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威宗（崇祯皇帝）在北京自杀以后，大明朝群龙无首，一些宗室成员在各方势力的辅佐下，先后在南方建立起数个政权，这些政权被合称为“南明”。然而这些人为了争夺皇位，全然不顾国家危亡，在动荡的时局里不遗余力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皇权战争”。正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内耗中，明朝彻底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首先，我们从“南明”这个词语谈起。在清朝，人们提及南明时多用“胜国”“故明”“明季”等词，俨然不愿承认其历史地位。直到很久以后，“南明”这个称呼才逐渐流传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南明本身就是明朝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独立朝代；之所以称其为“南明”，是后人为了便于与崇祯之前的大明王朝相区别。再则，这些政权都建立在南方，这样命名倒也符合历史规则。
那为什么不用“后明”这个词呢？这是因为后明是孙可望在贵州时，向他献媚的一派为了拥护他做皇帝而拟定的国号，用在这里实在很不合适。南明与后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知道，崇祯皇帝身死社稷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不知所终，这使南明爆发了严重的继统之争，多次内斗的结果是其根本无法团结力量一致对外。眼看局势混乱，某些藩王和实力派人物试图趁机过把帝王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结果导致各方势力火并，小势力被大势力吞并，大势力则被内耗消磨得丧失了锐气。如此急剧的损耗，对抗清斗争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由于藩王遍及全国，不管在哪儿都可以找到一个宗室成员拥戴为抗清领袖，这使抗清力量极为分散，很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加上大部分拥戴者存有私心，这些个宗室成员在他们手中就成了一个获取利益的工具。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再被满足时，宗室成员就会被实力人物抛弃，这点在郑芝龙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拥立宗室成员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积极抗清的势力中，宗室成员就是一面鲜亮的旗帜，在其号召下，人心得以迅速凝聚，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共同抵抗清军。虽然兼有自保性质，不过比起私利者又不知道强了多少倍，至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这点夔东十三家可为典型。
总体而言，这种情况还是弊大于利的。它导致宗室成员之间长时间内斗，严重消耗了抗清的有生力量，客观上也为清军各个击破明军制造了良机。同时，这一情况强化了官僚对升官发财的追求。各藩在升迁人员的时候，不再看对方忠心与否，有志抗清与否，而是看他是否是属于己方利益集团。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再贤明的君王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北京陷落之后，见于史籍记载的称帝者和监国，不论执政时间长短、所辖地域大小，前后计有安宗朱由崧、威宗太子王之明、潞王朱常淓、益王朱慈炱、绍宗朱聿键、鲁王朱以海、靖江王朱亨嘉、益阳王朱术、韩王朱璟溧、赵王朱由棪、昭宗朱由榔、唐王朱聿鐭、益藩朱由榛、淮王朱常清、吴王朱容藩等人。
其中，韩王朱璟溧是否称帝颇有疑问，淮王朱常清则属史料误记。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郑成功、郑袭、郑经、郑克臧、郑克塽这五位明郑的最高领袖，也可以视作广义上的南明摄政。
另外，蜀王、桂王、荣王也曾被臣子们试图立为皇帝。北京沦陷后，得到消息的蜀地官员就商量推立蜀王朱至澍为监国，但因受到巡按御史刘之勃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桂王朱由则是在弘光政权倒台后，一些人打算立他为帝，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得到了隆武政权建立的消息，于是只得作罢。荣王朱由桢却是因为奉天之变中一些官员和永历政权失去联系，才差点被拥立为帝，后因遭到劝阻而未成。
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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