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作為一個高利潤的職業，自古以來就深受人們的追捧 ，相傳商業從夏朝就開始發展，到了商朝形成了固定的職業，因此經商的人也被稱為“商人。”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文明起源和孕育的大時代，這一時期誕生了很多著名的商人。
春秋時期的楚國人范蠡，曾經輔佐越王勾踐復國後功成身退，化名鴟夷子皮，隱居在宋國做生意，最終富甲一方，後世尊稱他為“陶朱公，”並供奉他的塑像，稱其為財神。最著名的莫過於戰國商人呂不韋，他本是富商大賈，卻因為“重農抑商”的政策影響沒有政治地位，因此他通過各種手段，花費了大量錢財，把在趙國為質的秦國王孫嬴異人送上了秦王之位，自己也成為了大秦位高權重的丞相。那麼重農抑商的政策是如何發展和完善的，又在封建社會晚期受到了怎樣的衝擊，這一貫穿封建社會始末的制度，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一、“有錢任性”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重農抑商政策的提出
1、早期的經濟學家管仲與秦國的商鞅變法
《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孥”意在鼓勵人們發展農業，而把商業看做最末等的行業，不提倡人們經商。其實早在春秋時期的齊國，丞相管仲對齊國經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時，就曾經提出過讓百姓安心務農，不可以做追名逐利的商人，不勞而獲。可以說管仲重農抑商的思想是萌芽，而商鞅變法將這個萌芽培育成了果實，奠定了歷代王朝重農抑商的基礎，使這一政策得到基本貫徹。
2、“存在即合理”：重農抑商提出的必然性
春秋戰國時期就是一個大兼併的時代，所謂弱肉強食，只有自身不斷的強大，擁有數量龐大的軍隊和訓練有素的士兵，再加上強大的經濟實力，才能不斷開疆拓土，實現統一華夏的夢想。早在春秋初期，隨著井田制的瓦解，私有制經濟開始興起，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模式，因此在整個春秋戰國的不斷征伐中，農業的重要性就開始凸顯出來。
而商人們不事生產，雲遊四海做生意，最終賺到的錢都屬於個人而不屬於國家，這就讓統治者們感到非常氣憤，因為對於一個以農業稅收為主的國家來說，商人的存在，無疑是減少了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從而減少了國家的農業稅收。因此商鞅變法中提出對商人加以重稅，用他們的財富來填補農業方面的空缺，以保證國家的經濟收入。
眾所周知，戰國初期的秦國是一個內部政治混亂、對外軍事落後的國家。這一時期秦國的舊貴族把持朝政，而農民辛苦種地的收入，最終也都進入了那些世襲爵位的封建領主手中，於是有不少人脫離土地，前去經商。商人做生意往往居無定所，他們的離開不僅使原本就不發達的農業更加落後，而且將本國的資金流動，使其它國家坐收漁利，秦國則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因此重農抑商政策的提出可以有效遏制舊貴族的勢力，實現社會的安定，同時儘量防止資金大量流入商人手中，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的雙重穩定。《琵琶行》中有一句話：商人重利輕別離。然而在古代樸素的民本思想中，“重義輕利”才是可取之道，因此商鞅提出的重農抑商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滿足了人們思想方面的需求。
農業與工商業相比，發展是緩慢的，但是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不可能每個人都有經商的頭腦，大部分人都是安心務農的。商業雖然發展迅速，卻只是少數人的福利，而當社會經濟的天平開始向商業傾斜時，這種平衡就會被打破，從而造成財富分配不均，導致社會財富 的兩極分化，重農抑商政策的提出，巧妙的平衡了農業和商業的關係，杜絕了社會經濟的劇烈變化，也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畢竟一群安心種地的“順民，”在統治者眼中，強過那些頭腦靈活、難以控制的商人，更容易擺佈。
二、封建社會後期的沒落與“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
重農抑商的政策的確在封建社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國運用了這一政策，增加了財政收入，也靠著強大的經濟實力橫掃六國、一統天下。但是重農抑商政策作為農業時代的思想，有著很強的侷限性：它將農業和商業徹底對立，壓制商人的社會地位，使商業發展停滯不前。即使是在商品經濟十分發達的宋明時代，由於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商人們在積累了成千上萬的財富後，依然是將這些錢財用來置辦田地，或是供子孫讀書做官，可以說他們雖然有錢，還是逃不出這種制度的束縛，改變不了“經商乃賤者事也”的局面。尤其在明清時期，
這種思想的存在扼殺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逐漸拉開了中國落後於世界的序幕。然而凡事有弊也會有利，明代社會的各種變遷和明清之際的民本思想，反而促進了重農抑商政策的轉變。在封建社會後期，統治者們經常面臨天災人禍，比如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禎皇帝，在內有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外有關外蠢蠢欲動的滿清鐵騎的內憂外患之中，根本沒有時間管理農民的利益，以東林黨為首的文人集團，更是極度壓榨農民的利益，從而導致大量農民紛紛破產，而這一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政策的鬆動、民本思想的提出，也使“重農抑商”逐漸向“工商皆本”轉變。
1、社會高層的政策放鬆
明朝的商品經濟發達，離不開一位著名人物的改革，那就是張居正改革。作為明代著名首輔，張居正提出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政策，以此來提高商人的地位。他認為農業的發展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的需求，應該發展商業來促進社會進步，因此他反對國家干預商業，同時他也並不姑息那些唯利是圖的奸商，而是扶持新興的工商業者，
