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孔得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這一點大約沒有什麼問題。但什麼是“仁”，說法就很不一樣。
孔子自己，就有好幾種說法，比如“愛人”(《論語·顏淵》)，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比如“克己復禮曰仁”(《論語·顏淵》)。
我自己比較認同的，是孟子的說法：“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當然不等於“惻隱之心”，所以孟子沒說“仁，惻隱之心也”。不過，一個人如果有了“惻隱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說就有“仁愛之心”了。為什麼這樣說？我們先看什麼是“惻隱之心”。惻和隱，都有憂傷、悲痛的意思。
所以，惻隱之心，就是“憂傷之心”，就是“悲痛之心”。這又有什麼稀罕呢？誰沒有憂傷？誰不會悲痛？
原來，惻隱之心，並不是自己悲痛，自己憂傷，而是能夠體驗到別人的悲痛，別人的憂傷，從而不忍心讓別人悲痛憂傷。
所以，惻隱之心，其實就是同情心、憐憫心。
它的基礎和核心，則是“不忍之心”。這個“不忍之心”，孔子沒說，孟子講了，在《梁惠王上》。我們且來看孟子和齊宣王的這段對話：
孟子說，臣下聽人講，有一天，有人牽著一頭牛從堂下走過。大王問他，這頭牛要牽到哪裡去？那人說，牽去宰了，用它的血來釁鐘。
大王說，放了它吧！我實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樣子，毫無罪過卻要去死！但是釁鐘的儀式又不能廢除，結果大王便用一隻羊換了這頭牛，有這事嗎?
齊宣王說，有。
孟子說，老百姓都認為大王小氣吧?
齊宣王說，是呀！不過齊國再小，寡人也不至於連一頭牛都捨不得。實在是不忍心看著它哆哆嗦嗦地無罪而死，這才換成了羊。孟子說，老百姓這樣講，並不奇怪。要說“無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麼區別?
齊宣王說，寡人也講不清是怎麼回事，看來只好讓老百姓說寡人小氣了。
孟子說，沒關係。事情其實很簡單，就是大王只看見了牛，沒看見羊。看見羊，大王也會不忍心的。
這種“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術也)！有這份“仁愛之心”，就能夠一統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三點。
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見別人無緣無故地受到傷害(無罪而就死地)。這種“不忍之心”不但會加之於人，還會加之於動物，比如牛、羊。
第二，這個“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礎和底線。實際上人們為了生存，難免會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說得對，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只做好事，不做壞事。
既然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壞事，那我們憑什麼判斷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沒有“不忍之心”。
只要有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為“仁者”的希望。所以，孟子並沒有要齊宣王把那隻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
第三，有了這個基礎和底線，我們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體系，甚至建立一個道德的社會。
因為一個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證明他有一種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這個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對某件事、某個人的“不忍”，推廣為對全世界、全人類的“不忍”，進而推廣為對全世界、全人類的“愛”。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張嗎?
實際上孔子的主張，如果說得白一點，那就是“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讓世界充滿愛”。
孔子把這樣一種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稱之為“能近取譬”，並認為這是“仁之方”(《論語·雍也》)，即實踐仁德的方法和途徑。
具體地說，則又有兩個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這兩個方面，哪個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因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願意的事情強加於人，才能進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時候，也讓別人感到幸福。可見“讓世界充滿愛”的前提，是必須每個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對動物的“不忍之心”。
這讓我想起在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週刊》讀到的一篇文章，標題叫《老鼠，作為證據》，作者是劉瑜。文章說，有一隻老鼠，在廚房裡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掙扎。
這讓她想起了另一隻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兩天才死去。她還想起自己小時候，有一隻老鼠被鄰居老爺爺用開水燙死了。這些事擱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鬆平常。
滅鼠嘛，好像沒什麼不對，作者也沒說不該滅老鼠。
讓她受不了的是：
一，生而為鼠，並不是它的過錯。
