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上這幅照片，是我給老師們抓拍的，非常生動自然，我和老師們都很喜歡。但裡面沒有我，於是我以這種方式和老師們“合影”。）
【李鎮西專欄】
並不是我手下的每一個老師都喜歡我
本文為李鎮西校長原創，首發李鎮西校長個人微信公眾號“鎮西茶館-ID：zhenxichaguan”，校長傳媒獲得授權發佈
一
題目裡“我手下的老師”，特指我擔任成都武侯實驗中學校長期間的同事。
我卸任的時候，大多數老師捨不得我離去，還有老師流淚了，這是事實。應該也有老師並不那麼留戀我，或者有老師覺得“無所謂”，甚至有老師因我的卸任而“竊喜”，這也可能是事實。
當普通老師尤其是班主任的時候，雖然也和年級組、教研組以及本班科任老師打交道，但主要還是面對幾十個學生。我常說，相比起成年人，孩子是最單純的，我們在他們面前心靈可以不設防。但面對上百教師就不一樣了。以前當老師主要是自己管自己，現在要管別人，所以想要每一個老師都“喜歡”自己，是不太可能的。
當然，我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討好”每一位老師。我只想一點：以誠待人，把老師們當做我的學生，把自己當做一個大班主任。我這樣說，不是否認我和同事之間的平等關係，而是強調我要像愛每一個孩子一樣，去愛每一個老師。至於他們是不是都喜歡我，不是我關心和在乎的結果。
二
但作為校長，一定要欣賞每一個老師，並善於發現每一個老師的美。剛任校長不久，我在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請把你的眼睛借給我
上週的一天中午，我偶然經過三樓初一辦公室門口，無意中從開著的門看進去——
胡鑑老師、潘玉婷老師正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的椅子上睡著了。說“睡著了”，是因為她們的頭微微仰著，眼睛閉著。但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睡”，因為她們的姿勢分明是坐著。
那一刻，我的眼睛真的溼潤了！
也許她們本來不想睡，只是想在辦公桌前再做點事，但實在太疲倦了，不知不覺便睡著了。也許她們的確是在睡午覺，但又放心不下學生，所以不去公寓睡覺而只是在辦公桌前打個盹兒。
這就是我們的老師！
我後悔當時沒有帶相機，不然，我將拍下老師們最感人的鏡頭。現在，這樣的鏡頭只能永遠地留在我的心中。
不對，這樣的鏡頭，我想已經久久地留在了她們的學生眼中和心中，留在了許多老師的眼中和心中。
而且我堅信，像胡老師、潘老師這樣坐著睡覺的老師絕不只是個別的；那天只是因為我偶然經過她們辦公室，所以看到了。還有我沒有去過的辦公室裡面呢？一定一定也有不少老師這樣睡覺。他們疲倦而勞累，但他們的肩膀卻很堅強，肩負著對學生的責任；他們的內心很堅強，支撐著一種可貴的信念！
我向這樣的老師鞠躬！
又哪裡只是坐著睡覺的老師才讓我感動？
那天早晨吃飯，我看朱懷元老師一直挺著胸膛，但表情卻很痛苦，原來他因打籃球而肋骨骨折了，本來應該臥床，但他惦記著學生，硬是挺著中國人的脊樑屹立在講臺上！
我們的郭繼紅老師，身體已經很差很差，但校園裡的她從來都精神抖擻。她教的班學生很差，可她從無怨言，作為教研組長，她還要操許多心，但她從來都一聲不吭地堅持著，堅持著……
下午看到劉懿萱老師挺著大肚子吃力的走在校園裡，我對她只說了一句：“多保重！”她笑笑。這麼熱的天，步履艱難，卻仍然堅持上班。不止是她，何勤老師也是挺著肚子吃力地爬上一層又一層的樓，走進教室給學生上課……
我還知道，上學期楊垚老師扁桃體化膿，依然堅持上課；上學期，唐燕上午輸液，下午趕回學校……
我還知道，謝安瓊老師的腿不好，但她每天都一瘸一拐地準時登上四樓五樓，走進教室……
每天早晨，當我開著車上班時，我就想，現在有多少老師正在擠公共汽車啊，有的老師還要轉兩三次車，於是他們不得不很早起床，有的老師孩子還很小。而晚自習結束後，公共汽車已經收班，唐朝霞等老師還得打的回家。本來我早已經專門安排了人負責在晚自習結束後送唐老師回家，可只送了一次，唐老師卻怎麼也不願讓人送。
