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在稳定内地统治核心地区的同时，也时刻牢记向边疆地区开疆拓土或是扩展政治影响力的谋划。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重要的一项政策，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或政权进行册封和授官，即所谓的封授政策，在各个朝代的治理边疆措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王朝的巅峰期之一，实现海内同意的唐朝，秉承双管齐下的理念治理边疆，在采取军事手段打压敌对势力的同时，还辅以相对温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而封授政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隋末唐初时期，由于隋末天下大乱，各路诸侯中原逐鹿，此时位于帝国北部和西北部的突厥等少数民族势力强大，甚至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介入群雄争霸，唐朝建立之后，为了应对北部东突厥政权的军事威胁，采取刚柔相济的手段，除了以武力抗击东突厥入侵之外，唐太宗巧妙运用封授政策，通过唐朝对东突厥的册封与授官之间的四次转变，使得封授政策在西北边疆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突厥与唐朝关系的发展，最终灭亡了东突厥汗国，采取羁縻方式有效控制了突厥部众，稳固了西北边疆。

一、唐朝对东突厥进行册封与授官的四次转变

受隋末天下大乱影响，东突厥迅速在帝国西北部和北部势力坐大，东起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降附于东突厥。东突厥控弦之士多达百余万，达到了"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空前强盛程度。使得唐高祖李渊也不得不一度结好东突厥，以集中精力经营中原。从唐高祖到唐太宗，根据边疆局势的需要，唐朝政府对东突厥的处置态度也多次发生微妙的转变，先后经历了从册封到授官之间的四次转变，再结合军事手段，最终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东突厥问题。

（一）唐朝初年东突厥强盛时期：从敌对关系到虚封

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后，由于关东地区仍有窦建德、刘武周、王世充等反对势力存在，面对处于强盛时期的东突厥，唐高祖对待东突厥的态度是又拉又打，既亲近又防御。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突厥始毕可汗派遣骨咄禄特勒来朝，唐高祖为之设宴于太极殿，奏《九部乐》，并请突厥使者“升御座”，以示对突厥可汗的重视，突厥政权受当年隋炀帝厚待启民可汗，以及包括处罗可汗、颉利可汗先后迎娶隋朝义成公主，重用隋朝流亡人士的影响，多次入侵唐朝。“然骄气，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书辞悖嫚，多须求”。唐高祖仍然采取屈从的办法，赠送突厥丰厚的财物，但是，突厥人仍持续绕袭唐朝西北地区。还在武德四年与刘黑闼等人联合入侵，扣留了唐朝使者汉阳公苏瑰、太常卿郑元璹、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等人。李渊这一次也做出了回应，他针锋相对，扣留了突厥使者，并且派遣定襄王李大恩挫败了突厥的进攻。突厥不得已释放了唐朝使臣，主动找唐朝示好，并献上鱼胶示好，“献鱼胶数十斤，欲充二国同于此胶”。

唐朝初期疆域图

突厥骑兵

此后，突厥军队仍然多次南下入侵，唐朝也是时抚时战。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实际上处于较为平等的敌对国家状态，但是，唐朝也并没有放弃采取政治安抚手段的努力，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及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唐高祖让其子李世民与突利可汗结为兄弟，同时册封阿史那思摩为“和顺郡王”，唐朝显然希望以封王之举来促进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虽然此次册封不过是以虚封的方式向突厥可汗示好，但也是对突厥势力政治册封的开端，为日后唐朝采取类似的政治怀柔政策提供了借鉴。

（二）东突厥衰落乃至灭亡时期：从虚封转为授予官职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李世民接受父亲李渊的退位要求，即位为皇帝。突厥颉利可汗趁唐朝政局变动之机，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迫使唐朝京师戒严，随后又进寇高陵，但被唐朝行军总管左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打败，斩首千余级。颉利遣其心腹执失思力入唐探听虚实，被唐太宗责以违约，执失思力被扣留。颉利见唐军阵容壮大，执失思力被扣，心生疑惧，就前来请和，唐太宗与大臣高士廉、房玄龄等率轻骑至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双方斩白马签订渭水之盟。渭水之盟后，颉利可汗曾派人献马三千匹，羊万头，表示友好之意，但是唐太宗并没有接受，只是下诏要求突厥归还被掳走的中原百姓，并征召上次被突厥俘获的温彦博返回唐朝。从当时的情况看，突厥与唐朝的关系仍然很紧张，突厥趁唐太宗刚即位局势不稳之际，频频南下给唐太宗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掠中国户口，征温彦博还朝”——《资治通鉴·唐纪八》

