畝“紅線”, 但目前農村以散戶及小規模農戶為主體的經營方式限制了農業科技的應用, 制約著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並且, 還出現了放棄農業生產的土地撂荒現象。從農業勞動力來看, 受不斷增加的非農就業機會的影響, 我國農業就業人數從1978年的2.83億下降到2016年的2.15億, 農業從業人員佔比從70.5%下降到27.7%。從金融資本投向來看, 由於農業經營者無法使用土地抵押獲得貸款, 使得農業經營者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很小。從支撐農業發展的科技體系來看, 當前我國農業科技面臨研發投入不足、科技服務人員偏少等難題, 再加上我國自然資源差異性導致的農業機械普及率不高等現象, 農業產業競爭力進一步削弱。從“三產”融合的效果來看, 農業與農產品加工業、旅遊餐飲業等產業融合僅在很少的領域和區域取得成效, 需要進一步拓展產業融合的範圍與融合質量, 開發更多的產業形態。
(二) 環境汙染嚴重
以石油等要素高投入為代表的現代農業發展引發了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 農業已成為我國第一大汙染源。並且, 隨著“汙染天堂”效應的存在, 一些高汙染工業企業逐步向環境規制水平更低的農村轉移, 使得農村環境汙染更加嚴重。當前我國農村的環境汙染來源主要有:農業生產汙染、農村工業汙染與農村生活垃圾汙染[2]。從農業生產汙染來看, 以化肥施用為例, 2016年我國每公頃的化肥施用量為443.60千克, 是國際化肥標準施用量上限的1.97倍。化肥過度施用導致土壤質量變差和農作物產量下降, 也是農村面源汙染的主要來源。而農藥過度施用、秸稈焚燒、地膜棄置、畜禽糞便任意排放等行為進一步加劇了環境汙染程度。從農村工業汙染來看, 20世紀末興起的農村鄉鎮企業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但規模普遍偏小, 所屬產業以電子、紡織等高汙染排放行業為主, 在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大量汙染物且幾乎未進行科學處理。此外, 由於大中城市的環境規制程度更高, 高汙染企業也逐漸從城市向農村轉移, 使農村遭受了更加嚴重的工業汙染。從生活垃圾汙染來看, 農村生活垃圾, 尤其是一些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逐年增加, 對村容村貌、村民生活環境造成嚴重損害。
(三) 鄉風文明衰落
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 也帶來金錢至上、功利主義等負面效應, 再加上封建迷信抬頭的影響, 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風俗習慣等約束機制遭到侵蝕, 農村社會風氣惡化, 鄉風文明出現衰落現象。首先, 農村常住人口的減少與流動性人口的增加, 使得村民的集體參與意識薄弱, 相互交流互相幫助的活動變少, 農村人際關係逐漸變得冷漠生疏。其次, 由於農村精英的流失以及農村教育水平的相對低下, 鄉風文明建設也缺少領軍人物與宣傳人員。最後, 由於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落後, 農民缺乏合適的文化娛樂活動, 導致部分農村存在不良習氣。
(四) 鄉村治理無序
從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之前, 我國的鄉村治理以人民公社為主要載體, 國家權力通過人民公社對鄉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產生決定性影響[3]。改革開放以後, 農村社會治理體系以“鄉政村治”模式為主, 即鄉鎮是國家最基層政權所在地, 鄉鎮之下的行政村則實行村民自治, 而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載體。但由於農村內生力量的不足, 加上國家權力在基層的削弱, 鄉村治理出現諸多困境。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上, 農民普遍存在“搭便車”心理, 集體行動困境使得公共品有效供給不足。在村民利益訴求的表達上, 受農民本身知識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淡薄和基層組織服務質量低下等制約, 農民往往採取上訪等非常規渠道來表達利益訴求。在村民自治的監督機制上, 村民自治並不能完全避免選舉制度和選舉程序上時常有不公平現象, 而在選舉之後, 對於村委會的管理和監督也任重道遠。因此, 一些“治理精英”利用對政府信息的壟斷性和政策執行中的自由裁量權來重新解釋國家政策[4], 使資源向自身或其所代表的群體傾斜, 或利用自身民意化身的角色, 來規避上級政府的監督與懲罰, 基層權力機構成為個人或特定群體謀取私利的工具。這不僅加劇了村民自治過程中的尋租行為, 也會成為基層矛盾的導火索。