天氣漸漸熱了，中午更是烈日當空，可我們的楊翠容老師還利用中午的時間家訪，去說服家長讓孩子上學。為了節約時間不耽誤下午上課，楊老師便打的家訪。而在我們學校，像楊老師這樣的班主任，實在是很多很多……
……
生活在這樣的老師中間，時時都在感動；而生活在感動中，就是一種幸福啊！
我慶幸，我的老師們給了我幸福。所以，我已經明確告訴雷局長：我不走了，我願意和這樣的老師一起把我們的學校建設得更好！
我曾經在大會上說，不鼓勵老師帶病上班，有病請假不扣錢，帶病上班要扣錢。可是，面對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規定”我能忍心“說話算數”？強迫這些生病的老師不上班吧？可那麼多班的課，又有誰去上呢？
寫到這裡，我的心情真是難受而又矛盾。
上面所談到的我們老師的感人細節，只是我偶然看到和聽到的，這些知道的事只是實際發生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還有更多的愛的細節——對教育的愛，對學生的愛，對學校的愛，對周圍人的愛……我還不知道。
但我實在想知道更多的感人的老師和他們的事蹟——雖然這所謂的“事蹟”只是一個普通的場面或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遺憾的是我只有一雙眼睛。所以，在這裡，我誠懇地請求我們學校的老師們把你的眼睛借給我，幫我看看，在我們武侯實驗中學，還有哪些人值得我們尊敬，還有哪些細節應該載入我們心靈？
請把你看到的充滿愛心的故事告訴我，變成文字傾斜在鍵盤上讓大家分享，讓更多的人知道，武侯實驗中學的老師的確是我們最可愛的人！
我的情感是真誠的。我還把這篇短文發給全校老師。老師們的回應也很真誠——一時間，在學校的論壇上，許多老師紛紛“舉報”他看到的同事的感人細節。
文中“我曾經在大會上說，不鼓勵老師帶病上班，有病請假不扣錢，帶病上班要扣錢”幾句，贏得老師們的掌聲。我當然是真心的，但後來我才知道根本做不到。儘管沒做到，但至少絕大多數老師還是理解我的。
三
但因為種種原因，我感覺我也“得罪”了一些老師。
比如，2008年7月初，學校期末最後一次教工大會，我宣佈下學期的工作安排。突然，邱俊傑老師站了起來，當眾大聲罵我。原來學校對他的工作做了調整，他很不滿意，控制不住的情緒便爆發了。事後邱俊傑很真誠地給我道歉，說自己一時衝動，而且他還主動寫成書面檢查在大會上向我認錯。其實學校之所以調整他的工作，實在是因為他那段時間的工作態度的確不佳，或者說，狀態不太好。後來，邱俊傑有了很大的進步，尤其是課堂改革，一馬當先，其課堂教學深受孩子們歡迎。我還請他到鄭州參加全國課堂教學改革論壇，並上公開課。漸漸地，我們成了真誠的朋友。再後來，他又一次犯錯誤，我狠狠批評，且根據有關規定給他處分。他心悅誠服地接受。我感覺，他並沒有因此而恨我。
還有李青青老師。曾經讓我特別頭疼，她體罰學生，我也按相關規定處分過她；她曾經很恨我（後來她自己說的），見了面都不理我，但最終終於不但理解我了，對我特別尊敬，而且成了一名非常優秀的老師。我還帶著她上了央視《小崔說事》，讓她講自己的成長故事，崔永元覺得她特別率真可愛。還有趙敏敏老師，也曾是讓我操心的年輕人，被我罵哭過，她是不是曾經也“恨”過我，我不知道，但至少怕過我，因此不喜歡我，這應該是事實。不過，後來在我的引導下，她慢慢成長起來了，越來越優秀。我不當校長離開學校兩年了，她經常給我發短信和微信，表示“想念李校長”。每當想起這些，我都很溫馨。
四
但很清醒，在擔任武侯實驗中學校長九年期間，肯定也“得罪”過老師的。其原因大致有這麼幾種情況——
