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問題一直是金庸武俠小說中重要主題之一，“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四部小說幾乎每一步都涉及了民族國家情感問題。金庸說：“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則成為主要基調。”特別是在《天龍八部》和《鹿鼎記》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天龍八部》中，蕭峰在大宋生活了三十多年，在這期間，他最尊敬的師傅以及他所敬重的養父母和他的一些朋友，他們都是漢人。他曾親眼目睹契丹人的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並對契丹人深惡痛疾，而當他有一天，卻發現自己竟然是自己曾經所厭惡的契丹人，內心悲憤苦悶至極。同時，他又看到大宋的官兵同樣對待契丹的老弱婦孺也是同樣的殘暴麻木不仁。這個時候，他意識到民族本身沒有好壞之分，有好壞之分的只是單純的個人和集體。從此，他不再以漢人為榮，也不再以契丹人為恥。可是，在民族歸屬上，他不能認同自己是契丹人這一事實，同樣的在民族情感上，他的恩人養父母朋友也都是漢人。這使他既不能為了宋人殺害契丹人，更不能為了契丹人去殺漢人。他所愛惜的同情的是百姓，他所渴望的是兩國能夠和平共處，給百姓一個安樂的家園。可是他卻無力組織雙方的敵對和戰爭。最終，雁門關上，為了爭取和平，他選擇了犧牲自己。
蕭峰的這種情感態度，不在是一種狹隘的民族情感，在民族問題上得到了一個質的昇華。正如智光大師佛謁所言：“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因此，無論是漢人還是契丹人，民族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個人有善惡之分。
而在書中，金庸讓大理的段譽，大宋的虛竹，以及契丹的蕭峰成為了生死與共的好兄弟，又讓虛竹成為了西夏的駙馬，這本身就是一種民族的融合。而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又成為了一個長情。在共同抵禦境外侵略來犯時，各民族之間總能相互融合交流，從而變得強大，而最終，則又會消融、分裂。這便成為一個循環往復的開端。
在《鹿鼎記》中，韋小寶曾對施琅說：“男子漢大丈夫，總要打外國鬼子才了不起，中國人殺中國人，殺的再多，也不算好漢，你說是不是？”而在《鹿鼎記》結尾處，妓女韋春花也對漢蒙滿回藏沒有任何民族偏見，反而對侵略中華的羅剎國“紅毛鬼”要將其掃地出門，這種中華民族的民族內部鬥爭與中國境外外來侵略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兩種概念。因而在金庸的文學作品中，是贊成與各民族之間相互借鑑交流，但這並不意味著民族界限的消除，只是說是一種本民族的歸屬感和對外來民族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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