(五) 城鄉發展不均衡
我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增長至2016年的57%。與城市化快速發展對應的是, 鄉村衰落問題也逐漸顯現, 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日趨嚴重。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 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導致的青壯年人口外流, 造成了農村兼業化、老齡化與空心化等問題, 嚴重影響了農村產業經濟的發展。從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來看, 2016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為2.72∶1, 而1978年這一比值為2.57, 可見城鄉差距愈加明顯。從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數額與佔比來看, 城鎮居民也遠遠優於農村。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3271.3元, 佔可支配收入的9.73%, 遠高於農村的272.1元和2.20%。這說明相對於農民, 城鎮居民獲得收入的來源與途徑要更加廣泛。從教育和醫療資源的可獲得性來看, 城鎮也優於農村, 農民在知識、健康等人力資本的儲備上與城市存在較大差距。
三、社會資本支持鄉村振興戰略的機理分析
自Hanifan[5]最早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以來, 社會資本理論逐漸被運用到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 並且出現了諸多定義。Bourdieu[6]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與群體成員相聯繫的資源, 它可以為群體成員提供共有資本支持。Coleman[7]指出社會資本是一種信息渠道和責任規範的集合, 它可以對某些行為起到限制或鼓勵的作用。Fukuyama[8]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一個非正式價值規範與觀念, 它能夠促進參與成員之間的合作效率, 進而得到更有效率的行動結果。而目前被經濟學界普遍認同的是由Putnam等[9]給出的定義, 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信任、規範與網絡, 它能夠通過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經濟效率。無論採取何種定義, 其內涵及其對行為結果效率提升的原理大致相同。由於社會資本能利用信任、聲譽與道德約束以及一些非正式的行為規範, 並在某種程度上以此對正式法規制度進行替代與補充, 且非正式行為規範實施起來的成本要比正式制度的執行成本要低得多, 因而有助於交易成本的降低, 最終提升行動效率。
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 要實現農業強大、農村美麗、農民富裕的最終目標, 就要充分調動政府、涉農企業、服務與中介機構以及農民的積極性。而在參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 各參與主體既有合作願望, 又有利益衝突。解決鄉村振興戰略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並利用最小成本來調和各個參與主體之間的矛盾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急需解決的問題。社會資本既然可以利用網絡、信任和規範機制來降低交易成本, 那麼它是否可以成為調和鄉村振興戰略中各參與主體矛盾的途徑?雖然學術界尚未有利用社會資本構建來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文獻, 但考察社會資本與新農村建設關係的相關研究為本文提供了思路。牛喜霞和謝樹芳[10]指出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與農村社會資本重建之間存在辯證統一的關係, 兩者相輔相成, 互相推進。吳光芸[11]則從我國鄉村社會資本存在的問題入手, 認為鄉村社會資本的缺失是制約新農村建設的重要障礙, 探討了從社會資本提升角度來促進新農村建設的路徑。基於此, 本文從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要求入手, 採用Putnam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中信任、規範和網絡三個維度, 來分析社會資本構建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支持作用。