一是我的不對，有時候面對老師的違紀違規行為不夠冷靜，因而處置失當。比如，有一次考試，一個監考老師來遲到了，而且遲到了八分鐘，事先沒有給學校任何一個人請假。學校非常被動，不得不在監考前幾分鐘臨時安排人手進入考場監考。這顯然屬於嚴重的教學事故。所以當這位老師來了之後，我狠狠批評了她。事後得知是她臨出門前家裡突發急事，她匆匆處理好才趕到學校，所以遲到了。我批評她沒錯，因為就算家裡突然出事，給學校打個電話總是可以的。但我當時的批評過於嚴厲了。這是我做校長九年期間，唯一的一次對老師發火。後來我專門找她談過一次，既嚴肅指出她錯在何處，也誠懇向她表達歉意。她也承認自己不對，但以後很長時間，她見了我都不高興。我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李青青和趙敏敏，畢竟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樣。
二是副手犯錯，我為承擔責任對老師們說是我“決定”的，有關老師自然歸罪於我。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這點我不便舉例。我從沒做過中層幹部，是直接做校長的，論行政管理，我顯然不如我的副手有經驗——他們都是從教研組長、年級主任等一步步提拔上來的。所以學校的好多事我都放心地交給副校長和中層幹部。但我校那麼大，三千餘學生，近兩百教職工（如果加上附屬小學則有近三百教師），管理難度可想而知。有時候副手們處理問題不一定每次都合情、合理、合法，有時候只能“合”其一或二；有時候的確就是明顯的失誤——誰能保證不犯一點錯呢？但作為校長，每次出現這種情況，我都承擔責任，說“是我的決定”。這樣，當然可能會有老師對我不滿。那沒辦法，既然搞管理，這是我必須付出的“情感損失”。我相信，多數老師會理解我，諒解我，但有沒有老師對我一直耿耿於懷呢？那我管不著。我管得著的，是教育我的副手們儘量少犯錯誤。
五
三是因為我“不領情”，而得罪了個別老師。這個倒值得一說。2007年4月，我母親查出患了癌症，隨即住進了醫院。知道的老師都來病房看我母親。有一位老師硬塞了一個紅包在我母親枕頭下——她走了以後我才發現的。我當然不會收。第二天便非常誠懇地向這位老師表示感謝，並把紅包堅決退給她了。結果從此她對我敬而遠之，一直到我卸任，我感到她對我禮貌而漠然的態度都沒變。對此我很坦然，不後悔我退她的紅包。她理解我，這才是真正的朋友。如果不理解我，因而不“喜歡”我，說明當初我退是正確的，那我們就只做同事，不做朋友，沒關係的。還有一次，一位打算競聘中層幹部的老師給我塞紅包，我心裡感到特別噁心，覺得這是對我人格的侮辱。出於禮貌，我還是沒有傷其自尊心，但我堅決退掉了紅包。後來這位老師競聘沒有成功，表面上對我還是很尊敬的，但心裡是不是一直恨我，我就不知道了。對我來說，這樣的同事恨不恨我，我無所謂。
四是有老師要調走，而我沒有同意，個別老師可能會怨恨我。我年輕時經歷過幾次調動，每次校長都不放，所以我每走一步都非常艱難。當時我就想，如果以後做了校長，我一定要做一個開明的校長，尊重老師們調動的意願。果真，我當校長時，好幾位老師給我提出調動，我毫不猶豫，提筆簽字，連原因都不問，因為我想，人家要走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老師為了調動，還準備給我送禮塞紅包，請我吃飯，結果這一切統統“英雄無用武之地”，我的毫不猶豫讓他們感到吃驚。當然這樣也不好，有一個申請調離的老師就給我說過：“我都做好了您不同意的思想準備來找您，準備一大堆理由想說服您，結果您那麼爽快，我卻有些失落了，感覺我在您心中並不重要。”我趕緊給他解釋：“你真是冤枉我了。我是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這學校又不是我私人的，我有什麼理由不放你呢？”所以，那些老師都非常感謝我。有人認為我的開明是基於自信——每年想來我學校來的老師更多，這是事實，但我個人倒首先不是因為“自信”，而是對老師們的尊重。但後來有老師申請調動我卻沒有輕易答應，有的是因為臨時說要走，學校根本來不及調整已經安排定的工作——新招老師也來不及；有的是因為擔任畢業班教學，如果臨時換老師，對孩子們的學業會造成影響，我勸相關老師推遲一年……這個別“調動不順”的老師也許理解我，也許在心裡埋怨我，但我只能以學校大局為重。
六
