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秦国著名的政治家，其治国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博采百家之长而杂糅之，这其中的原因与他以商人的身份一步一步走到相国的阶层变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处于百家争鸣的结束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关，这一现实问题则是以何种思想作为秦国统一天下后的主体治国思想。综合以上两方面，"外儒内道"的治国思想成为了吕不韦治国思想的主干，这也是基于当时秦国社会状况的正确选择。
战国戈
作为吕不韦思想体现的《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由吕不韦召集其门下三千食客所著，内容非常博杂，涵盖了儒、墨、法、道、阴阳等各家学说，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哲学、军事、等多个方面。《吕氏春秋》内容虽然博杂，但是其核心的目的是探讨如何治国。
所以从吕不韦的身份和战国末年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吕氏春秋》反映出吕不韦治国思想的形成原因，和其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治国思想，对于今天也有着一定的价值。
影视剧中的吕不韦形象
吕不韦身份的独特性
吕不韦作为战国时期的"商圣"，他的思想的维度是要比绝大多数人高的，这一点可以从他见到了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继而产生"奇货可居"的思想中看出来。吕不韦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使得子楚成为继秦昭王和秦孝文王后的秦国国君，也就是庄襄王，这时的吕不韦已经是秦国的丞相，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三年后庄襄王病死，年幼的太子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到这里吕不韦走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实际上的秦国的统治者。
吕不韦从一名商人到秦国的宰相，从一个几乎最卑微的等级到权倾朝野，这一过程跨越了非常多的阶层，这也使得他得以了解战国末年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针对各家思想的优点及弊病展开自己的思考，所以，当他面对"如何治理这个事实上已经属于自己的国家"的问题时，他会更倾向于汲取各家之所长，再用自己的思想将其贯穿，至于吕不韦自己的思想，据《吕氏春秋通诠》的介绍大概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一切为了谋利的商人思想，二是缓和矛盾与民休息的思想。"
吕氏春秋书影
前者直接导致了凡是百家思想只要对治国有益皆可记述于《吕氏春秋》，而后者则导致了道家的思想在书中的突出地位。所以说，《吕氏春秋》虽然长久以来被看做是"杂"家的著作，但是其核心的精神却是道家的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风气的差异
此时的中华大地百家争鸣，各个流派都提出了自己对这个战乱纷争时代的主张，以至于形成了地区间差异明显的学风。《中国伦理学史》写道：
"盖我国南北二方，风气迥异。当春秋时，楚尚为齐、晋诸国之公敌，而被摈于蛮夷之列，其冲突之迹，不唯在政治家，即学者维持社会之观念，亦复相背而驰。老子之思想，足以代表北方文化之反动力矣。......老子以降，南方之思想，多好为形而上学之探究。盖其时北方儒者，以经验世界为世界观之基础，繁礼其法，缛其仪文，而忽于养心之本旨，故南方学者反对之。北方学者之于宇宙，仅究现象变化之规则，而南方学者，则进而阐明宇宙之实在"
史学名著——《中国伦理学史》
从这我们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南北学风的差异以及南方楚国与北方齐、晋等大国从政治到社会观念的冲突。由于诸子百家基于的社会环境和阶层立场的不同，所形成的学风也不尽相同，"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就是指儒家学风与道家学风的迥异之处，正如同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不同，诸子百家之间的差异也使得《吕氏春秋》在创作过程中，尤其是在阐述其治国思想的过程中，需要有一种主体思想作为基本的框架并辅以其他各家的思想。
而吕不韦作为一个几乎贯穿过所有阶层的商人，他选择了以道家的思想作为主体，这既是基于他对于战国末年各个社会阶层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的认识，也是基于他对于秦国历史使命的认识。
首先，这一时期秦国之于东方六国的优势地位已经确认下来，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被百家思想融合的局面取代，而秦国通行的法家思想使得秦国下层农民人人自危，这种局面尚且在秦国只是一个强国而非天下霸主的时候就暴露出来，农民的劳动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吕不韦这种"大商人"所一定了解的，所以"与民休息"的道家思想显然更适合贯穿全书，而同时汲取百家所长也是顺应思想潮流的。
道家思想的代表著作——《庄子》
外儒内道的治国思想
《吕氏春秋》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主讲天象时节和自然，八览主讲为君治国的方案策略，六论主讲为君和为臣的道理，而治国的思想则主要集中在八览和六论之中。道家思想作为《吕氏春秋》中的核心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并且反对因人欲而引起的"有为"。