(一) 社會資本與產業興旺
產業興旺的目標是建立現代化產業、生產與經營體系, “三產”融合不深、生產要素不足以及經營主體不強是當前我國農業產業化面臨的最大問題。農村社會資本則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首先, 從農業產業結構的融合來看, “三產”融合程度較低往往源於信息流通不便。例如, 有些地方的水果由於銷路不好且存儲成本過高而大量滯銷。與此同時, 另外一些地方的飲料加工企業卻埋怨鮮果成本過高。可見, 信息不暢是導致產業融合程度較低的重要原因。如若農村社會的網絡較強, 交流更加頻繁, 則可很大程度上解決這種由於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供需結構性失調矛盾, 促進第二產業與第一產業就近結合, 從而實現“雙贏”。其次, 從農業生產體系的構建來看, 農業投入高、收益慢的特徵導致了大量生產要素從農業逃離。以金融資本為例, 由於土地使用權不能抵押, 農民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 從而影響了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農村資本中的信任機制的健全則可打消信貸機構的顧慮, 具有較強社會資本的農民合作組織或農民, 更易獲得金融機構的信任與貸款, 從而激活金融市場。最後, 從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來看, 良好的投資環境和潛在投資收益是吸引新型經營主體進入農村產業的前提。如果農村擁有較強的社會信任資本, 且有較為規範的利益分享機制, 則會讓他們更有信心也更加放心地投資農業。
(二) 社會資本與生態宜居
生態宜居的目標是創造美麗宜居的生活環境, 首要任務是加強農村環境治理工作。農村環境治理需要政府、農村企業和農民的共同努力, 而社會資本恰好可以平衡這些參與主體的矛盾, 從而促進農村環境的改善。第一, 社會信任的本質是讓各參與主體對未來有明確的一致性預期, 這種預期會讓其相信對方不會做出有損己方利益的行為。這種一致性預期越強, 則社會信任程度越高。與流動性更強、交流更少的城市社會相比, 農村社會資本以“熟人社會”為主, 社會信任程度更強, 村民相信“熟人”會和自己的利益訴求一致, 從而提升農村整體環境治理的水平。第二, 社會規範是村民參與社會生活的行為準則, 通過參與主體之間的互惠和誠實守信來形成互惠性或約束性機制, 從而降低環境治理的成本與難度, 提升治理效率。例如, 如果農戶經常相互換工幫忙, 則可以解決環境處理中的勞動力不足問題;如果大多數村民都把生活垃圾送到垃圾處理點, 這將會促使本來不願意為之的村民也會這樣做, 因為其不想因為自己亂倒垃圾而遭到鄰居的抵制與孤立。第三, 村民社會網絡也會對環境治理產生重要影響。社會網絡寬泛, 則獲得環境處理技術、信息和補貼的渠道更多。村民如果加入合作社或接受企業的訂單生產, 這些來自外部主體的環保壓力, 也會督促其積極主動治理環境。
(三) 社會資本與鄉風文明
鄉風文明在鄉村振興戰略和新農村建設中的提法一致, 目標是建立積極向上的鄉村風氣。社會資本構建可以助力農村鄉風文明建設。第一, 從社會資本的規範維度來看, 它存在於國家層面、社會層面與個人層面, 政府政策制度、道德文明規範、村規民約以及村民自身的價值觀等與社會規範的形成緊密相關。這些基於道德規範或行為習慣的社會規範, 能促進村民踐行文明行為, 最終形成全局型文明態勢。第二, 從社會資本的網絡維度來看, 基於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機構、藝術團體和互助性組織越多, 則居民參加科教培訓和文娛活動的渠道越多, 優良文化和傳統美德會得以傳承, 從而提高鄉風文明建設水平。第三, 從社會資本的信任維度來看, 村民之間的信任程度越高, 則其自覺遵守一些口頭協定和鄉規民約的可能性越大, 從而提高社會整體文明水平。
(四) 社會資本與治理有效