五是因為“制度”與“人情”產生衝突，可能會讓一些老師對我不高興。校長的管理應該富有人情味兒。但這裡的“人情味兒”應該通過富有“人性”的制度來體現，而不能是校長隨心所欲地濫用“情感”。任何一個單位都不能沒有制度，學校當然也不例外。雖然這個制度從根本上說不能與人性相悖，這是常識；但這並不意味著通過民主程序充分尊重民意基礎上確立的制度，就能讓每一個人都滿意，這也是常識。當二者相悖時，我儘量找平衡點，儘可能在允許的彈性空間內做出有利於老師的處理。但當二者發生不可折中的衝突時，我只能站在制度一邊。比如有一次，我發現一個年輕老師連課都沒備（不是沒寫教案，而是沒備課）便走進了教室。這對學生是極其不負責的，我當然要按規矩處理。這時候講“人文關懷”，不但是對這個教師的未來不負責任，也對不起可愛的孩子們，更是對教育這份職業的褻瀆！還有教師體罰學生，這是違反教育局有關規定的，是師德“紅線，”但我不是簡單化地“依法處理”，而是根據具體情況，能不處罰的儘量不處罰，可如果情節惡劣，影響嚴重，該處理還得處理。還有教師請病假的問題。我當校長之初，曾天真而真誠地打算教師有病請假不扣錢。這話老師們聽了當然鼓掌，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因為國家的有關制度就明確規定，公職人員（不僅僅是教師）請病假是要扣錢的——扣多扣少根據具體情況也許會有彈性，但扣不扣則不是學校校長能夠決定的。當然，從學校來說，我們儘量通過其他方式給因病請假的老師以慰問，包括從工會的角度給相關老師一定的補助，但制度還得執行。應該說，制度對事不對人，絕大多數老師都能理解，不過會不會有老師因此而對學校和我個人“心懷不滿”呢？這個我就不好說了。但是，如果有老師因為這個原因不喜歡我，我才不會有半點愧疚呢！
六是極個別明顯違反師德要求、職業規範或相關勞動紀律，妨礙學校改革，敗壞學校風氣，我按規矩處理，被處理者當然對我不高興——豈止是不高興，可能還“懷恨在心”。這方面的故事很是精彩，寫出來絕對有很強的可讀性。但這裡我不講了，還是給個別人一些面子——雖然這個別人已經不在武侯實驗中學。我想強調的是，作為一個管理者的所謂“擔當”，很多時候就是體現在敢於“碰硬”，敢於對不良風氣說“不”！其實，就管理而言，我總體上是很溫和的一個人，完全談不上“有魄力”，決不是像崔其升等名校校長那樣“一言九鼎”。但是，當有人損害學校聲譽和損害學生利益時，如果校長怕“得罪”這個別人，那就得罪了全體教職工，也對不起三千多孩子和信任學校的家長們！因此，有個別人不喜歡我甚至恨我，很正常。這是我的光榮。
正因為我不怕得罪個別人，所以絕大多數老師真誠地擁戴我。2015年7月4日下午，我在學校階梯教室最後一次以校長的身份向老師們講話。結束後，我一走出階梯教室，老師們把我圍著，排著隊和我合影。他們說：“我們和李老師共事九年，還沒有和李老師照過合影。”那個場面，至今都讓我感動。這是我的幸福。
七
我離開武侯實驗中學已經兩年，至今還時不時有老師給我發短信，表達對我的想念，不止一個老師還說“夢見李老師了”。每次收到這樣的短信，我都很溫馨。也常常有老師到武侯區教科院開會或參加教研活動，也見縫插針地到我辦公室看我，每當這時我們彼此都很驚喜。我曾經想過，如果我不當校長，我會和每一個老師相處得很好，但一當校長首先就得考慮學校的大局，有時候難免可能會讓一些老師不高興；那沒法，誰叫我是校長呢？當然，對於因為我工作失誤而可能給一些老師造成的不快，我也會感到不安和內疚，所以在卸任演說時我就公開說了“對不起”，在此我再次表達真誠的歉意。
昨天在南京和著名特級教師王棟生（即著名雜文家吳非先生）聊天，談到師生關係他說：“教書是我的職業，上課批改作文是我的工作。學生一畢業，各自分手。我的任務也就完成了。學生喜不喜歡你，我從不掛在心上。”我想，當校長也應該這樣想。
2017年6月24日
本文選自李鎮西著《李鎮西校長手記2：好的教育莫過於感》（長江文藝出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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