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刊財經 陶丹
2019年還沒結束，重要股東的減持相比去年卻已經大幅增長。相關統計顯示，截至12月3日晚，2019年年內合計已有超過1633家A股上市公司公佈了重要股東減持公告，涉及股東人數5739名，合計參考淨減持金額高達3357.96億元，是2018年全年的1.7倍。這些上市公司的重要股東選擇減持而不是堅持，讓二級市場的投資者繃緊了神經：自己會不會成為“減持潮”下的買單人？
投資者聞“減持”色變，重點不在於減持行為本身，而在於減持帶來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進而帶來股價的下跌。從靜態的觀點來看，如果參與某隻個股的資金不變，那麼存量籌碼大規模減持拋售，毫無疑問會對股價形成直接衝擊。特別是一些大幅炒高，或者估值高高在上缺乏投資價值的公司，減持的殺傷力不容小覷。而在目前年末市場總體成交低迷的情況下，場內活躍資金減少是顯而易見的，多頭應對減持衝擊的底氣自然相對不足。因此，看見減持計劃先“用腳投票”，甚至在限售股解禁前就一走了之，倒也是個人投資者發揮靈活機動優勢、迴避信息不對稱劣勢的一種操作手法。
不過，這種基於短期籌碼和資金供給來分析，卻難免有刻舟求劍之嫌。短期之內減持雖然增加了籌碼的供給，但如果因此吸引增量資金的介入，則反而可能帶來股價上漲的誘因。從歷史數據來看，產業資本的淨減持高峰期，分別在2007年、2009年和2015年上半年出現過，對應的正是牛市中資金蜂擁入市的階段，投資者更多看到的是“上漲”而非“減持”，只有在弱市中“減持”才會引發關注，甚至被歸咎於股指走弱的因素之一。
從個股的走勢來看，重要股東的減持是否會帶來股價長期下跌，最關鍵還在於公司基本面的變化。如果基本面持續向好，估值合理甚至偏低，那麼短期的減持正好是場外資金參與的良機。
比如公認的白馬股貴州茅臺，證金公司在2016年二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兩年的時間裡，每個季度都在不斷減持，持倉數從3707萬股減少到699萬股，減持了3008萬股，佔比超過八成；但在此期間貴州茅臺的股價卻在基本面持續向好的支持下一路走高，從期初的247.64元上漲到期末的731.46元，如果再加上3次分紅，累計漲幅高達200%，遠遠跑贏同期滬深300指數（見附圖）。和貴州茅臺相反，一些證金公司長期持有不動的個股，表現卻遠不如茅臺，如振華重工，2016年以來證金公司不僅沒有減持，反而在2018年三季度有所增持，但累計跌幅卻超過了25%。如果投資者忽視基本面而僅僅從增減持的動向進行投資決策，無疑會產生南轅北轍的效果。
在筆者看來，減持行為本身只要符合相關法規，都是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並不是一種道德瑕疵甚至罪惡。過度限制甚至禁止減持，反而是一種倒退，沒有賦予可預期的減持權利，很多資金甚至根本就不會進入股市。同時，大股東沒有減持權的話，股價漲跌與其自身利益脫鉤，也缺乏做大做強上市公司的主觀意願，也無法杜絕掏空上市公司的行為。這些弊病正是2005年股改之前A股市場存在的，正因為如此當年才需要啟動改革，讓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兩個割裂的市場，在支付一定對價和時間之後逐步接軌，當年的股改也成為大牛市的推手之一。減持的關鍵在於信息透明，只要在法規範圍內做到“賣者盡責”，投資者也需要“買者自負”。那些重點博弈市場短期價差的投資者，關注解禁、減持的信息並分析減持實施的概率，以及由此對股價的影響是必須做的功課，由此造成的波動風險自然也需要自行承擔。
同時，隨著A股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定增等再融資手段的實施，未來減持規模的擴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投資者對此應當有充分的預期和準備，特別是對於那些基本面一般，或者減持股份佔流通股比例較高，或不屬於近期熱門炒作題材有資金踴躍承接的個股，需要特別關注其中的風險。
另一方面，投資者對減持也並非不能迴避，除了關注相關公司的減持計劃之外，也可以主動出擊尋找逆勢增持的公司。在“減持潮”下被主動增持，特別是大股東或同行產業資本增持比例較大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望成為“定海神針”。像今年以來持續被同行增持乃至不斷舉牌的博彙紙業，股價也出現了明顯反應，走勢遠強於同類上市公司。對於那些存在類似增持行為且比例較大的公司，股價處於近年來低位，估值相對較低的品種，存在一定程度的關注價值。筆者重點觀察的品種有：四川成渝、江蘇銀行、紅日藥業、桂冠電力、海信電器、首開股份等。
（本文已刊發於12月7日的《紅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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