但是，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开始，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在阴山以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强盛起来，先后多次大败了颉利的军队，再加上当年突厥遭受雪灾，“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陷入了困境。此时的突厥又发生内乱，颉利可汗与小可汗突利可汗不和，“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怒而发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转而向唐朝求救。因武德年间突利曾与李世民结为盟兄弟，因而唐太宗利用突利求救的机会，派兵救援突利可汗，此次派兵为唐灭亡突厥创造了契机。颉利对唐朝的举动迅速做出了反应，随即拥兵窥边。

然而形势对颉利不利，因为在同一年，突厥北部原属的部落归附了薛延陀，唐太宗趁机主动派遣使臣前去册封薛延陀夷男为可汗，这一册封策略不仅大大提升了夷男在周边部族中的地位，此后突厥诸姓奉薛延陀夷男为主，大大削弱了颉利的力量，使得颉利可汗不得不低头向唐朝服软，“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 。

“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

以此为契机，唐朝开始由守转攻。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派遣以名将李靖为首的六路大军进攻突厥，突利可汗等人率部投降唐朝。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李靖率军三千夜袭定襄，之后又出云中，大破突厥于白道，并在阴山率军突袭颉利牙帐，杀死义成公主，最后在碛口俘获颉利可汗等五万余口，东突厥就此灭亡。

李靖

东突厥灭亡后，唐太宗将突厥民众南迁安置，目的是为了使得突厥成为唐朝与薛延陀之间的缓冲屏障。在安置突厥降户的同时，唐朝有意授予各部首领以官职，“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突利被封为北平郡王，阿史那苏尼失被封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被封为怀化郡王，甚至连颉利可汗都被授予“虢州刺史”一职。

从唐太宗对突厥首领的封授情况看，这些突厥首领所封的郡王也只是虚封，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待遇，只是为了对这些突厥首领的归降给予的一种肯定和褒奖。但是，唐朝授予突厥首领的都督和大将军的部属仍然是原来的部落人员，但是，这些官职都是实职，也是突厥降众开始正式接受唐王朝统治的重要标志，为了防范突厥势力坐大，唐朝政府对突厥首领的授官控制十分严格，使得部分突厥首领不满，也为日后反叛埋下伏笔。

（三）突厥回迁故地：从授官再到册封可汗

突厥南迁后，部分突厥高层人士复国之心不死。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以郎将宿卫，暗地里鼓动族人反叛唐朝，劫突利之子贺逻鹘北还，事情败露后，结社率被唐军杀死。自结社率反叛后，许多人上言反对突厥留在河南，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诸部的管理模式，准备撤销已经设置的羁縻府州，任命一个新的可汗来实施管理，同年

会朝廷立李思摩（阿史那思摩）为可汗，处其部众于漠南之地。夷男心恶思摩，甚不悦。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史那思摩迟迟不愿动身，不得已之下，唐太宗先是致书警告薛延陀不得妄动，另一方面又册封了阿史那忠和阿史那泥熟为左右贤王辅佐阿史那思摩可汗。在这样的双重保障下，阿史那思摩于次年返回漠南故地。但是薛延陀与突厥之间矛盾因突厥的回迁开始激化，只是由于唐朝的介入才没有爆发出来。

薛延陀需要的时机很快到来，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下诏准备来年封禅。薛延陀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下令攻击突厥。

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兵合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突厥刚回归不久，难以抵挡薛延陀，只好向唐朝求援。唐朝将突厥迁回漠南草原的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薛延陀，自然不能对突厥遭到攻击坐视不管。于是，唐朝派营州都督张俭率军前去讨伐薛延陀，薛延陀遣使求和，被唐太宗责以违约，不予受理。之后薛延陀战败，遣使谢罪。又派遣使者献马三千匹，请求赐婚，被唐太宗以礼金不够拒绝。此时的突厥虽然实力不足，但是作为唐朝的属国，在唐朝的协助下，还是可以与薛延陀抗衡。