治理有效是指要建立健全法治、自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這依賴於村民民主權利的實現, 社會資本則為此提供了基礎。第一, 社會網絡的健全可以擴大鄉村治理的範圍。在村民參與自治的過程中, 各類網絡和群團組織的出現, 會逐漸拓寬社會網絡, 使得鄉村治理的參與面更廣, 信息傳遞更加便捷迅速, 從而最大範圍地體現民主原則, 提高治理效率。第二, 社會規範的健全可以提升鄉村治理的效率。在參與自治的過程中, 會逐漸形成互惠性和規範性準則。前者是從他人角度考慮問題的一種妥協, 旨在解決公共品供給的外部性問題;後者則是從道德角度形成的一種約束機制, 旨在解決選擇行為中的道德風險問題。兩者共同為農村社會集體行動困境提供解決方案, 從而提高治理效率。第三, 社會信任的健全可以緩和鄉村治理中的矛盾。當前充當鄉村治理主體的村民委員會, 由於信息傳遞、處理方式等原因, 有時與村民在事務處理的標準上存在分歧。而隨著參與面的擴大和規範標準的形成, 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的信任機制逐步建立, 最終會將一些個人和國家均無法解決的事務, 通過社會團體和自治組織得以解決。
(五) 社會資本與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終極目標, 其核心是提高農民收入, 縮小城鄉差距, 社會資本亦可為此提供機會。從社會網絡來看, 社會資本越強, 則農村勞動力參與就業的網絡更寬, 就業機會更多, 農民增收能力越強。營銷網絡越強, 則信息流通越暢, 則銷售渠道更寬, 更有利於農產品的市場價值實現。從社會規範來看, 農民與下游企業之間的購銷契約等規範越穩定, 則交易成本越低, 農民的經濟效益越能得到保障。從社會信任來看, 如果農戶參加合作社等組織機構, 則可以用業緣代替傳統的血緣和地緣信任關係, 從而獲得更多的收益。同時, 信任機制的強大, 能促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入農業產業, 從而帶動農村共同富裕。
四、鄉村振興戰略中社會資本的培育
社會資本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機理分析表明, 豐富的農村社會資本有助於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因此, 培育壯大農村社會資本可以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突破口。
(一) 建立社會信任
社會信任的功能在於消除鄉村振興戰略中各參與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不信任, 用目標一致性來對個人行為進行引導, 從而提高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效率。首先, 從治理有效的目標來看, 克服農民與村民委員會之間的不信任, 需要增強村民參與自治的能力, 在選舉、調解、監督等環節上將普通村民吸收進來, 做到信息公開以消除村民的心理芥蒂。同時, 積極吸納優秀青年農民加入黨組織, 吸納新鄉賢力量參與到農村基層管理事務中去, 培育壯大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地位, 提升治理效率。其次, 從產業興旺的目標來看, 要克服外來或返鄉投資者與基層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需要為新型經營主體進入本地投資創造土地使用、財政稅收、勞動力供給與培訓等優惠條件, 讓他們敢於、樂於投資農村和農業, 從而促進“三產”融合與各種新業態的發展。要克服農民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則需要樹立典型, 發揮新型經營主體的示範帶頭作用, 讓農民對農業設施投資、農業技術採納和農業生產經營更有信心, 促進鄉村產業發展。最後, 從生態宜居的角度來看, 克服農村企業與本地村民之間的不信任, 要吸收本地勞動力進入企業, 讓農民成為鄉村工業的切實受益者, 並且讓企業生產汙染和環境處理行為更加透明, 從而讓企業自發成為環境治理的主體。在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方面, 為防止過度開發與公共品供給不足, 則需要克服村民之間以及村村之間的不信任, 這需要政府加大宣傳並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 統籌規劃, 防止不同村落之間的惡性競爭與矛盾擴大。
(二) 健全社會規範
