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元。這是我為李安新片《雙子殺手》首映付出的價格，4K+3D+120幀的最高配置。
坐在我旁邊的是幾位北京電影學院影視技術學院的學生，他們興奮地分析著片尾字幕到底是120幀還是60幀，只是對於更多的普通觀眾來說，這些數字對應的直觀感受也許只是更清晰更亮。
即便國內的 CINITY 廳改造全部完成，4K+3D+120幀能夠覆蓋的人群也相當有限。但中國觀眾大概還是幸運的，因為整個美國沒有一家電影院能夠欣賞這個規格的《雙子殺手》，很多給出差評的影評人觀看的也只是60幀的版本，說的最難聽的影評是“一個包裝成動作片的遊樂園項目”。
圍繞著李安的這場技術探索到底有沒有意義，我們編輯部有過幾次激烈的爭論，這種兩極分化的反應在輿論場上也隨處可見，你可以一邊看到有影評人把李安的嘗試稱作21世紀的格里菲斯，一邊又刷到這個技術方面革命可以暫時歇歇了的評論。
情況和三年前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何其相似，但相比於三年前的躊躇滿志，此刻的李安似乎也開始動搖，三年前有人追問李安他為什麼要搞新技術，他自信地回答“Because I can”，但前段時間在和復興影業集團 CEO 張昭對談時，李安似乎在問所有人，又像是在問自己地說了一句，“全世界只有我在這麼做，我不知道是世界錯了，還是我錯了。
《雙子殺手》耗資1.8億美元，在北美市場收回成本已毫無可能，最後的希望只剩中國市場。有影評人把中國市場押注 CINITY 廳，嘗試高幀率電影視作 5G 一樣彎道超車的舉措。
市場和產業可以以佈局未來的方式思考，但留給李安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在回答接下來的計劃時通常會加上一句，“如果還有投資人願意投我的話”。
他總說電影就是用來直面生活中的恐懼的，但也許他此刻最大的恐懼正是，如果錯的人是我怎麼辦？
2006年，在一個“黃黃的完美夏天”，正在拍攝《色戒》的李安遠赴瑞典東南海岸80海里外的法羅島，拜訪隱居在那裡的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
伯格曼生前的住所一直是個秘密，他曾經拒絕了伍迪·艾倫和亞歷山大·索科洛夫的拜訪請求，但他同意和李安見面。他稱讚了李安的《冰風暴》，李安伏在伯格曼的肩頭痛哭。
那次見面距離伯格曼的去世只剩不到一年。18歲那年李安第一次在電影院看到了伯格曼的《處女泉》，從未在臺灣看過這樣文藝電影的李安形容自己“觸電了，彷彿被奪去了處子之身”，從那時起伯格曼就成了李安在電影上的精神之父。
更重要的是，在拍攝《斷臂山》的前後，李安的父親也去世了。
李安的父親李升抗拒他拍電影、對他嚴厲管教的故事快被媒體講濫了，諸如當年他憑藉《喜宴》拿了柏林金熊獎，打電話給父親，父親的第一句話就是現在你能回來乾點正事了吧。
所以在電影裡實現對父權的反抗，是李安電影裡的一個重要母題，父親三部曲講的都是對父權的反抗，甚至在《綠巨人》這樣的漫改爆米花電影裡，李安也全情講述了一個自己和父親對抗的故事，以至於成為他職業生涯裡的一次重要挫折。
父親去世和電影精神之父去世之後，支撐李安電影的重要表達也隨之消失，他在《斷背山》裡拍愛情與世俗的對抗，在《色戒》裡拍家國和個體的虛妄，等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他藉著主角的口，講出了對父親的虧欠，他甚至已經完成了對宗教的解構，李安從小和母親一起去教堂禮拜，每天禱告四次，對宗教信仰的質疑曾貫穿他的成長。
對於李安來說，人世間那些重要的命題早已無可解構，他迫切地要找到支撐他電影表達的新落點。《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給了他這個機會，他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選用了 3D 技術，但24幀帶來的頻閃在 3D 製作下被放大，他發現信奉了一生的每秒24幀卻成為了他在電影世界裡自我升級的桎梏。
由此他把高幀率作為了新的電影探索方向，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裡他跳過48幀60幀直接採用120幀。為了新技術的穩定性，他還更多地採用相對簡單的電影技法，到了《雙子殺手》裡他乾脆把技能點加滿，在高幀率動作戲之外，還嘗試了從頭開始構建一個虛擬角色 Junior。
只是這一切並沒有得到評論界和大眾的認可，《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時李安還能以電影涉及到了美國自身的文化符號，美國觀眾不希望有野心的藝術家來指手畫腳，但到了《雙子殺手》，這個藉口已不再成立，評論界的差評卻只多不少，電影票房也未見明顯起色。
李安的這場技術試驗正走向失敗的邊緣。
在《斷背山》的高潮段落 Ennis 和 Jack 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Jack 對 Ennis 說，“你這個婊子養的混蛋，我真想知道怎麼才能離開你。”
這句話是電影臺詞，但其實也是李安對電影本身說的。在李安的心裡，觀眾一起觀看一部電影有著神聖的感覺，這種集體想象共同造夢如同宗教一般。
