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明的衝突》的亨廷頓，把當今世界文明分成三大塊：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儘管亨廷頓對文明的理解本身是粗淺的，但是他的這種劃分還是有道理的。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中心都在亞洲，且分佈在亞洲的東西兩端，前者在東亞，後者在西亞。實際上，這是人類歷史中最古老的兩大文明。伊斯蘭文明的中心並不在阿拉伯半島，而是在古兩河流域，甚至還有與之相鄰的北非的埃及。也就是說，所謂的伊斯蘭教實際上是古兩河、古埃及文明的直接繼承。從形式上看，古兩河古埃及文明消失了，但是其精神實際上是被伊斯蘭文明繼承了。
歐洲，包括印度所在的南亞，則與處於東亞和西亞之間的中亞有著密切關係。長期以來，中亞以及與之毗鄰的東歐都是茫茫草原。與很早就開始食用穀物（粒食）的東亞和西亞不同，中亞東歐大草原上的人們只能依靠放牧而生存生活。與是，在生產方式上，整個人類文明的生產方式就一分為二，東亞的中國和西亞的古兩河（包括古埃及）是農業，介於西亞和東亞之間的中亞東歐則是遊牧。此前的南亞和西歐，尚且是無人之地，或者僅僅生活著少量靠漁獵採集生活的原始部落，間或也有簡單的農業。
當遊牧生活在中亞確立時，人類文明三足鼎立的格局便已成型，當初西亞的農業文明就對應於現代的伊斯蘭文明，東亞的農業文明就對應於現代的儒家文明，而中亞東歐的遊牧文明就對應於現代的歐美文明，以及印度文明，兩者合稱印歐文明。
為什麼說，西歐文明和印度文明對應於中亞遊牧文明，原因在於，當文明在東亞、西亞，以及中亞興起時，西歐和南亞還基本上處於文明的處女地，人口稀少，甚至壓根沒有人。而遊牧文明的人口承載力非常有限和脆弱，隨著人口的增長，中亞東歐遊牧必須向外擴張，尋找新的地盤。因此，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中亞東歐的遊牧民族就會以大約500年為週期，定期地發生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在一開始，遊牧民族的主要遷徙地點就東歐之外的歐洲地區，以及南亞。西歐、南亞的文明就是由遊牧部落的屢次遷徙、殖民下所逐漸形成的。可以說，印歐人實際就是中亞東歐遊牧人的後裔，尤其是西歐。
現代所謂的基督教文明，實質就是指西歐文明，而他們的文明基因、文明傳統則是遊牧，而非基督教。基督教是後起的，而西歐人接受外來的基督教的教化則更晚。所以，說基督教是西歐的傳統是錯誤的，遊牧才是。正因為如此，近代以來，他們才會在中國文明的影響下，開始搞宗教革命、近代哲學革命和科學革命，最終去徹底否定基督教。西歐人對基督教的背叛和否定並非什麼社會進步，而是基督教教化的失敗，沒有讓流淌著遊牧血液的西歐人真正接受教化。遊牧習性讓西歐人缺乏對宗教本身的虔誠。
同樣伊斯蘭教的出現更晚，因此，也不能說將伊斯蘭教說成是現代伊斯蘭文明地區的傳統。伊斯蘭文明的傳統顯然遠在伊斯蘭教產生以前就形成了，尤其在古兩河、古埃及地區。事實上，伊斯蘭教本身正是在古兩河、古埃及文明傳統的基礎上所誕生，並繼承了這個傳統。
伊斯蘭世界沒有出現象基督教的西歐一樣對宗教的否定和背叛，並不是伊斯蘭教本身的成功。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出現，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都是非常晚的，當然伊斯蘭教更晚一些，它們命運的決定者並不在其自身，而是在它們之前的更悠久的傳統，在秉持這些傳統的人民、教眾。基督教失敗了，因為不幸的是，它的教眾是擁有遊牧傳統的西歐人。伊斯蘭教沒有被否定，因為它比基督教幸運，它的教眾是擁有宗教信仰傳統的西亞人。事實上，西亞是宗教的發源地，擁有著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宗教的形態可以變，但是宗教信仰本身卻是永恆。即便伊斯蘭教被拋棄，他們一定會引入另一種宗教，而不會西歐一樣，去否定和拋棄宗教本身。