社會規範的功效在於利用互惠性規範和約束性規範來引導個人行為, 從而提高集體行動效率。首先, 要加強對村民的道德規範教育。既要通過學校對青少年進行德育教育, 又要利用基層黨組織和農民講習所對廣大農民群眾進行教育, 培養全體村民的集體精神和互惠意識,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貫徹到農村德育教育體系中。其次, 要加大對傳統社會美德的宣傳。要依託文化下鄉政策, 創造既蘊含傳統美德又體現時代發展的“三農”題材作品, 將中國傳統文化通過電影、戲劇、話劇等演出形式向農村推廣, 在豐富村民文化娛樂生活的同時抵制封建迷信和低俗文化。要組織開展各類弘揚社會正能量的活動, 宣傳道德模範的典型事蹟, 引導農民學習身邊好人、好事, 促進鄉風文明提升。再次, 要健全農村社會鄉規民約建設。尤其是在宜居鄉村建設中, 要確定合理的獎懲標準, 共建生態宜居的生活生產環境。在生活環境治理中, 建立農戶環境治理“門前三包”制度, 讓村民養成清潔衛生的生活習慣, 讓農村環境更加整潔宜居。在生產環節, 要培養農民的集體互助精神, 同心協力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 通過引導對畜禽糞便和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 讓農戶享受清潔技術採納帶來的收益。同時, 要對糞汙直排秸稈焚燒等行為加強監管懲罰, 最終建成農業清潔生產體系。在農村工業汙染治理中, 政府要加強對農村企業環境管制的力度, 對其實行多次全面全程檢查監督, 建立規範, 防止工業汙染向農村轉移。最後, 要培育發展一批組織載體。例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 既能通過合作社設施共用、信息共通、技術共享、成本共擔的互惠性規範讓社員享受成本節約收益增加等好處, 促進農民生活富裕;又能通過合作社規則等約束性規範對社員的產品質量、農藥化肥施用、糞便汙水處理等進行強制性要求, 促進產業發展和環境治理。
(三) 建設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的作用在於利用更加廣泛的參與率, 構建更加清晰的鏈接機制, 暢通信息傳遞渠道, 消除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的各類障礙。首先, 要加強農村公路和信息化建設, 縮短農民與外界的距離。要把農村公路建好、管好、護好、運營好, 解決農產品運輸和農旅融合中的交通問題, 降低農戶經營成本。要加大對農村地區廣播電視、通訊以及互聯網“三網”建設的投入, 讓農民能更加便捷地與社會交流。此舉既可以讓農民接觸到更多的創業信息與機會, 又可以為農產品尋求市場, 從而為產業興旺發展提供條件。其次, 要加強農民內部交流與聯繫, 增進農民之間的信任。應積極組織農民集體活動, 讓村民在參與集體活動的過程中加強聯繫、增加交流和增進感情, 從而促使社會信任和規範的建立, 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成功實施創造基礎。最後, 要加強農民與外部主體的聯繫, 為農村產業增品種、提品質和創品牌的戰略提供支持。從產前環節來看, 應努力為農民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農業技術供給部門對接創造條件, 因地制宜地為農民選擇和開發優良品種, 並切實瞭解農民急需解決的難題, 為農戶技術使用提供建議;從產中環節來看, 政府農業技術推廣與服務部門要與農民加強聯繫, 對農戶進行精準指導, 並將農戶在技術採納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及時反饋;從產後環節來看, 要積極為農產品尋找市場, 通過信息化建設拓寬銷售渠道, 探索農超對接、農村電商等新型銷售業態, 併為農戶爭取環保項目投資、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等創造條件, 以提升農副產品的綜合利用效率, 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內在的非正式制度, 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通過對正式制度的替代與補充來提升集體行動的效率。因此, 構建併合理利用農村社會資本是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途徑。要挖掘傳統社會資本的積極方面, 依託我國優良的傳統文化和道德規範, 在鄉村內部形成非正式互惠和約束機制, 降低交易成本, 以解決農村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信任不夠、規範缺失等問題, 從而促進鄉風文明、生態宜居和治理有效局面的達成。另外, 要打破以血緣和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分散、封閉型社會資本, 重構參與性更強的公共、開放型現代社會資本, 防止各參與主體之間難以認同、互相排斥等現象的出現, 以解決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信息不暢、資本短缺、人才不足、市場狹窄等問題, 從而為農村產業的發展興旺提供條件, 最終達成農民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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