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这幅照片，是我给老师们抓拍的，非常生动自然，我和老师们都很喜欢。但里面没有我，于是我以这种方式和老师们“合影”。）
【李镇西专栏】
并不是我手下的每一个老师都喜欢我
本文为李镇西校长原创，首发李镇西校长个人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ID：zhenxichaguan”，校长传媒获得授权发布
一
题目里“我手下的老师”，特指我担任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期间的同事。
我卸任的时候，大多数老师舍不得我离去，还有老师流泪了，这是事实。应该也有老师并不那么留恋我，或者有老师觉得“无所谓”，甚至有老师因我的卸任而“窃喜”，这也可能是事实。
当普通老师尤其是班主任的时候，虽然也和年级组、教研组以及本班科任老师打交道，但主要还是面对几十个学生。我常说，相比起成年人，孩子是最单纯的，我们在他们面前心灵可以不设防。但面对上百教师就不一样了。以前当老师主要是自己管自己，现在要管别人，所以想要每一个老师都“喜欢”自己，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讨好”每一位老师。我只想一点：以诚待人，把老师们当做我的学生，把自己当做一个大班主任。我这样说，不是否认我和同事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是强调我要像爱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每一个老师。至于他们是不是都喜欢我，不是我关心和在乎的结果。
二
但作为校长，一定要欣赏每一个老师，并善于发现每一个老师的美。刚任校长不久，我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请把你的眼睛借给我
上周的一天中午，我偶然经过三楼初一办公室门口，无意中从开着的门看进去——
胡鉴老师、潘玉婷老师正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睡着了。说“睡着了”，是因为她们的头微微仰着，眼睛闭着。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睡”，因为她们的姿势分明是坐着。
那一刻，我的眼睛真的湿润了！
也许她们本来不想睡，只是想在办公桌前再做点事，但实在太疲倦了，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也许她们的确是在睡午觉，但又放心不下学生，所以不去公寓睡觉而只是在办公桌前打个盹儿。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后悔当时没有带相机，不然，我将拍下老师们最感人的镜头。现在，这样的镜头只能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
不对，这样的镜头，我想已经久久地留在了她们的学生眼中和心中，留在了许多老师的眼中和心中。
而且我坚信，像胡老师、潘老师这样坐着睡觉的老师绝不只是个别的；那天只是因为我偶然经过她们办公室，所以看到了。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办公室里面呢？一定一定也有不少老师这样睡觉。他们疲倦而劳累，但他们的肩膀却很坚强，肩负着对学生的责任；他们的内心很坚强，支撑着一种可贵的信念！
我向这样的老师鞠躬！
又哪里只是坐着睡觉的老师才让我感动？
那天早晨吃饭，我看朱怀元老师一直挺着胸膛，但表情却很痛苦，原来他因打篮球而肋骨骨折了，本来应该卧床，但他惦记着学生，硬是挺着中国人的脊梁屹立在讲台上！
我们的郭继红老师，身体已经很差很差，但校园里的她从来都精神抖擞。她教的班学生很差，可她从无怨言，作为教研组长，她还要操许多心，但她从来都一声不吭地坚持着，坚持着……
下午看到刘懿萱老师挺着大肚子吃力的走在校园里，我对她只说了一句：“多保重！”她笑笑。这么热的天，步履艰难，却仍然坚持上班。不止是她，何勤老师也是挺着肚子吃力地爬上一层又一层的楼，走进教室给学生上课……
我还知道，上学期杨垚老师扁桃体化脓，依然坚持上课；上学期，唐燕上午输液，下午赶回学校……
我还知道，谢安琼老师的腿不好，但她每天都一瘸一拐地准时登上四楼五楼，走进教室……
每天早晨，当我开着车上班时，我就想，现在有多少老师正在挤公共汽车啊，有的老师还要转两三次车，于是他们不得不很早起床，有的老师孩子还很小。而晚自习结束后，公共汽车已经收班，唐朝霞等老师还得打的回家。本来我早已经专门安排了人负责在晚自习结束后送唐老师回家，可只送了一次，唐老师却怎么也不愿让人送。
