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全面推行新政。其中，新式教育首当其冲。清政府在改革教育体制的同时，为振兴新式学务，便下令各地拨出学田，以“田租养学”的方式来补助当地新式教育的普及工作。
多伦诺尔抚民同知署本着这一精神，用“陋规银”在多伦诺尔厅南部的毓公府大南沟马场荒地十号购置毓公府（其主人在北京，马厂交由王府家人管理）的五千亩土地（实为七千亩）作为学田之地。学田地由许心德为首的农民领种，地租收入为“二八分成”。收取的地租用来支持多伦诺尔的教育事业。后来，租种学田的农民增多，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学田地村。
多伦诺尔抚民同知署非常重视新式教育。抚民同知选调进士、永平县人士鲍俊卿任多伦厅教授。在清代，管理官学的官员，县级为教谕，府、厅为教授。教授是多伦诺尔厅管理官学的主要官员，品秩为七品。为此，多伦诺尔成立高等小学堂一处。该学堂是在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成立的兴化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学堂的学科为修身、经学、格致、算术、地理、历史、习字、作文、图画、体操十科。这是多伦诺尔近代教育的发端，也是锡林郭勒盟地区新式教育的开始。
多伦诺尔抚民同知署在拨出学田的时候，还设立了《多伦诺尔学田碑》。其碑文应为多伦诺尔同知卢木斋奉调之前所勒记（此时，多伦诺尔同知祝芾已经上任）。另一说法是光绪三十一年设立了《多伦诺尔学田碑》，此说法待考。该碑文记述了建立学田的经过，其背面还刻有学田的四至。只是目前，这个《多伦诺尔学田碑》已经隐没不知去向。
（卢木斋）
附：多伦诺尔学田碑文
国家经庚子之变，锐然思变法，科举改试策论政艺之外，尤以偏直省府州县设学堂为谆谆，盖列强竞争最烈之际，非人人爱国，不足以图存；非人人明学，不能知爱国；非民德民智民力并进，不足以成学。古之设学校也仅为一士，今之设学堂也则无论为农、为工、为商、为兵、为牧夫、为警卒，内而至于妇人、赤子，下而至于聋哑痴盲，极而至于罪废囚徒皆赖学堂教育，以补救之焉。官之有候补，吾国所习见也，民之有候补，吾国所创闻也。然泰西各国通例，必入小学堂，明普通之学者，方称为候补之国民，否则奴隶、牛马、野蛮生番视之不齿于民也。且儿童六岁至十四岁名曰学龄，如旷废不令入学者，罚其父母，无父母者，罚其有责任之亲友。其视学堂之重要、如此劝学之广大如彼以。故德美英法各国无人不学无事无学，学堂多至数十万所、学费多至数百兆金，即日本区区三岛，人民不及吾十之一、土地不过我十八行省之一，然自明治维新以来，公私学堂生徒四百余万人，学费亦年用四千余万金。三十年来人才辈出，近且日增月益而未有艾。此所以甲午、庚子两役能得二百数十兆之偿款，执东洋之牛耳，富强为世人所惊羡，豈非广立学堂之明效欤靖学术浅陋承之此邦，奉宪檄设立学堂审顾劝谕经年，迄莫得其下手之方。盖多伦远处塞外，向为蒙民游牧之场、商贾侨居之地，不惟无师，抑且无徒，语言不通荣进无与屡示不应，原无足怪。故筹款尤难也。况督部堂袁公奏定直隶学堂章程，每中学堂经费年须三五千金，若筹款生息非十万金不能得此经常之款。夫以文字不同之蒙众荣辱关之商旅。值此民智未开之日，虽有智者又乌从而劝导筹集之耶。今又丁先秦淑人之尤，肝肠寸裂、心神智乱交卸在即，益无能为力，原有集存陋规银一千四百两购置毓公府大南沟马场荒地十号，计地五千亩，合内地不下七千数百亩。四至另载于碑阴。交许心德等领种，开垦二年，垦熟后二八分粮，即永远为阖厅兴立学堂之费，禀定不准挪作别项公用。如得有忧时爱士之君子，明农教稼整顿而调度之，一二千之租尚不难致。若仿农学、畜牧新法，虽离万金之租尚非妄想也。嗟乎世变方殷，时艰孔急，鲸吞虎视于吾侧者，方磨牙睨瓜，朝不容夕，而此区区数十顷之地，得利尚在一二年后，兴立学堂、培植人才更不知何时，引远水而救近焚，驰遥道而拯急溺，安在其有济也。然子舆氏不尝云今苟不畜则终身不得乎，故靖创置此学田地也，姑比之精卫之衔石、愚公之移山，结此愚诚以俟苍苍者之感召耳，效与否非所能逆覩也。然后之抚斯土者倘不弃此一篑，继长增高而预备之，又乌知不收效至捷耶。日耳曼五百年与此间景象不相远耳，今猝为欧洲第一文明，强盛之国岂非有弗兰培尔、海鲁伯尔诸教育家为之倡引哉。人类进化之速又焉可以常情量也，国忧家戚交集于中惄，如擣语不暇姑杂录世界学堂之大略与置此学田之本意，以供贤司马采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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