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阅中国革命史，常令我感慨万千。人脉，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仅就军事方面来说，朱德元帅的人脉资源最得力。他在云南讲武堂的那些同学，虽处敌对阵营，却多次冒险帮助他这位老同学，有的还不惜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歌可泣。
当然，这也得归功于朱德的人品好，人缘好。
1927年1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杨森第20军党代表的朱德，离开该军到了武汉。朱德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前往南昌，转到当时正驻扎在南昌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朱培德部工作。
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军长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等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情很深。
另外，朱德还有一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当时也在江西及其周边活动，例如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27师师长杨如轩和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等。
朱德
见了老同学朱培德后，朱德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朱培德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任命朱德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教育团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3军，但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领导，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培养的学员当中，中共党员多达数百人，在南昌起义及以后历次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培德生于1888年，比朱德小2岁，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人。在讲武堂就读时，朱培德与朱德品学兼优，表现出众。每逢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这两人出来指挥。他俩配合默契，指挥有方，时称“模范二朱”。
1927年4月7日，朱培德就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仅隔两天，他就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如此一来，朱德一手抓军官教育团，一手抓地方治安。
蒋介石“清共”命令下达后，朱培德原打算只把担任政工职务、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无奈待在第三军的140多名共产党员身份全已暴露，迫于形势，他只得将这些共产党员全部“礼送”出境，朱德也在“礼送”之列。不过此时，朱培德尚没有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其间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因为朱德的面子。
1927年6月下旬朱德被“礼送”出南昌，去武汉途经九江访晤另一位老同学金汉鼎时，享受了“金汉鼎列队欢迎，还吹三声军号致礼”的礼遇。
朱德离开九江来到武汉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汇报了他在南昌的活动情况，并提出可以在江西进一步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鉴于朱德对南昌情况比较熟悉，中央遂派他先赶回南昌。
1927年7月20日，朱德乘江轮抵达九江，一下船，便直奔赣北警备区司令部找到金汉鼎。
此时已任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第9军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的金汉鼎很忙，他正欲上庐山开会。金汉鼎告诉朱德，说朱培德打电话通知他——汪精卫和张发奎上了庐山，有要事相商。
也正是这天，谭平山、李立三、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开会，决定实施南昌起义。
时间太紧迫了！第二天，朱德婉言谢绝了金汉鼎留他上庐山休憩几日的邀请，秘密赶回南昌，投入到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当中。
1927年7月下旬，朱培德已觉察到朱德、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必有重要举动的情况下，不仅不控制朱、贺、叶等人，反而差遣手下的师长、也是朱德同学的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则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在客观上为南昌起义提供了方便条件。
南昌起义前夕，朱德曾给又一个老同学、驻临川的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27师师长杨如轩（云南宾川人）写信。朱德在信中晓以革命大义，劝其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南昌起义军南下之际，朱德又派人给杨如轩送去一信。杨如轩没有回信，只是匆匆支走了送信的客人：“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见。”
1927年8月3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朱德率第9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踏上了南下的征程。驻临川的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经过那里，考虑到同窗之谊，就把驻军撤到了城外，悄悄地让开一条南下的大路，使起义军顺利通过抚州，经宜黄、广昌直指瑞金。如果当时杨如轩以逸待劳、竭力阻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1月上旬，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抵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这恰好又是杨如轩的防区。朱德立即写信给杨如轩，希望老同学能“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杨如轩虽未作正面回答，但确实“沓起眼皮”，又一次做了起义军的“避风港”。