天气渐渐热了，中午更是烈日当空，可我们的杨翠容老师还利用中午的时间家访，去说服家长让孩子上学。为了节约时间不耽误下午上课，杨老师便打的家访。而在我们学校，像杨老师这样的班主任，实在是很多很多……
……
生活在这样的老师中间，时时都在感动；而生活在感动中，就是一种幸福啊！
我庆幸，我的老师们给了我幸福。所以，我已经明确告诉雷局长：我不走了，我愿意和这样的老师一起把我们的学校建设得更好！
我曾经在大会上说，不鼓励老师带病上班，有病请假不扣钱，带病上班要扣钱。可是，面对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规定”我能忍心“说话算数”？强迫这些生病的老师不上班吧？可那么多班的课，又有谁去上呢？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真是难受而又矛盾。
上面所谈到的我们老师的感人细节，只是我偶然看到和听到的，这些知道的事只是实际发生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有更多的爱的细节——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爱，对周围人的爱……我还不知道。
但我实在想知道更多的感人的老师和他们的事迹——虽然这所谓的“事迹”只是一个普通的场面或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遗憾的是我只有一双眼睛。所以，在这里，我诚恳地请求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把你的眼睛借给我，帮我看看，在我们武侯实验中学，还有哪些人值得我们尊敬，还有哪些细节应该载入我们心灵？
请把你看到的充满爱心的故事告诉我，变成文字倾斜在键盘上让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武侯实验中学的老师的确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我的情感是真诚的。我还把这篇短文发给全校老师。老师们的回应也很真诚——一时间，在学校的论坛上，许多老师纷纷“举报”他看到的同事的感人细节。
文中“我曾经在大会上说，不鼓励老师带病上班，有病请假不扣钱，带病上班要扣钱”几句，赢得老师们的掌声。我当然是真心的，但后来我才知道根本做不到。尽管没做到，但至少绝大多数老师还是理解我的。
三
但因为种种原因，我感觉我也“得罪”了一些老师。
比如，2008年7月初，学校期末最后一次教工大会，我宣布下学期的工作安排。突然，邱俊杰老师站了起来，当众大声骂我。原来学校对他的工作做了调整，他很不满意，控制不住的情绪便爆发了。事后邱俊杰很真诚地给我道歉，说自己一时冲动，而且他还主动写成书面检查在大会上向我认错。其实学校之所以调整他的工作，实在是因为他那段时间的工作态度的确不佳，或者说，状态不太好。后来，邱俊杰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课堂改革，一马当先，其课堂教学深受孩子们欢迎。我还请他到郑州参加全国课堂教学改革论坛，并上公开课。渐渐地，我们成了真诚的朋友。再后来，他又一次犯错误，我狠狠批评，且根据有关规定给他处分。他心悦诚服地接受。我感觉，他并没有因此而恨我。
还有李青青老师。曾经让我特别头疼，她体罚学生，我也按相关规定处分过她；她曾经很恨我（后来她自己说的），见了面都不理我，但最终终于不但理解我了，对我特别尊敬，而且成了一名非常优秀的老师。我还带着她上了央视《小崔说事》，让她讲自己的成长故事，崔永元觉得她特别率真可爱。还有赵敏敏老师，也曾是让我操心的年轻人，被我骂哭过，她是不是曾经也“恨”过我，我不知道，但至少怕过我，因此不喜欢我，这应该是事实。不过，后来在我的引导下，她慢慢成长起来了，越来越优秀。我不当校长离开学校两年了，她经常给我发短信和微信，表示“想念李校长”。每当想起这些，我都很温馨。
四