當年拿到奧斯卡最佳導演後，李安說自己要感謝電影上帝，所以在流媒體和電視從技術指標上已經超越電影的時代裡，他要努力去維護電影本身的神聖性。Netflix 可以講好一個故事，你在iPhone上也能看到一個好故事，好故事已經不再是電影的專屬，所以他只能從其它方面去當一個虔誠的信徒，維護電影在造夢方向的神聖性。
甚至更進一步說，這幾年的技術嘗試更多的是因為開拓了一個令他著迷的“美麗新世界”，彷彿“開了第三隻眼”，原來只有上帝能感受的，現在他和觀眾也能感受到，他享受這種成為造物主的感覺。
所以在用上高幀率新技術的過程中，李安最在意的就是演員的臉，高幀率能展現出人臉上的全部細節，在李安的心裡，看透一個人物的皮膚就能看穿一個人，如同上帝一樣看穿一個人。
現實生活中，李安並不是一個技術控，他在多個場合裡講過自己連信用卡都不太會用，在日常生活裡是個白痴，但為了電影他願意從零學起，瞭解每一個技術細節。
不過李安也有一個最大的對手，他已經65歲了。他用京劇《紅鬃烈馬》裡薛平貴向薛寶釵解釋自己容顏改變的話形容自己，“少年子弟江湖老，紅粉佳人兩鬢斑。”他說當他看到高幀率這項技術的時候，他多希望自己能年輕20歲。
一直以來李安的形象很符合中國人對謙謙君子的想象。林語堂當年寫《中國人》，說中國人老成溫厚，在任何情況下都安之若素，“不僅完全知己，而且完全知彼”，這恰好是李安面對電影時的態度。
李安還愛講道家，說自己“道家講裡面陰的人，外面是陽的，裡外相反”，《中國人》講道家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儒家的不足，起到了一種安全閥門的作用。
李安的成長過程，就是儒家中父父子子思想的最好印證，儒家支撐起了他大部分的人生，但父親去世後儒家的法則也隨之沒落，在某種程度上道家為他這個“儒家失敗者”提供了一個新的出口。
但李安身上又有西方人冒險的一面。
他總愛以婚姻作比，說婚姻要從一而終，但拍電影不是，拍電影要追求新鮮刺激，美國媒體 Ringer 評價他的電影生涯就是，“李安永遠在和自己較勁。”
到了這一次的《雙子殺手》，李安把它看作是一次很有趣的反省，內在的那個少年李安和走向神壇的 Ang Lee 總在打架，“我會試圖把我內心的掙扎視覺化。”
在李安的作品序列裡，《綠巨人》也許是差評最多的一部。
拍《綠巨人》的時候，李安剛剛憑藉《臥虎藏龍》拿到金球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他擁有絕對的拍片自由，無論要花多少預算他都能有，他就像是一個在超市裡隨便拿東西的小孩。
但那也是他受挫最大的一次。他拍《綠巨人》的時候，索尼的《蜘蛛俠》剛剛誕生，觀眾開始為天馬行空的超級英雄感到興奮，李安卻把綠巨人拍成了李爾王加古希臘悲劇的結合，1.3億美元的投資只換來了2.4億美元的全球票房。
前段時間在接受《衛報》專訪時李安談到自己當時的確低估了類型片的力量，也低估了和普通觀眾打交道有多難。回頭去翻《綠巨人》的影評，你能夠看到“毫無幽默感、一團糟、囉嗦、充滿冗長的心理描寫”，把這些評論套在《雙子殺手》身上似乎也都能成立，在幾段堪稱教科書式的動作戲之外，《雙子殺手》的文戲的確很糟糕，美國評論界也毫不吝惜地給出差評，爛番茄新鮮度25%，Metacritic 評分38。
一切都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很像，李安後來回憶過低口碑和低票房帶給他的打擊，“我為那部電影感到驕傲，但我搞砸了，那苦果很難下嚥。”
到了《雙子殺手》李安感嘆做電影越來越難，他已經65歲，經歷心力體力都大不如前，不敢也不能用蠻力，只能用拍電影的經驗去彌補。《雙子殺手》裡李安拍 Henry 和 Junior 的對決，其實就是在說他自己，講一個少年的成長，年輕的 Junior 一身蠻力，退休的 Henry 卻能靠經驗取勝。
不管是多麼技術為先的電影，李安也總能夾點私貨進去，但這點私貨對於電影整體的不足實在是杯水車薪。
更何況李安的難還不止來自於電影本身。
過去李安身上一個突出的標籤就是他的跨文化屬性，臺灣長大、美國求學成名、在大陸被捧上神壇，李安似乎是唯一能在美國、大陸和臺灣之間自由地遊走的電影人。
但在美國評論界和觀眾逐漸趨向於保守，擔任主席的金馬獎成為政治紛擾的犧牲品，內地觀眾似乎又遠沒有想象中為《雙子殺手》興奮（實時票房已經被《航海王：狂熱行動》超過）的當下，李安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境地，他邁出了走向他心目中未來電影的第一步，環顧四周卻發現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當年《綠巨人》失利後李安一度心灰意冷不想再拍電影，父親鼓勵他再拍一部電影試試看，還曾給他寫下兩句話，“入山不必太深，下筆不必太濃”，後來李安拍出了《色戒》和《斷背山》，登上事業的巔峰。
從《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到《雙子殺星》他又接連遭遇口碑和票房的失利，但這一次他沒打算退卻，他說自己會舉著這個技術火炬，交到下一個電影人手上。
只是下一個人在哪裡，李安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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