總之，人類文明起源於亞洲，並且又因地理稟賦的不同，形成東亞、西亞、中亞三種形態。公元前4000年之後，中亞東歐的遊牧開始週期性地大規模向外遷徙，開始產生三者之間的交流、衝突和融合，這構成了此後整個人類文明史的軸線，並導致衍生性的印歐文明的誕生。
人類文明的此後發展史，實際上也是三種文明形態的交流衝突史。三種文明形態也成人類文明的三元素，一如紅、黃、藍為三種基本顏色，不同的比例，就能調出的不同的色彩，人類文明的千姿百態，實際上也是由文明三元素的比例不同所致。
即是說，人類文明的三個基本元素是在公元前4000年前成型的，之後就進入了交流混合的階段。這也意味著，公元前4000年前之後，再也沒有純粹的文明，而只有混合文明，三者的混合，任何地區的文明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三種元素。
用農耕和遊牧去區分早期人類文明的三種形態是不準確的，原因在於無論是東亞的中國，還是西亞的古兩河，其文明的出現都是在農業出現之前，尤其是中國。考古學證實，在人類正式開始農耕之前，已經有好幾千年，甚至一萬多年時間在開始採集和食用野生穀物了，東亞中國採集和食用的是野生的小米和大米，而西亞的新月地帶採集和食用的則是野生的小麥。這些野生穀物為當時人們提供了很大的食物保障，讓他們可以過上相對比較穩定的定居生活。而文明正是由定居生活所孕育，而非農業。事實上，農業的出現恰恰是人們對定居生活的習慣和期望繼續維持所產生，是先有的定居、文明，後有的農業。
中國傳統文獻一直認為中國的歷史開始於伏羲，伏羲的最重要貢獻是“畫卦”，即發明了易經。伏羲之後才是神農。顯然，伏羲和神農更是對兩個時代的擬人化稱呼，伏羲是一個時代，神農是一個時代。神農的含義是明確的，即農業的出現，神農時代就是農業出現的時代。伏羲在神農之前，那麼伏羲時代就應該是尚無農業的漁獵採集時代。
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人們一度認為這樣記載是胡扯，文明怎麼可能在農業之前出現，怎麼可能出現在漁獵採集時代。但是，考古學證據卻提供了這樣的可能，即文明更可能出現在農業之前的漫長的野生穀物採集時代。而且，考古證據還顯示，野生穀物採集時代更可能最早出現在中國北方，那裡所採集的野生穀物是野生小米。因為，在華北出土的野生小米加工工具石磨棒可以追至25000年前。這意味著那時，中國北方已經開始出現對野生小米的採集、加工和食用。
人類最早的食品加工工具陶器也最早出現在中國。在鐵被使用之前，陶器鍋是中國最主要的食品加工工具，金屬鍋正是由陶器鍋演變而來。目前考古出土的最早的陶片已經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出現在中國南方。綜合陶器的傳播的年代數據，可以推知，陶器從中國南方傳播至北方的年代，可能在17000年前左右。在原本已經擁有野生小米採集豐富經驗的基礎上，再加上陶器的使用，可以進一步提升食物來源的穩定性，這可能引發定居生活的出現，從而催生文明的產生。即伏羲時代的開始。
需要指出的是，加野生穀物加工工具上，中國的石磨棒（配套的是石磨盤）的出土時間比西亞的石臼要早10000年左右。陶器也要早10000多年。注意，這兩類穀物和食品加工工具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均比西亞驚人地早10000年，而非1000年，或幾千年，是10000年。這意味著，文明在東亞的出現遠比在西亞早。即人類文明是誕生在東亞，而非西亞。
更具體一點，東亞定居最早可能出現在黃河與淮河之間的區域，出現在黃淮平原，其中心就是現在的豫東魯西，還要再加上皖北和蘇北。因為這個區域在傳統文獻中是中國文明早期的核心區域。譬如，傳統上認為伏羲“都於陳”，即“陳”是伏羲文化的核心區域，在現在的豫東周口淮陽一帶。五帝、三代的聖王、大賢也基本全部出生於這一區域。這一格局在春秋戰國時代表現的依然突出，“孔孟老莊”中國那個時期所湧現出的四大聖人，全部出生在豫東魯西的直徑僅200多公里狹小區域。孔子祖籍豫東夏邑，出生地為曲阜。老子祖籍豫東鹿邑，還有一說為安徽渦陽。實際上鹿邑距離渦陽不過100公里。孟子出生地為山東鄒城，莊子則出生於豫東民權。目前莊子的出生地也有爭議，不過其他可能地點，也大都在距離民權的幾十公里的範圍之內，最遠的為皖北蒙城，也在200公里以內，且都屬於當時宋國的範圍。
