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晋文公在先轸的辅助之下，城濮之战大胜楚国，从而登上中原霸主的地位，而后成就了晋国百年霸业。但是当晋文公去世之后，先轸却主导了殽之战，此战中将秦军全部伏击歼灭，还俘获了秦军三将。然而，殽之战的胜利，却带来了更大的麻烦，简单来说就是赢了战术，而输了战略。
所以，今天笔者就跟你聊一聊殽之战后的中原局势。城濮之战后，晋已奠定了霸权基础，国力亦日渐强盛，本来有可能再给楚军以沉重打击，使楚军不能向北发展，以夺取对中原各国的控制权。
但先轸发起的这次战役，公开破坏了秦、晋联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格局。秦、晋联盟，晋无侧背受敌之忧，且可借秦以增强自己在与楚斗争中的地位。殽之战使晋将盟友推向敌方，促成了秦、楚联合，将自己置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
自此之后，晋在南向与楚作战的同时，还必须西向与秦作战，对北部边境的控制也随之放松，边境外的狄、戎等族，便乘虚而入，进行侵扰，于是晋国形成三面受敌的战略形势。因而，从晋国争霸的视角看，在战役上，殽之战是先轸指挥的一次大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则是先轸因全局观点不强而造成的一次失误。
当然，从另外的角度来考察，大国争霸是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内，秦也不可能不争取中原霸权，秦、晋的矛盾，迟早要公开，战争不可能避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先轸在秦实力尚未发展到与楚一样强大时，就抓住战机，狠狠打击这个潜在敌人，以挫败它西进中原的战略企图，减少尔后的隐患，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当时总的形势看，在晋、楚、秦互争中原霸主的三角斗争中，不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地理环境上，秦、晋之间的矛盾，都不是主要矛盾，而且也没有激化到非得交战的地步。何况当时秦既没有公开决裂，晋也没有一战而灭掉秦国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晋国实际军事统帅的先轸，还是不应该发动这场将盟友推向敌方的殽之战。
在殽之战中俘获的秦军三主将，因晋襄公母亲（秦穆公之女）的干预，襄公将三人放回秦国。秦穆公对三将不仅未加罪责，反而重用孟明视，使其专任秦国的军事。为了报晋国之仇，秦穆公在战略上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是联楚制晋。当年即将前在商密俘获的楚将斗克释放回楚，进而实施联姻外交，紧紧拉住楚国，用以威胁晋国。由于秦、晋关系恶化，致从殽之战的前627年—前617年的10年间，秦、晋之间发生8次战争，从而使晋国对楚国的斗争放松，使楚国连续灭掉六、蓼、江等小国，并以武力迫使郑、陈与楚结盟。
二是向西扩展。秦穆公感到东进中原暂时尚无法突破晋国的阻遏之后，决定将战略方向转向西方。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出兵进攻绵诸及西戎各国。灭西戎诸国，“益（增加）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此，东至晋、陕交界处的黄河，西至陇西北的广袤地域，尽入秦的版图。秦一跃而成为西部最强大的国家。周襄王为此派专使送来金鼓，向秦穆公祝贺，实际上承认了他是中国西方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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