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6 周延礼:加快推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周延礼:加快推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导读:充分研究国内外再保险市场情况,研究部署再保险中心建设有关工作,推动抓好落实,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键支撑之一

作者|周延礼「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5期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和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出台《意见》,进一步凸显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再保险中心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研究国内外再保险市场情况,研究部署再保险中心建设有关工作,推动抓好落实,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键支撑之一。笔者作为一名曾在中资保险公司海外机构和国家保险监管部门工作多年的参与者,结合曾在上海工作的经验,尝试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全球再保险中心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纵观国际已有再保险中心,主要有以伦敦为代表的历史积淀型再保险中心和以新加坡、百慕大为代表的政策驱动型再保险中心两类。


伦敦再保险中心的发展和演进与英国自17世纪以来海上霸主地位的逐渐确立和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密不可分。伦敦再保险中心市场的标志性产物,非劳合社莫属。劳合社虽为历史积淀型再保险市场,但是其演进过程也离不开法规、政策等方面的适时引导和适度干预,从而加速确立其地位。《劳合社1871年法案》的出台,赋予了劳合社法律上的地位;1911年,英国政府取消了对劳合社经营范围的限制;《劳合社1982年》法案进一步明确了劳合社理事会对劳合社事务的管理和监督职能,确立了劳合社的监管权威。


新加坡再保险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当地政府根据本国的特点因势利导,全球前50大再保公司中有29家在新加坡设立机构。究其原因,新加坡政府在国际再保险市场资金进出规定、所得税、离岸保险业务税收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政策引导作用。一方面,对保险业公司所得税、离岸业务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给予优惠的税收条件;另一方面,在高标准监管的前提下,加大对非居民开办再保险公司业务条件、外资入股本地保险公司、保险经纪进场执业等方面的对外开放力度。近年来,大量中资保险机构在年底纷纷飞抵新加坡,开展再保险业务的年度续转工作,新加坡再保险中心影响力逐步增强。


百慕大再保险中心和美国市场紧邻,也是以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监管环境吸引了大量机构。促使百慕大崛起的另一个因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责任险承保能力紧缺时,ACE和EXEL两大特种责任险公司在百慕大的成立,逐渐形成超额责任险、终身医疗险和再保险市场。上世纪90年代巨灾风险频发,1992年安德鲁飓风发生后,投资者在百慕大迅速建立巨灾再保险公司,而后,百慕大逐渐成为众多巨灾再保险中心的注册地,再保险中心逐步形成。


上海建设国际再保险中心,既需要借鉴伦敦等历史积淀型再保险中心的经验,也需要积极学习新加坡、百慕大等政策引导型再保险中心的有利做法。一方面,吸取国际先进再保险市场建设经验,发挥中国市场信息技术运用的后发优势,结合最新“偿二代”监管要求,采用担保措施集中登记管理等手段,加快中国再保险场内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再保险市场机构、资金、技术、人才的聚集,加大再保险服务保险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提升我国在全球再保险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上海建设国际再保险中心的机遇和挑战


上海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体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是国内金融保险机构集成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保费规模位居全国城市第二位,且仍具有较大发展潜能。周边日本和韩国分别是全球第三大和第七大保险市场,具有较高的向外分散保险风险的需求,是重要的潜在业务来源。同时,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中心位置,肩负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的重任。上海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等金融创新机制,可以更好打通再保险资金国际结算通道,相比其他地区,上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和更好的政策环境。


当然,与国际已有再保险中心相比,上海在再保险国际定价权和话语权、市场供给结构、营商环境等方面还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首先,缺乏具有一定规模的再保险交易市场,是造成定价权和话语权的旁落的重要原因,也是市场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新加坡有27家专业再保险公司,香港共有18家专业再保险公司,而上海仅6家,再保险经营主体明显偏少,产业聚集效应受限。究其原因,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以再保险跨境业务为例,目前境外500多家再保险机构以离岸方式参与我国再保险业务,我国每年分出到海外市场的再保险保费近700亿元,但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这些经营中国业务的离岸机构既不受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国内也没有对其建立系统性的、强制的信用风险保证机制,导致在海外经营中国再保险业务的成本低于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经营成本。这种不太合理的现状抑制了国内再保险机构的设立需求。部分海外再保险公司为了以更低成本经营中国业务,纷纷把亚洲总部设在毗邻的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加快上海再保险交易市场的发展,在上海建立一套完整的跨境再保险风险保证机制,对吸引机构、推动市场实现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提升我国在国际再保险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再保险中心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从国际上看,再保险业务均免征增值税及营业税。同时,百慕大、香港、新加坡等已有再保险中心均采用极具竞争力的离岸业务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来吸引国际机构和业务集聚,形成区域再保险中心。虽然近年来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做了大量推动上海再保险市场发展的努力,但由于我国在再保险领域明显税率偏高,对再保险这种国际流动性较大的业务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创新推进再保险市场建设,实现中国再保险发展弯道超车


上海保险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保交所”)作为上海独有的国家级保险要素市场,在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快上海再保险市场发展上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上海保交所与主要市场机构联手,对推动上海多层次再保险交易市场建设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举措,上海国际再保险交易基础设施已经初步具备。


2018年,上海保交所推出了国际再保险交易平台并荣获上海金融创新奖二等奖。该平台基于互联网建设,集再保险询报价、交易、理赔、账务结算、统计分析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国际再保险交易数字化、线上化、一体化管理,全球保险再保险机构均可在得到授权前提下在该平台进行交易,在推动传统再保险交易向标准化、线上化和透明化转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成为监测国际再保险真实性和资金流动的重要工具。


2019年,上海保交所在银保监会和上海市政府关心支持下,联合地方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在上海举办了首次由中国发起的国际再保险交易年会——陆家嘴国际再保险会议,该会议成为首次进入“进博会”保险行业性活动,全球258家机构、911位再保险高管及专业人士参会洽谈交易,在沪达成再保险意向交易金额约280亿元。从人员规模看,该会议已经一跃成为世界四大国际保险交易年会,这对提升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的影响力、吸引全球再保险的资金和人员在上海汇聚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从伦敦、新加坡等已有再保险中心建设经验来看,业务资金跨境流动的便利化程度对业务的集聚起着关键作用。上海保交所在有关监管部门指导下,推动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在保险和再保险领域的应用,利用FTU分账核算单元为国际再保险业务跨境资金支付、来源于海外再保险分入业务的资金海外运用提供便利化安排。同时,在外汇管理部门指导下,上海保交所正在摸底国内企业“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保险保障需求,尝试通过场内交易的真实性审核优势,为全球统括保单跨境资金支付提供便利化安排。


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发展思考


扩大金融保险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政策导向,《意见》的出台进一步表明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应该以《意见》出台为重要契机,坚持以开放促发展,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


一是加快上海再保险交易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指导和市场引导并重,支持交易市场完善管理办法、业务规则,推进综合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尽快落地,完成市场制度框架和技术框架的具体构建,为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国产化基础设施。


二是不断完善再保险营商环境,推动增值税等相关税收减免,继续发挥陆家嘴国际再保险会议汇聚人流、业务流和资金流的优势,加快形成离岸再保险机构和业务向上海集聚的态势;拓宽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推动跨境保险再保险业务结算便利化安排,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发挥更重要作用。


三是助推有关配套政策的落地,加快做好“偿二代”差异化监管规则落的有关工作,支持保交所境外会员发展,积极引入海外再保险机构进场交易,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上海再保险市场交易主体;依托交易市场细化完善中国再保险交易数据统计有关工作,向国际、国内市场发布准确的市场数据分析报告,进一步增强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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