（四）突厥再次主动回迁时期：从册封再次转为授官

回归漠南草原的突厥部众可能是难以习惯游牧生活，再加上李思摩难以有效控制部众，突厥很快出现内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部分突厥部落主动渡过黄河内附，请求朝廷在胜、夏二州之间安置。李思摩也无意继续呆在漠南，单身回到长安，唐朝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思摩留在朝廷，改授予右武卫将军。

二、在唐朝初期封授政策在打击同化东突厥、稳定西北边疆中的作用

唐朝建立之后，面对强盛一时的突厥势力，唐朝采取了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封授政策加以处置，最终起到了很好地削弱分化东突厥、稳定西北边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上兵伐谋，利用封授政策分化控制东突厥。唐太宗即位后，面对处于实际敌对状态的东突厥，主动派遣使者册封日渐强大的薛延陀首领俟斤夷男为可汗，给予其名分。使得夷男可汗大喜过望，势力逐渐强盛，有效地牵制了东突厥的势力发展。在突厥衰落内迁后，又册封夷男可汗的两个儿子大度设、突利失为小可汗，使二人互相节制，也分化削弱夷男的力量，并在突厥部落再次回迁时协助其打击薛延陀势力，稳固了西北边疆局势。

二是突厥内迁后，唐朝利用封授政策在突厥故地设置羁縻州府，进一步保障了西北边疆安全。东突厥灭亡民众南迁后，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在突利和颉利可汗原来的地盘分别设置了都督府，便于实施统治。羁縻州府虽然只是管辖关系比较松散的统治官制，但是与原来敌对关系相比，对朝廷的向心力更强，从而进一步保障了边疆安全。

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资治通鉴·唐纪九》

三是看似轮回转化的对东突厥封授政策，实际上不断强化了唐朝对突厥故地和民族的控制进程。从唐高祖时期的“虚封”到授官，再到册封李思摩为可汗，最后回到授官的原点，看似是普通的政策轮回，实则通过授官的级别控制，暗藏唐朝朝廷的煞费苦心，实则不断强化了唐朝对突厥故地和民众的管辖。在唐高祖时期，阿史那思摩作为使者拜见皇帝，被皇帝册封为“和顺郡王”，爵位甚高，却只是虚封；到了东突厥灭亡后，阿史那思摩被授予怀化郡王、都督和大将军职务，他的身份进一步转化为朝廷系统内的官员，成为统率突厥人的蕃将。再到了唐太宗要求阿史那思摩率领部众返回漠南故地，册封其为可汗，看似从管辖层面有了倒退，从蕃将变回了属国的首领，但是通过赐国姓给阿史那思摩，并利用羁縻州府体系加以牵制，阿史那思摩实际上是以朝廷官员的身份统率部众，唐朝对突厥的控制程度并未下降。最后，迁回漠南之地后，因无法有效控制局面，阿史那思摩单身逃回长安，失去了对部众的控制权，只是以个人身份被授予右武卫将军的官职，甚至比原来的右武侯大将军级别还低。正是通过加强对授官级别的控制，增加对授官方式的运用，唐朝对东突厥的处置方式逐渐实现了从最初的敌对关系到统而不治的册封关系，再到间接管理的羁縻州府和授官控制体系的转变，为日后的直接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作为古代重要的一项治理边疆的政治政策，唐朝对待东突厥的封授关系有着不同的转变过程，从最初的敌对关系到虚封、从虚封再到授官、从授官再到册封，最终由册封再转换为授官，唐朝对突厥封授的四次转变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双方政治实力的此消彼长和政治关系的亲疏好坏。总的来看，唐朝朝廷看似是普通的封授政策轮回，通过授官的级别控制，暗藏唐朝朝廷的煞费苦心，实则不断强化了唐朝对突厥故地和民众的管辖，这一封授政策也对打击同化东突厥、稳定西北部边疆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参考资料：《新唐书》、《资治通鉴》、刘海霞《从封授突厥看唐太宗的边疆治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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