朱德于是抓住这个难得的间隙，在江西崇义县开展“上堡整训”。这是起义军自南昌开拔以来，连续经过3个月长途转战，取得的一个暂时相对稳定的环境，使部队得到了较好的休整。
“上堡整训”时，朱德在报上意外地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第16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江西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天寒地冻，大家穿的还是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为此焦虑不安。
朱德便写了一封信给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希望这位老同学能开展合作。
范石生这位老同学，给朱德帮忙帮大了！
范石生是云南峨山人，比朱德小一岁，早在1923年，他就是第2军军长，被孙中山亲自授予了陆军上将军衔。1909年，范石生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因成绩优异，同时与朱德被选入特别班。两人遂订金兰之交，过从甚密。
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约半个月后，范石生复信了，还派人与朱德联系，表明愿意合作。
1927年11月21日，朱德亲自赶往第16军第47师师部驻地汝城，与范石生的代表曾曰唯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走的原则；起义军改为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第47师副师长兼第140团团长（不久，范石生又委任朱德为第16军总参议）；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
当时，第16军军需处长唐凤翥还不解地说：“范军长平时对一枪一弹都看得像命根子一样，今天却对朱德这个老同学、老朋友这样慷慨！”
之后，为酝酿湘南暴动，朱德在汝城还召开了中共衡阳地区所辖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于这些，范石生从不过问。
1928年初，朱、范合作的事被告密，蒋介石下令要范将朱德部队解除武装，将朱德解京正法。范石生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即写一封密信派秘书杨昌龄前往韶关犁铺头第一四○团团部交给朱德，同时又派侍从副官和军需处送去1万大洋作为路费。范石生在信中特嘱咐朱德率部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以免部队遭受损失。
朱德就此率部脱离险境，收集广州起义部分失散人员后折向湘南，湘南暴动后又发展了新的武装力量，将拥有1万多人的革命武装带上井冈山，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朱德保存的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便引发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
对于范石生的帮助，多年之后，朱德还深情地说道：“他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范石生后被蒋介石解除了兵权，抗战爆发后回云南，在昆明以行医为业，不再过问政事。1939年3月在出诊途中被人行刺于昆明街头，终年52岁。
刺杀范石生的凶手究竟为何人，目前有两种最普遍的说法。第一种为国民党提供，刺杀范将军的凶手杨维骞、杨维骧是范石生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杨蓁的两个儿子，作案后他们说是"子报父仇"。
第二种说法为朱德、周恩来的回忆和叙述。蒋介石对范石生援助了朱德部队恨之入骨，但因范石生与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黄绍竑、李品仙、何健、朱培德、李济琛、陈济棠等关系非常好，所以蒋介石不敢随便杀范石生，就以范剿共不力，降其军职，从上将军长降到少将师长而羞之，最后将他的部队解散。范石生脱离国民党军队，孤身回乡后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杨维骞兄弟一直否认现场还有第三个凶手，以此证明自己是子报父仇。根据当时昆明法院的审理查证，范石生身上有12处枪伤，和凶手所说只开了三枪严重不符。而且拉范石生的黄包车夫亲眼所见，至少有三名凶手从不同方向朝范开枪，应是有预谋的谋杀。
结果只判处杨维骞有期徒刑9年零5个月，杨维骧有期徒刑1年11月，还缓刑3年。
杨维骞并没有向国民政府、法庭以及报界提供范石生杀他父亲的证据。 有人说他只坐了10个月的牢，后来就一直在家。
杨维骞被释放后，随即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工作，那些地方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去的。实际上，刺杀范石生时，杨维骞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生，此前他还上过国民党政治大学。由他出面行刺，也能说明这起谋杀案的政治性质。
当年，杨蓁不是范石生主使打死的，是范石生手下的徐德师长带领哗变的团营长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范石生与杨蓁是同学，又是生死之交的金兰兄弟，而且一起参加护国战争（杨蓁曾任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戌司令等职），还共同参与了反对唐继尧的讨伐。唐继尧复辟后，杨蓁怀巨款逃往香港，他的部队就瓦解了。是范石生将杨蓁请到自己的部队让他担任师长，后又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杨蓁也尽职尽责出了大力。那么好的朋友，没有利害上的冲突，不可能自相残杀。
朱德后来曾说过杨蓁被杀一事：“范石生与杨蓁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官兵，清高廉洁而不善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太可惜了。石生热爱子弟兵兼有两面性优点，故善待官兵，屡次转败为胜化险为夷。”
他还说：“范石生和我对杨蓁之死谈过多次，谈得很详，我也调查过，确实不是范石生指使人打死的。当时他身失自由，面临全军瓦解。凶手行凶后即逃逸，无法惩办凶手。再提追查凶手，全军立即溃散，他自己也生命难保。”
杨蓁还有个儿子叫杨维骏，现已98岁，仍在世，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这是个大好人，退休后退而不休，事迹很了不起，大家可自行搜索了解之。（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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