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为了不断地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曹魏政权的政治中心先后转移两次。定都许县以后，曹操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挟天子以令诸侯，讨平张绣后，放弃了南征的计划，确立了平袁绍、定北方的战略构想，将自己的军政指挥机构迁往邺城，促进了北方统一战争的胜利。曹丕代汉自立后，政治中心南移，将首都迁往洛阳，许昌设为陪都，稳定了对南方吴、蜀的战争。

一、先北后南——官渡之战后曹操军事方针的确立

建安元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昌后，以许昌所在的颍川郡为根据地，开始发展个人势力。曹操深知军队缺粮的难处，因此借助许昌优越的地理条件，河流众多，地形平坦利于灌溉，在许下屯田，吸引流民在这里耕种，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军队的粮食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曹操却为接下来如何发展感到烦恼。

“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于宛。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

许昌地处豫西，位于中原地区的核心之地，如果一打仗，很容易变成四战之地。在这样的地方，一定要确定一个主攻方向，不然很容易四处受敌。此时袁绍在北部称强，有席卷天下之志；刘表在南方，占据襄阳，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许都的头上，更是让曹操在北进还是南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后来，曹操消灭吕布、张绣、袁术等军阀后，占领了中原以及淮、泗的广大区域，任然未确定主攻方向。荆州刘表经过数年经营，再加上有刘备作为羽翼，其地“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曹操屡次想要消除这一威胁，甚至在建安六年，官渡之战胜利后不乘胜追击，反而准备南下荆州，在荀彧的劝说下才回到河北前线。

建安八年，袁绍死后，曹操进攻河北不利，再次南下亲征刘表。此后，袁绍二子袁谭以及袁尚开始争夺内部权力，这给了曹操平定河北的机会，但是此时曹操的众多谋士认为，刘表强大，应该先平定，袁绍之子鹬蚌相争，不足为虑，荀彧表达了相反的看法：

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遘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

曹操也深知必须先巩固北方基地，再由北到南方能统一全国的道理，他接受了荀彧的主张，回师河北剿灭袁绍的残余势力，至此官渡之战后曹魏政权先北后南的军事方针确立起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曹操平定了青州、冀州、并州等割据势力，并向北远征乌桓，取得大胜，北方重归一统。

二、曹魏定都邺城的地理、交通优势

邺城位于我国北方的道路交通要冲，它处于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的枢纽上，向北经邯郸可直达幽州首府，向南渡河可到达豫东平原，向西穿越太行山脉可以到达陕西，向东渡过黄河便可到达山东，可以说是北方地区的咽喉要道。

此外，邺城虽然地处平原，但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却是易守难攻。南、东两面有黄河天险，守护黄河便可阻挡来犯之敌；西面有太行天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邺城南北有河流流过，还可以借助河流进行城池防御，地理交通位置实在得天独厚。

“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洺,，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以河南之全势较之，则宛不如洛，洛不如邺也明矣。

此外，邺城地处河北平原，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即使在长期交战、民众大量死亡迁徙的东汉末年，邺城及其所在的冀州仍然拥有着较高的人口密度，袁曹交战时，袁绍的优势就在于兵员与物质丰富，而曹操却时常面临断粮的危险。

建安九年八月，曹操攻陷袁氏巢穴邺城，次年正月剿灭袁谭，平定冀州，随即将其建设为自己新的根据地。曹操在邺城重新营建城池，兴修水利，建立行政与军事决策机构“霸府”，迁徙百官和将士家属，安置移民。将以邺城为中心的魏郡营建成中原最为富庶强盛的区域，显著提升了邺城与魏郡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之取代许都，成为实际上的京畿。

从曹操官渡之战后占领河北到其去世的十余年内，他以邺城为后方基地，领兵征伐四方，战役结束后便率军队主力回到邺城休整，邺城作为曹魏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在曹操平定北方以及与吴蜀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曹魏王朝建立后对外重心的南移

曹操去世后，南方尚未平定，曹丕取代东汉建立魏时，三足鼎立的格局基本形成，此时邺城作为都城便开始显露弊端。对于占据一方的割据势力来说，占据邺城既便于防守，又有控制山东和南下中原要地的作用。但是如果是有心统一全国的势力，邺城距离国土中心较远，鞭长莫及的弊端便会凸显出来。