但很清醒，在担任武侯实验中学校长九年期间，肯定也“得罪”过老师的。其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是我的不对，有时候面对老师的违纪违规行为不够冷静，因而处置失当。比如，有一次考试，一个监考老师来迟到了，而且迟到了八分钟，事先没有给学校任何一个人请假。学校非常被动，不得不在监考前几分钟临时安排人手进入考场监考。这显然属于严重的教学事故。所以当这位老师来了之后，我狠狠批评了她。事后得知是她临出门前家里突发急事，她匆匆处理好才赶到学校，所以迟到了。我批评她没错，因为就算家里突然出事，给学校打个电话总是可以的。但我当时的批评过于严厉了。这是我做校长九年期间，唯一的一次对老师发火。后来我专门找她谈过一次，既严肃指出她错在何处，也诚恳向她表达歉意。她也承认自己不对，但以后很长时间，她见了我都不高兴。我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李青青和赵敏敏，毕竟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二是副手犯错，我为承担责任对老师们说是我“决定”的，有关老师自然归罪于我。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点我不便举例。我从没做过中层干部，是直接做校长的，论行政管理，我显然不如我的副手有经验——他们都是从教研组长、年级主任等一步步提拔上来的。所以学校的好多事我都放心地交给副校长和中层干部。但我校那么大，三千余学生，近两百教职工（如果加上附属小学则有近三百教师），管理难度可想而知。有时候副手们处理问题不一定每次都合情、合理、合法，有时候只能“合”其一或二；有时候的确就是明显的失误——谁能保证不犯一点错呢？但作为校长，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我都承担责任，说“是我的决定”。这样，当然可能会有老师对我不满。那没办法，既然搞管理，这是我必须付出的“情感损失”。我相信，多数老师会理解我，谅解我，但有没有老师对我一直耿耿于怀呢？那我管不着。我管得着的，是教育我的副手们尽量少犯错误。
五
三是因为我“不领情”，而得罪了个别老师。这个倒值得一说。2007年4月，我母亲查出患了癌症，随即住进了医院。知道的老师都来病房看我母亲。有一位老师硬塞了一个红包在我母亲枕头下——她走了以后我才发现的。我当然不会收。第二天便非常诚恳地向这位老师表示感谢，并把红包坚决退给她了。结果从此她对我敬而远之，一直到我卸任，我感到她对我礼貌而漠然的态度都没变。对此我很坦然，不后悔我退她的红包。她理解我，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如果不理解我，因而不“喜欢”我，说明当初我退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只做同事，不做朋友，没关系的。还有一次，一位打算竞聘中层干部的老师给我塞红包，我心里感到特别恶心，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出于礼貌，我还是没有伤其自尊心，但我坚决退掉了红包。后来这位老师竞聘没有成功，表面上对我还是很尊敬的，但心里是不是一直恨我，我就不知道了。对我来说，这样的同事恨不恨我，我无所谓。
四是有老师要调走，而我没有同意，个别老师可能会怨恨我。我年轻时经历过几次调动，每次校长都不放，所以我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当时我就想，如果以后做了校长，我一定要做一个开明的校长，尊重老师们调动的意愿。果真，我当校长时，好几位老师给我提出调动，我毫不犹豫，提笔签字，连原因都不问，因为我想，人家要走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老师为了调动，还准备给我送礼塞红包，请我吃饭，结果这一切统统“英雄无用武之地”，我的毫不犹豫让他们感到吃惊。当然这样也不好，有一个申请调离的老师就给我说过：“我都做好了您不同意的思想准备来找您，准备一大堆理由想说服您，结果您那么爽快，我却有些失落了，感觉我在您心中并不重要。”我赶紧给他解释：“你真是冤枉我了。我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学校又不是我私人的，我有什么理由不放你呢？”所以，那些老师都非常感谢我。有人认为我的开明是基于自信——每年想来我学校来的老师更多，这是事实，但我个人倒首先不是因为“自信”，而是对老师们的尊重。但后来有老师申请调动我却没有轻易答应，有的是因为临时说要走，学校根本来不及调整已经安排定的工作——新招老师也来不及；有的是因为担任毕业班教学，如果临时换老师，对孩子们的学业会造成影响，我劝相关老师推迟一年……这个别“调动不顺”的老师也许理解我，也许在心里埋怨我，但我只能以学校大局为重。
六
