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回春暉漸，萬象始更新。2018年，正值北醫三院建院60週年，職工有話要說...
王 軍，1990年入職北醫三院，現任北醫三院麻醉科黨支部書記，副主任。
我的成長經歷
麻醉學科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迄今30年，我在北醫三院麻醉科也工作了近30年。多年來，我與麻醉科同呼吸，共命運，在老一輩專家們的諄諄教誨和栽培下，不斷奉獻，不斷進取。
我是2002年完成了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及總住院醫師考核，晉升為主治醫師。
2003年參與救治非典患者
2005年獲得碩士生導師培養資格，2007年晉升主任醫師。
科室曾多次派我前往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麻醉技術及科室管理理念。2005年，在英國倫敦Berkshire醫院學習了日間手術麻醉和新型人工氣道-喉罩的臨床應用；2006年，我來到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學習“活體肝臟移植的麻醉”；2009年，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學醫院學習了“人工氣道建立“及日間手術麻醉管理等。這一系列學習培訓，為後來我在器官移植、心血管麻醉、內分泌腫瘤及困難氣道管理等領域積累豐富的臨床經驗奠定了基礎。
多年的麻醉臨床工作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使原本有些毛躁的我，變得忙而不亂，沉穩果斷。在我的工作崗位上，我經歷了無數黑白顛倒、挑戰身體極限的夜晚；面對脆弱的生命，竭盡全力依然不放棄的堅守；抗拒生命流逝，卻無力挽回的沮喪......對生命的敬畏，讓我無數次與死神交手卻從來不肯服輸。
回望成長的歷程，我從一個一知半解、懵懂迷茫的新人，成長為一名可以獨當一面、沉著應對的麻醉學專家，這其中的酸甜苦辣、眼淚與汗水、無奈和彷徨或許誰都無法感同身受。但每當患者睜開了雙眼，能又看到一輪明月升起，又一次親證生命綿延的偉大奇蹟，這種感受無與倫比，這就是對麻醉醫生堅持與守護最大的獎賞。
北醫三院第一臺鎮痛泵
60年來，北醫三院麻醉科隨著祖國醫學科學事業的不斷髮展和進步，隨著麻醉科專業的不斷擴展和更新，在成長過程中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
1958年開院時，麻醉科僅有陶根氏麻醉機和立式汞柱血壓計。20世紀70年代開始，科室開始引進新型的血流動力學監測及呼吸功能監測技術，應用了異氟烷、咪唑安定、芬太尼等新型麻醉劑。新技術和新設備的應用，對臨床麻醉中病人安全的維護、開展臨床科研以及危重病人搶救的指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2年同行參觀北醫三院針刺麻醉
過去，我國的發展相對落後，當時的臨床麻醉，無論從技術上或是理念上，都遠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那個時候我們認為，患者手術結束，安全的離開手術室之後，麻醉醫生的任務就完成了。要是患者說“疼”，外科醫生和麻醉科醫生都會認為：做完手術，疼不是正常嗎？哪有不疼的呢？
1993年，因為一個小手術，我做了一回患者。術後，隨著麻醉勁過去，手術傷口燒灼樣的疼痛使躺在病床上的我，皺著眉頭，緊閉雙眼，咬著牙關，不知如何是好。身上一陣陣發冷，我甚至自己連被子都蓋不上。儘管作為麻醉科醫生，麻醉方面我比別人知道得更多些，知道使用哪些藥會緩解，但藥勁兒過了之後，疼痛仍然十分難以忍受。
這時候，我想到了之前曾經和患者說過的話“做手術哪有不疼的”……話這麼說，可是有些輕描淡寫了。手術後傷口的疼痛，是非常令人難以忍受的。這段親身經歷，也促使我思考。“以患者為中心”，實施術後鎮痛勢在必行！於是，我們開始尋找並摸索一些個體化的術後鎮痛方案。
改革開放後，北醫三院麻醉科隨著祖國醫學科學事業的不斷髮展和進步，也在不斷的擴展和更新，逐漸引進了國外先進的儀器設備、技術及理念，其中鎮痛泵的引入，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
我記得當年北醫三院第一臺鎮痛泵的第一次使用患者是一位胸外科行開胸手術的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當時發現鎮痛效果非常好，與他同病房的一位比他年輕二十多歲的患者，因為沒有使用鎮痛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位老先生在術後三天就能夠下床活動，並且感覺非常舒適。而那位年輕患者，術後一個星期下床仍非常吃力。
由此，揭開了麻醉科開展術後鎮痛技術的序幕，隨後，我們逐漸開展了多種鎮痛技術，包括產科的無痛分娩、骨科及運動醫學的區域神經阻滯等。
隨著可視化技術的全面應用，我們所追求的，從原本解除病痛、安全的基本需求，轉變為滿足患者在生理、精神心理、社會文化和環境四個方面更舒適的需求。使患者在圍術期享受生理和心理的雙重舒適，幫助患者消除不適和疼痛，減少併發症，給予患者安慰、緩解焦慮，為患者提供相關知識、傳播希望。
六十年風雨兼程，矢志不渝，育就杏林精英；六十年披荊斬棘，勇挑重擔，撐起醫學脊樑；六十年芳華甲子，絃歌不斷。
我們將踐行麻醉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為推動我國舒適醫療的發展，保障人民健康水平再立新功。
文 | 北醫三院麻醉科 王軍
攝 | 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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