曹丕即位后面临的就是这种尴尬的局面。赤壁之战后，曹操北还，在与孙吴交战的南线，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而孙权为了固守江东，采取“限江自保”的战略，凭借长江沿岸的重要据点来进行点线防御，魏蜀双方的交战边境基本稳定，如诸葛亮所言：“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

在西线方面，曹魏与刘备争夺汉中失利，被迫放弃秦岭以南的土地，退回关中，双方以长江、秦岭为界对峙，虽然彼此互有攻伐，但南北对立的格局并没有打破。在此期间，魏国与吴、蜀作战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重要的战略支点上，如襄樊、陇右以及淮南。

在曹操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时候，邺城作为后勤基地以及军政指挥中心，在兵力集结以及往来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在对西部以及南方作战的时候，则因为距离较远而出现劣势。马超带兵围困祁山时，守将姜叙向驻守长安的夏侯渊求援，部将们认为应该先向上请示，然后再做行动。夏侯渊即反对说：“公在邺，往返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

对于向南的孙吴作战，邺城也存在着众多弊端。曹操与孙吴作战的主要区域在淮南以及荆州、襄樊。从邺城到这两个方向，兵员的集结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战争的先机稍纵即逝。更为重要的是，从邺城到襄樊，水路难通，大量的军需给养需要通过陆路运输，不仅耗时，还会因为频繁征发百姓转运而耽误农业生产。比如建安二十一年，冬天下令兵征孙权，次年正月才进军到居巢，由于拖延太久，孙吴早就拥有充分的信息，整军备战严防曹兵，使得曹魏无机可趁。

曹丕迁都洛阳后，将中军主力安置在京都附近，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开始发挥出来。首先洛阳周围山河环绕，再加上黄河天险，自古就有“河山拱戴”的美誉。此外，洛阳居天下之中，不仅方便税收的征调，还方便曹魏以此为税收基地向东、南、西方出征和运送给养，比从邺城出发要节省不少人力物力。

四、许昌在曹魏后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定都邺城，将大量军队主力安置在邺城附近，并将军政指挥机构“霸府”也迁移到这里，而许都由其亲信丞相长史王必监视，只留下傀儡皇帝和闲居的汉室公卿，驻军数量也不多，因而失去了军政中心的地位。

但是曹丕定都洛阳，三足鼎立割据形成后，许昌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战略地位有所上升，甚至魏文帝和魏明帝多次在此驻跸，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许昌在洛阳的东南方向，距离与孙吴交战的淮南前线更近，因此方便行军以及物资的转运。其次，许昌附近土壤肥沃，水源丰沛，平原广阔，曹魏政权在此处屯田非常成功，当地的积粮充足，可供军用，它还设有屯积兵器粮饷的武库。据水经注记载：

“洧水过长社县，分一支东流过许昌，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洧水为汶水，故亦曰汶仓。东汉建安中枣祗建议屯田，募人屯许下，得谷百万斛，此其仓城也。”

文帝、明帝时期，江南地区并没有大规模的屯田，在与吴作战的形势下，军粮成为重中之重，许昌屯田的价值也开始变得被重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许昌所在的河流与淮河和长江水系连接，利用水路漕运更加方便。因此曹魏皇帝频繁驻跸许昌，就是因为在这里集结军队，作为伐吴国的后方基地。

小结

在汉末割据割据的大背景下，曹魏政权先后进行了两次军政中心的转移。曹操将政治中心转移到邺城，为的是利用邺城“制中原而定冀州”的独特地理优势，扫平北方。曹丕即位后，现实的需要使得曹魏需要洛阳作为统治中心，方便军队以及物资的调动，为灭蜀平吴打下基础。在曹魏政治中心的两次迁移中，许昌的战略地位逐渐上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其水陆交通便捷，屯田卓有成效，方便对吴战争。曹魏的两次迁都，是出于现实需求做出的应变之举，为后来剪灭群雄，扫除割据奠定了有利的态势。

相关参考文献：《三国志》、《邺城在魏晋南北朝军事上的地位》、《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曹魏淮河流域屯田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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