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一句话，形容清末以来的革命是“广东人领头，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拼命”。这也造就了许多广东军阀，有一些在近代史上的存在感挺高，甚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有着“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其治下的广东曾割据一方，几乎是一个王国。
八一南昌起义后，陈济棠的部队对南下的起义军围追堵截，深得蒋氏赞许，后来蒋氏帮助陈济棠在广东进一步做大做强，将广东的税收大部分返给陈济棠，陈济棠扩张军备，成为威震一方的“南天王”。
“南天王”陈济棠
不过，陈济棠对蒋氏也不是完全忠心，因胡汉民被软禁，陈济棠与蒋氏兵戎相见，且从第一次“围剿”红军时，陈济棠就看出蒋氏假借“围剿”红军之名，行兼并各路军阀之实。虽然陈济棠手下海陆空三军俱全，但他明白，自己一时间无法和蒋氏抗衡，所以“围剿”红军出工不出力，让红军作为他和蒋氏之间的屏障。
1932年2月，陈济棠接到了蒋的电话，要他出兵解救被红军围困的赣州。陈济棠极不情愿地派了一个旅，结果中途中了红军埋伏，损失两个营，而陈诚的中央军则趁机解了赣州之围。气得陈济棠命令部队“今后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陈济棠的空军装备了德国进口的亨克尔-111轰炸机，当时非常先进
1934年4月，陈济棠的部队曾一度占领了苏区的部分土地，不过在白崇禧的建议下，陈济棠开始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建立封锁线，修筑堡垒，囤积物资，确保红军不能打进来，同时也不主动招惹红军。
陈济棠与蒋氏的矛盾，被红军看在眼里。敌人之间的缝隙，就是红军生存的机会。红军想方设法与陈济棠取得了联系，1934年7月，周恩来的特使到广州与陈济棠会面，表达了红军愿意与陈济棠合作的主张。
何长工
这对陈济棠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实际上，双方在此前私下接触甚多，老蒋封锁苏区，不让粮食药品进入苏区，企图把红军困死。这边封锁得严严实实，陈济棠的部队却悄悄与红军做生意，大发横财。
1934年9月，双方来往更加紧密，何长工与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达成一系列协议，主要内容就是双方停战，建立沟通渠道，允许红军持通行证进入广东。此时，红军已经准备突围转移，这一协议对红军有着重大意义。
不过在1934年10月中旬，蒋氏发现了红军转移的意图，调集部队准备将重点放在湖南，由薛岳与何健的部队围追堵截。他命令陈济棠在粤湘边界堵截红军。他想的是，不管红军往那边走，中央军都可借机会跟进到广东来。如果红军惧怕何健与薛岳的大军，强行从广东过境是最好的，到时候双方打得两败俱伤，蒋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这是个“一石二鸟”之计。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红军会从广东突围，更没想到的是，陈济棠已经和红军合作了。陈济棠的部队主要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建立防线，防线上构筑大量堡垒，有的堡垒有三层楼高，对于装备较差的红军来说极难攻克。当然这都是给蒋看的，或者万一红军想偷袭也好有个防备。
幸运的是，红军无需攻打这些堡垒，双方早已约定，红军只借道广东，绝不进入广东腹地。粤军只要不主动攻击红军、不阻挡红军前进，红军也绝不攻击粤军。就这样，1934年10月，红军开始突围。此前，红军已将突围的时间与路线告知了陈济棠。陈济棠看到红军没有进入广东腹地的想法，就通知部队给红军放行。
不过，不是所有粤军都知晓上层之间的默契。有的粤军军官不明就里，粤军第1军第1师3团团长彭霖生与教导团团长陈克华俩人商量，觉得就这么让红军过去，实在太便宜红军了，想着趁红军大部队没到，给红军先头部队一个“下马威”。
谁知，红1军团行动迅速，还没等这俩人反应过来就包围了他们。这俩草包眼见形势不妙，带着部队丢下所有重武器与物资仓皇逃跑，
回去挨了第1军军长余汉谋一顿臭骂，陈克华还丢了官。粤军关于不准与红军交火的命令，只传达到团一级，因此有的基层分队与红军发生了冲突，但规模都不大。就在这些小冲突中，红3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不幸牺牲，系长征以来红军牺牲的第一位师长。到25日，红军全部渡过桃江，成功突破第一道防线。
兵法云，“上交伐谋，其次伐交”。高明的战略家会尽可能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避敌锋芒。蒋氏只会在地图上画来画去，对着下属吆五喝六，根本不会想到，在他自以为高明的时候，红军已经把他的下属们安排得明明白白。一个“一石二鸟”的计划，结果却是“两只鸟都安全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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