孔子祖籍河南夏邑縣，後因政治原因其五世祖從宋逃難至魯，但孔家與祖籍地並未斷絕聯繫，其父親正是出生於此地，而孔子也經常回老家，他自己乾脆說自己是“殷人”（宋人），而不說是魯人。孔子受到當時文化最先進的兩個國家文化的薰陶，或許是孔子後人稱為聖人的一個重要條件。
說宋、魯兩國在春秋時代是文化上最為發達的區域，有《詩經》為證。在當時所有的國家中，唯獨宋、魯沒有“風”。“風、雅、頌”是《詩經》的三類題材，“風”有諷刺之義，記載國家中不好的地方，需要改正、糾正的地方；“雅”是正、雅正，記載好的地方，需要是學習的標準。同時，周朝也以天子所在的周國為雅，凡是記錄周朝的都歸之於雅。而在“雅”中，實際上也有諷刺類的詩，而且小雅、大雅都有。這意味著“雅”其實也包含著“風”的成分，“周風”就存在於“大雅”、“小雅”之中。但是，因為“雅”是僅僅記錄周國的，當然也包括朝廷。宋和魯並不被直接包括在內。這意味著，宋、魯是沒有“風”的，即沒有可以諷刺和指責的，在文化上是最先進的，甚至比天子所在之周國還要先進。
總之可以認定，人類文明的起源在中國，而中國文明的起源則在黃淮平原。因此，黃淮平原是人類文明的真正發源地，也是政治的起源地。要探求政治的初心，要對政治進行追根溯源，必須將目光鎖定在這一區域。
現代的歐美人，依據考古文獻杜撰出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就是人類文明起源於西亞的古兩河地區，西亞的兩河流域是人類文明的搖籃。這其實依然是歐美學者的對人類歷史坐井觀天、盲人摸象的謬論。人類文明的政治起源地不是西亞，而是東亞。不過巧合的是，黃淮平原也是夾在兩河之間，黃河和淮河。東亞的兩河流域，才是人類文明真正的兩河流域。
儘管東亞、西亞和中亞產生了人類文明的三元素，但是，這三元素的產生卻並非同時產生，而是有個先後順序，東亞最早，西亞次之，中亞最晚，印歐則又為中亞所衍生。
用穀物文明和遊牧文明，或植物文明和動物文明，在東西亞與中亞之間進行區分是合適的。東西亞是穀物文明、植物文明，而中亞則是遊牧文明、動物文明。穀物文明包含了農耕之前的野生穀物採集時代，而文明正是在這個時代所誕生。
同時穀物文明，東亞和西亞之間也就擁著相同的特徵，都崇尚秩序，其文明和社會都是以秩序為核心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秩序的形態不同。東亞中國的秩序形態是基於政治的，而政治則又是基於道理、道義的，而道義、道理又是基於心性的。因此中國的秩序是政治的秩序，也是道義的秩序和心性的秩序。政治是道義的政治，也是心性的政治。用中國傳統的表達方式也可以這麼說：秩序及政治，政治即道義，道義即心性。總之，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秩序、政治、道義、心性四者等價。
而西亞的秩序則是基於宗教的，先是多神教，後來是一神教。宗教秩序的基礎是神學。實際上，神學的內核也是類似於中國的道義、義理的東西，然而，他們卻認為，道義、道理的源頭在神，而非在人的心性。人自身是即便不是罪惡的，也是無義的，道義道理都是來自於神，人的道義道理不能來自人自身的心性，而只能來自神的賦予、賜予。
作為遊牧文明、動物文明，中亞（包括後來的東歐）於東亞和西亞相反，是無序的，他們沒有穩定的秩序的概念，而更關注眼前的個人的利益。同時，由於無序會經常產生爭奪，無序背景的爭奪唯有訴諸暴力，因此，中亞文明也是暴力文明。總之，無序、利益、暴力，是中亞文明的核心特徵。也是其衍生文明印歐文明的核心特徵，尤其是西歐文明。
當公元前4000年之後，在中亞東歐遊牧的週期性向外擴張和殖民的攪動下，人類文明的三元素開始相互融合。基於政治的秩序從中國傳播到世界，基於宗教的秩序從古兩河-埃及傳播到世界，而無序、利益、暴力也從中亞傳播到世界。即便是當下，我們依然生活在這個三元素相互衝突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只是歐美是中亞的延續，伊斯蘭是西亞的延續，而中國則是中國的延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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