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城市都想建成“金融中心”，衡量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金融业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
2019年以来，主要城市金融业增加值全线回暖。据记者梳理，从金融业增加值规模看，2019年1-9月，前四名仍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上半年一度超过广州的天津再被反超。（更多原文点击《一线城市“支柱产业”金融业回暖：深圳25%的税收、北京27%的GDP来自金融 | 金融高管会》阅读）
对此，「看懂经济」邀请几名看懂经济评论作家对此文进行了深度解读。
一线城市支柱产业的回暖与中美贸易情况，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我们的政策刺激有明显关系。现如今，金融界有一个这样的增长和纳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但反过来，我们应该透过数据看到背后隐含的内容。换句话说，目前我们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对于财政政策，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其实也应该有相应的调整。一线城市支柱性产业的回暖并不能说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就盲目乐观。核心之处在于金融的发展应该回归本源，扶持实体经济，而不仅仅就金融本身就事论事。
过去20年，我们的技术行业飞速发展，野蛮生长。在这样一个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之下，我们的金融行业属于蒙眼狂奔阶段，并未真正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在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之时，我们政府救市，把我们的经济周期再次打回来。这相当于我们本来经历了一个经济周期，但被硬生生掰回。
对于经济的晴雨表来说，我们的上层建筑，金融行业其实也在经历一个缓慢的，阵痛性十足的非常周期的末端。金融周期其实与我们的实体经济周期也是密切相关的。在之前几年，我们经历了金融行业整体利润率下滑，从业者收入减少，金融行业规模萎缩，应届毕业生招收比例下降的时代。
从其部分业绩或者数据来看有所回暖，但并不能仅仅从数据本身就认为行业的周期回来了。从中国的股市，汇率，实体经济，招生吸纳就业人口，薪酬价格等方面来说，可能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扭转。数据向好是好事，但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金融业未来的深耕，与技术的融合，与社会发展的融合，合规性，法治化的进程等都是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学的特征之一就是把观察对象分类。分类的不同演化，加深了我们的认识。三大产业分类标准是，第一产业依赖于自然条件，第二产业依赖机械效率，第三产业兜底，包括了所有无形产品的生产，当然第三产业定义经常搞不清范围边界。
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知识）社会。 有人对这个分类提出了异议，代表人物是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地理学家列菲裴尔，相对于工业革命提出了“城市革命”概念。
新的分类是农矿业、制造业、城市化产业、控制产业。农矿业依赖原材料从自然界提取，包括农业、采矿业、供水等。制造业是对原材料和人的思想进行再加工，不包括建筑业，但包括计算机编程等。城市化业包括把这些原材料固定和运输，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运输和批发业。控制业是管理控制前三个行业，包括金融业、法律业等。
之所以这么分类，是因为之前的分类不能描述社会发展实际，并不是工业化之后才有城市化，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产业，例如东非很多国家发展很快，但是高楼大厦都起来了，工业不到5％占比。
介绍这个也是为了说明，所谓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界限并不存在，金融业也可以发展经济，只是产业间匹配程度如何而已。 欧美近代发展史表明，金融中心在哪，那就是崛起的帝国，威尼斯转到西班牙再转到荷兰再转到伦敦再转到纽约。西方近代史就是金融中心转移争夺史。
按照国际惯例，金融业发达是一个城市经济高度发达的重要表现。全球各国处于金字塔尖的城市无一例外是该国的金融中心。由于金融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调配资源的作用，可以左右整个社会资源的流向，因此金融业也就成了许多城市争夺的对象。
在中国，基于历史传统和国家意志，逐渐形成了三大金融中心，其中北京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大的胜利者，一行两会，各大国有银行、政策银行、国有保险公司、AMC，以及部分重要的证券、基金公司、股份制银行总部都位于北京。北京的金融产值非常之高。
上海则是90年后，国家意志的幸运儿。邓小平定下的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使得上海从90年开始，获得了全国最多的金融市场。凭借各类金融市场的优势，上海在交行、浦发、太保等传统金融机构之外，诞生了很多证券、基金、保险、资管、私募、支付、互金等市场化金融机构。随着直接融资的繁荣，上海坐实了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大宗商品交易等金融市场中心地位。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深交所的建立和众多市场化金融机构的组建，让深圳坐上了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北京相比，深圳的大型金融机构偏少，与上海相比，深圳的金融市场太少，因此深圳这个金融中心也存在着一个很难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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