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話，為什麼不能讓它死得痛快一點，不那麼備受折磨呢？文章說：“便是‘齷齪’如一隻老鼠，也會痛，也會絕望，也會掙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會傳染給你。”
說實話，這篇文章讓我很感動。我沒有想到，一個人的惻隱之心竟會及於一隻老鼠。
在許多人(也包括我)看來，老鼠是骯髒的、醜陋的、作惡多端和死有餘辜的。不是說“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麼？既然必須消滅，又何必管它怎麼死呢？
但我們，就說我吧，卻從來沒有想過，生而為鼠，並不是它的過錯；也沒有想過，即便它“罪該萬死”，也不意味著就該折磨至死。
然而劉瑜想到了，這讓我感到慚愧。是的，慚愧！因為只有徹底到連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惻隱之心”。
不難想象，一個連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會怎樣對待其他動物，怎樣對待人！
事實上，不忍心其無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現代社會法治與人權的心理基礎和人性基礎。在這裡，我們高興地看到了傳統與現代的對接。
讀孟得義
如果說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麼，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義”。
義，是對“仁”的補充。孔子說過：“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
可見“仁”這個概念中，原本就同時包含著愛與憎。但是，仁，畢竟主要是愛，不是憎。這就需要“義”來補充。
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孟子·告子上》)
顯然，表現於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憐憫，義則是羞愧、憎惡。同情和憐憫是對別人的，羞愧和憎惡則一半對別人(憎惡)，一半對自己(羞愧)。
但不管對誰，義，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戰鬥性。所以我們只能說“大義滅親”，不能說“大仁滅親”。仁與義，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與義不同，孔與孟也不同。讀《論語》如沐春風，讀《孟子》如聞戰鼓。
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讀了《孟子》，總想起身做點什麼，哪怕找人辯論！孟子是好辯的。他的話，也很雄辯。他總是有一種氣勢，一種不容置疑和劍拔弩張的氣勢。
比如他去見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惠王問他：老頭！不遠千里而來，總歸對敝國會有什麼好處吧？這在當時的諸侯，大約也都會這麼想、這麼說的。
孟子卻直通通地頂了回去，說：大王！為什麼開口閉口就說利益呢？只要說說仁義就行了！接著，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勢，一口氣說出為什麼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後得出結論：王！你只要講仁義就行了，何必講利？
為了體驗孟子的這種氣勢，我們不妨將原文照錄如下，請大家來體會：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講了這一通以後，梁惠王是怎麼回答的呢？沒有下文，估計是被孟子的氣勢鎮住了，或者說被噎住了。
讀《孟子》，我們常常能夠看到這種對方被“噎”住的情況。
因此不少人不喜歡孟子，認為他鋒芒畢露，太過張揚。其實，孟子如此咄咄逼人，並不完全是個性使然。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的核心範疇是“義”。
前面講過，義，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戰鬥性的。批判、否定、戰鬥都不容易。比如“大義滅親”和“捨生取義”，難道是容易的？這就必須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這精神還必須能夠轉化為物質力量。
那麼，在孟子那裡，有這種可以轉化為物質力量的精神力量嗎？有。它就是“氣”，也叫“浩然之氣”。
什麼是“浩然之氣”？孟子說，這就不太好講了(難言也)！但有幾點可以肯定。
第一，它是正義積累的結果(集義所生)；
第二，它和道義相伴生(配義與道)；
第三，它一旦為道義和正義所培養(以直養而無害)，就最偉大、最剛強(至大至剛)，能夠充盈於所有的地方(塞於天地之間)。
這是孟子對公孫丑說的話，見《孟子·公孫丑上》。可見，勢源於氣，氣源於義。有義則有氣，有氣則有勢。正義在胸，則氣勢磅礴。
義離不開氣，叫“義氣”；仁本之於心，叫“仁心”。孔子講仁，孟子講義，所以孔、孟的“心氣”也不一樣。孔子是溫和的。他喜歡曾子嚮往的那種生活：
暮春三月，換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個成年人，六七個小孩子，在沂水河邊洗洗澡，舞雩(音於)臺上吹吹風，然後唱著歌兒回家去。
——(《論語·先進》)
孟子則是剛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當然，孔子也有剛勇的一面，比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
孟子也有溫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歲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見《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溫情。這並不奇怪。
正如孔子講仁也講義，孟子講義也講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剛，孟子也自然剛中有柔。但總體上說，孟子比孔子強硬。
我的感覺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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