所以在君主到底是该"有为"还是该"无为"这一基本问题上，《吕氏春秋》坚持的是"无为"，至于为什么要选择"无为"，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是因为吕不韦认识到了农民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农民作为主要的生产力和兵源成为诸国的竞争掠夺对象
二是吕不韦见识过底层农民生活的脆弱性和艰苦性，所以懂得民稳则邦固的道理
这种"民本"的思想在《吕氏春秋·恃君览》得到体现：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 故君道立则利出於群，而人备可完矣。"
秦庄襄王画像
这说明了为了生存，所以群居，为了共同的利益，人民大众所以才立君；君王的职责自然要以民为本，为人民大众谋福除灾。正是这种几乎贯穿全书的"民本、无为"思想，使得道家思想成为《吕氏春秋》的治国思想内核。在吕不韦看来，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仅仅懂得"无为而无不为"是远远不够的，如何"顺时而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如果说道家拥有"治国原则"上的优势，那么儒家、法家、兵家、农家等则拥有道家所不具有的"治国策略"的优势。
儒家注重道德人伦自律、以人的自我完善为治国出发点；法家以法的严密强化为重点给人们治国实践提供制度规范；而兵家更多的表现为在道德自律和法令约束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点，即所谓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这些观念都是基于当时不同的社会状况提出的，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上至祭祀征讨，下迄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套成体系的治国构想，所以《吕氏春秋》中博百家之所长作为具体的治国方法。
君道与治国
为君之道是《吕氏春秋》中治国思想的核心，"如何为君"这一问题更多的是碎片化的分布于全书之中，而"览"的部分则是相对集中的地方。君主的最基本任务是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十二纪"在"八览"之前，当君主明白顺从自然的重要性后，就会有君主想要以此谋取天下，《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篇指出：
汤问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
伊尹画像
这里是主张君主首先要做好自己，然后才有谋取天下的资格，取天下更多的是靠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至于君主如何才能做好自己，君主一定要先审定名分，明确权责，这样就可以"治"，其实，能够达到"治"这一境界已经实属不易，但是正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人世间的"治"与"乱"也同样存在着相互转换，这一点无论从田氏代齐还是三家分晋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当君主能够到达"治"的境界，随即又会有更高的要求即权责明确，而法家思想的优势在这时就可以显现。君道不仅仅包含对于君主自身的要求，同样包含处理与臣子的关系和动用百姓的方法。《吕氏春秋·审应览·审应》中指出：
"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
君主之于人臣一定要"后发先制"。这与《吕氏春秋·审分览·重言》篇中的"人主之言，不可不慎"相吻合。而关于动用百姓这一问题则呈现出"外儒内法"的特点，首先"为天下之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的儒家德治思想和《周书》中"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的善民思想都是被肯定的， 但是这更多是对外的表现，像"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的利用人欲的法家思想似乎是更被推荐的。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结语
吕不韦基于战国乱世即将结束，天下由"乱"转"治"的大时代背景，凭借着曾经贯穿过社会各个阶层的优势和当权的优势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框架，并汲取了儒家、法家等的思想，在承认"无为"重要性的同时，又讲解"君道""臣道""自然之道"和"百姓之道"，进一步解决了"顺时而为"的问题，虽不乏"德治"、"民本"的儒家思想，却也有"适威""用民""同一"的法家思想。
可以说，《吕氏春秋》的治国思想就是在各家思想中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相互转化中形成的。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展现出的博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的博大胸怀，以及基于农民社会生活凋敝的社会状态和战国末年百家思想融合的学术趋向所做出的治国抉择，对于今天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吕氏春秋通诠》
2. 《中国伦理学史》
3. 《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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