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 咎由自取,还是另有苦衷?同治帝的荒淫不堪,谁该承担主要责任

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咸丰皇帝和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独生子,清朝最后一位正统传承的帝王。作为咸丰皇帝的独子,年仅6岁的载淳继承皇权的过程顺理成章、毫无波澜。同治皇帝在位期间的清王朝,虽然已经步入晚期,但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

“同治中兴”也让同治皇帝享受了几年的安稳时光。

咎由自取,还是另有苦衷?同治帝的荒淫不堪,谁该承担主要责任

可就这样一位颇为幸运的年幼君主,却在同治十三年,年仅19岁便英年早逝!按照清朝官方文献的记录,同治皇帝乃系“天花甫谢”;按照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现存之《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和相关御医诊断记录和开具的处方等,似乎也能证明同治皇帝就是死于天花重疾。

可是根据《清代野史大观》、《慈德外记》、《满清外史》等诸多极具参考价值之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同治皇帝死于“梅毒”无疑。

《清代野记》中,对于同治皇帝的临终,记录得尤为详细:

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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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为了掩盖同治皇帝身染花柳之病的事实,慈禧太后命令太医以病症类似之天花治疗。药不对症,如何能够治愈疾病?同治皇帝就这样驾崩于英华之年。

按照现今的年龄划分,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虽然已经成年却还尚未达到婚配年龄。如此年幼,就纵情声色以至于病逝于此,“自古中国帝王以色而夭者不知凡几,然未有死于淫创者”,同治皇帝作为封建皇权社会中“死于淫创”的唯一帝王,是其天性使然还是另有苦衷?

自6岁登基,同治皇帝的皇权就由其嫡母——慈安太后钮祜禄氏、生母——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代行,自己却“独宿乾清宫时,宅憏无聊”。孤寂无聊的皇宫生活,让那些趋炎附势之人看到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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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宫

《清代野记·词臣导淫穆宗朝》有载:

有翰林侍读王庆祺者,初直南书房,帝爱之,至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日者,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共低头阅一小册。太监伪为进茶者,逼视之,则秘戏图,即丰润县所售之工细者。两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

也就是说,类似王庆祺这等近侍之臣,对于同治皇帝在男女情趣方面的过早开发,才让“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同治皇帝深陷其中,以至于发展到“往往步出内城,作狭邪游”,甚至于同性之间还产生了断背恋情、龙阳之好。

可就算如此,在未成婚之前,同治皇帝宫中胡为、外出猎艳的频率和尺度在慈禧太后和宫中规矩的约束,还算控制在了能够接受的范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同治十一年,17岁的同治皇帝迎来自己的大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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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虽然年轻,但其还是拥有了一后四妃的后宫规模,对于一个正常男性而言,哪怕是一个需求旺盛的年轻男性而言,也足以满足其正常的生理需求。当时,同治皇帝偏偏有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生母——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对同治皇帝的控制,甚至直接伸到了后宫,伸到了同治皇帝的夫妻生活范围,并最终导致了同治皇帝的“英年早逝”

在同治皇帝大婚选后之际,两宫皇太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慈安太后主张迎娶自己的表姑侄女——阿鲁特氏为后;而慈禧太后则更偏重于像极了自己年轻之时的富察氏。

同治皇帝虽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却对其日常做法十分厌恶,在加上慈禧太后是个视权如命的女人,爱权势胜过爱自己的儿子,因此母子之情不深。相较于自己的生母,慈安太后则忠厚慈祥,对同治皇帝视为己出,关怀备至,因此深受同治皇帝爱戴和尊重。所以在选后时,同治帝按慈安太后的意愿,选了阿鲁特氏为后,即为后来的孝哲毅皇后。

咎由自取,还是另有苦衷?同治帝的荒淫不堪,谁该承担主要责任

于是,心有不甘的慈禧太后就开始了对阿鲁特氏百般打压,《清代野记》有载:

崇绮之女,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帝甚爱之,以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

也就是说,面对慈禧太后对自己后宫生活的横加干涉,正处任性叛逆阶段的同治皇帝,随性放弃了整个后宫,在恭亲王奕訢之子载澄的带领下,“著黑衣,娼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者,遍游之”,以致“病发毒疮,头发尽脱落”,并最终“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贤而死”

咎由自取,还是另有苦衷?同治帝的荒淫不堪,谁该承担主要责任

就皇位传承而言,爱新觉罗·载淳作为咸丰皇帝的独生子,或许有着“天选之子”的幸运;但就婚姻生活而言,面对慈禧太后明显带有政治意图的横加干涉,同治皇帝带着这一年龄段特有的任性和叛逆,以实际行动给予抗争。殊不知,这竟成了同治皇帝的不归路,年仅19岁便身染“不能明言之症”,早早崩逝!

参考文献:《清史稿》、《清实录》、《清代野记》、《清代野史大观》、《满清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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