五是因为“制度”与“人情”产生冲突，可能会让一些老师对我不高兴。校长的管理应该富有人情味儿。但这里的“人情味儿”应该通过富有“人性”的制度来体现，而不能是校长随心所欲地滥用“情感”。任何一个单位都不能没有制度，学校当然也不例外。虽然这个制度从根本上说不能与人性相悖，这是常识；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民主程序充分尊重民意基础上确立的制度，就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这也是常识。当二者相悖时，我尽量找平衡点，尽可能在允许的弹性空间内做出有利于老师的处理。但当二者发生不可折中的冲突时，我只能站在制度一边。比如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年轻老师连课都没备（不是没写教案，而是没备课）便走进了教室。这对学生是极其不负责的，我当然要按规矩处理。这时候讲“人文关怀”，不但是对这个教师的未来不负责任，也对不起可爱的孩子们，更是对教育这份职业的亵渎！还有教师体罚学生，这是违反教育局有关规定的，是师德“红线，”但我不是简单化地“依法处理”，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能不处罚的尽量不处罚，可如果情节恶劣，影响严重，该处理还得处理。还有教师请病假的问题。我当校长之初，曾天真而真诚地打算教师有病请假不扣钱。这话老师们听了当然鼓掌，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国家的有关制度就明确规定，公职人员（不仅仅是教师）请病假是要扣钱的——扣多扣少根据具体情况也许会有弹性，但扣不扣则不是学校校长能够决定的。当然，从学校来说，我们尽量通过其他方式给因病请假的老师以慰问，包括从工会的角度给相关老师一定的补助，但制度还得执行。应该说，制度对事不对人，绝大多数老师都能理解，不过会不会有老师因此而对学校和我个人“心怀不满”呢？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但是，如果有老师因为这个原因不喜欢我，我才不会有半点愧疚呢！
六是极个别明显违反师德要求、职业规范或相关劳动纪律，妨碍学校改革，败坏学校风气，我按规矩处理，被处理者当然对我不高兴——岂止是不高兴，可能还“怀恨在心”。这方面的故事很是精彩，写出来绝对有很强的可读性。但这里我不讲了，还是给个别人一些面子——虽然这个别人已经不在武侯实验中学。我想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管理者的所谓“担当”，很多时候就是体现在敢于“碰硬”，敢于对不良风气说“不”！其实，就管理而言，我总体上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完全谈不上“有魄力”，决不是像崔其升等名校校长那样“一言九鼎”。但是，当有人损害学校声誉和损害学生利益时，如果校长怕“得罪”这个别人，那就得罪了全体教职工，也对不起三千多孩子和信任学校的家长们！因此，有个别人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很正常。这是我的光荣。
正因为我不怕得罪个别人，所以绝大多数老师真诚地拥戴我。2015年7月4日下午，我在学校阶梯教室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向老师们讲话。结束后，我一走出阶梯教室，老师们把我围着，排着队和我合影。他们说：“我们和李老师共事九年，还没有和李老师照过合影。”那个场面，至今都让我感动。这是我的幸福。
七
我离开武侯实验中学已经两年，至今还时不时有老师给我发短信，表达对我的想念，不止一个老师还说“梦见李老师了”。每次收到这样的短信，我都很温馨。也常常有老师到武侯区教科院开会或参加教研活动，也见缝插针地到我办公室看我，每当这时我们彼此都很惊喜。我曾经想过，如果我不当校长，我会和每一个老师相处得很好，但一当校长首先就得考虑学校的大局，有时候难免可能会让一些老师不高兴；那没法，谁叫我是校长呢？当然，对于因为我工作失误而可能给一些老师造成的不快，我也会感到不安和内疚，所以在卸任演说时我就公开说了“对不起”，在此我再次表达真诚的歉意。
昨天在南京和著名特级教师王栋生（即著名杂文家吴非先生）聊天，谈到师生关系他说：“教书是我的职业，上课批改作文是我的工作。学生一毕业，各自分手。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学生喜不喜欢你，我从不挂在心上。”我想，当校长也应该这样想。
2017年6月24日
本文选自李镇西著《李镇西校长手记2：好的教育莫过于感》（长江文艺出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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