讓政府變“抑商”為“厚商”。”而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對商業採取寬鬆的態度，他認為商業之事，應該讓商人們自己放開手腳去做，順其自然，如果政府盲目的加以干涉，反而會對百姓不利。由此可見，明清時期重農抑商的政策已經有了很大的鬆動。
2、士人階層推動“工商皆本”思想轉變
明清之際著名啟蒙思想家黃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認為工業和商業與農業的地位等同，不應該被忽視。在《明夷待訪錄》中，他明確的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然而“士儒”在明清時期，已經開始投入到了商業之中，明清時期重農抑商政策的鬆動，與他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早期的士人階層中，士子們認為自己寒窗苦讀十年才獲得如今的地位，而商人既不事生產，又不讀書，因此他們瞧不起商人，認為商人驕奢淫逸、唯利是圖，早期的士人認為自身的清譽最為重要，所以他們羞與於商人為伍，一旦看到有人和商人來往，必然會與之絕交。
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商業不斷髮展，商人的資產不斷累積，勢力也不斷壯大，他們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想法設法的入仕做官，與文人的交往日益密切。
除了極少數的奸商，大部分的商人還是非常注重聲譽的，他們做生意童叟無欺，在文人士子之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於是這些儒生開始漸漸放下士人的架子，甚至還和商人們一起經商，因為商人們的誠信經營符合儒家文化中的正直思想。在這一時期的記載中，商人和儒生經常“奔走於市、互相往來。”甚至儒生們還為商人大賈寫傳記，以此來體現他們的社會地位，社會的價值觀念也從“抑商”到“重商，”從“重農抑商”到“工商皆本”思想的轉變，體現了士人對商業的推動，也體現了商品經濟在明清時期的蓬勃發展。
3、平民也經商，專業商人的出現
俗話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髮展，平民百姓們也熱衷於經商。《連城縣誌》風俗志載道:閩中僻邑, ⋯⋯富者僅足於供輸, 貧者不免凍,⋯⋯而財貨甚少, 各務生理, 而商賈為多。”明清時期商賈雲集，而普通百姓所從事的農業卻逐漸衰退，這也是小農經濟衰退的一種表現，所以重農抑商的政策開始轉變，雖然不能說是“重商抑農”，但是這一政策的鬆動，還誕生了新的商人團體——商幫。隨著商人隊伍的不斷擴大，誕生了以徽商、晉商、潮商、蘇商、粵商等著名的商幫，他們經過幾代人的不斷努力、辛苦經營，由最初在社會底層摸爬滾打的農民，變成了富可敵國的商人團體，他們突破了重農抑商的傳統價值觀念，才使得商業進一步發展，可見“工商皆本”的思想不僅是由於士人階層的推動，更是由於普通百姓的不斷探索和先進的價值觀念的轉變。
4、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明清時代的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出現了許多的工商業市鎮，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創造了有力的條件，商業市鎮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很多的手工作坊、織布工廠、陶瓷廠開始興起，開啟了手工業專業化和市場化的轉變，雖然不像西方的工業革命那般轟轟烈烈，但也算中國的早期工業化。
資本主義萌芽雖然在近代前夜的發展中並沒有正真發展起來，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工商業的發展，是“工商皆本”的民本思想的體現。
5、不可避免的侷限性
明清時期的商人雖然同士人們交往，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商幫，但是他們還是熱衷於將所有的財產用來兼併土地，嚴重限制資本向商業資本的轉變，社會經濟發展依然停滯不前。 尤其是清朝時期，實行嚴苛的“閉關鎖國”政策，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那剛剛興起的資本主義萌芽，就被扼殺在了搖籃裡。雖然工商皆本的思想一直存在著，但是縱觀清朝，還是以農業為主，雍正皇帝就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商業依然為“末。”被稱作封建社會迴光返照的康雍乾隆盛世，也仍然是一個重農抑商的時代，可見無論“工商皆本”的思想如何盛行，始終都改變不了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只不過這一國策隨著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被沖淡了一些。
總結
商業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中國從幾千年的重農抑商思想到工商皆本思想的轉變，不僅體現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體現了在時代的浪潮中，人們價值觀念的不斷更新。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工業、農業、商業都非常發達的國家，我們的經濟體已經不再是單一的小農經濟，而是更加先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與重農抑商和工商皆本的思想一樣，都是適應時代發展的產物。
在經濟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們要堅持重農抑商思想中的以農為本，因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同時更要堅持工商皆本的思想，因為無論農業多麼發達，一個沒有商業支撐的國家的路都是不長遠的，要實現一個強大的國民經濟體，我們就應該不斷更新自己的價值觀，農業和商業齊頭並進，才不會重複清朝的錯誤，推動國家的經濟繁榮。
閱讀更多 長亭舊雪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