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给人的深刻印象有三点：一是司马光砸缸，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三是主持编写《资治通鉴》。今天讨论的只和《资治通鉴》有关。
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取“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之意。
司马光在评论三家分晋时抛出自己的用人观：德才兼备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是圣人，有德无才是君子，有才无德是小人，德才全无是愚人。用人，最好用圣人君子之类的，没有圣人君子用愚人也不用小人。小人有能力做更大的坏事，愚蠢的人要能力没能力，要智力没智力，好控制。
司马光的这个用人观点一定很有道理，这是帝王治国教科书，态度不是一般的严肃，论证不是一般的严谨。但是，齐桓公、秦孝公、吕后这三个重量级人物的用人实例恰恰相反，用有才无德的人取得了巨大成功。
齐桓公用管仲。齐桓公重用管仲后，凭借管仲的智谋，多次以天子代言人诸侯霸主的身份召集各路诸侯会餐，并且坐在主位上。“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会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如此有才的管仲，看他的德行什么样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多吃多占；每次打仗，都是临阵脱逃；主子公子纠失败，大臣召忽殉难，管仲则主动请求关押以能活命。一句话，典型的见利忘义、贪生怕死之徒。但是，就这样的人能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管仲死后，齐桓公一落千丈，最后落得被饿死的凄惨下场。这又可以反证，齐国称霸全凭管仲才干。
秦孝公用商鞅。商鞅对于秦王朝结束战国后期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建立大一统国家政权起着决定性的奠基作用。“人死政未废”，即使秦惠王车裂商鞅后，他的治国方略仍然继续推行。可见商鞅的超级才干。大改革家王安石赞美商鞅的治国方略：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就是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看他的德行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政治理念，唯一的理念就是钻营。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一个“钻”字，就点出了商鞅投机钻营的功利本性。商鞅用帝道、王道、霸道三见秦孝公的故事都被讨论烂了，这就不重复了。有需要的，我可以专题写篇文章。
没什么道德底线，唯一的底线是升官。和魏国交战，为了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希望在一起喝酒，罢兵，签和约。谁知道喝酒是喝了，但是喝酒到一半，摔杯为号，公子卬成为俘虏，商鞅获得“商君”称号，囊括最高爵位（彻侯）。
吕后用陈平。陈平的功劳很高，贡献很大，有很多人认为他的智谋不输张良。汉高祖刘邦时，出谋划策帮助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君臣关系，巧解白登之围，被津津乐道。重点是，汉高祖刘邦死后，竟然被吕后选拔为郎中令，成为了太子也就是未来的汉惠帝的老师。最顶峰时，成为丞相，达到独孤求败的地步。他的才能，周勃都自认不如。
这样一个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的人，道德怎么样呢？盗嫂受金！在家干出乱伦之事，在外收受贿赂。
以司马光的博学多才、政治智慧而言，上述的三个例子他应该知道的，但是，仍然提出了那样的用人理论，有点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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