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囯里最英勇善战的人物之一。石达开任西征军主帅时，曾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打得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急得投水自尽。可见，单就战场指挥能力而言，石达开比曾国藩厉害多了。
左宗棠曾评价石达开“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石达开英勇善战，豪迈贤达，深得军心民心，连左宗棠这样高傲的人也对他有所畏忌。只可惜，石达开在一次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中选错了发展方向，再利害的战术也弥补不了战略的失误，最终兵败大渡河，不仅误了自己和部下，也误了太平天国。
曾国藩的战场指挥能力虽然不怎么样，但他是书生领兵，最善长的就是像诸葛亮一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曾国藩堪称晚清最出色的战略大师。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以天京为中心，积极向外扩张。鉴于这样的形势，曾国藩定下了三路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淮军入江苏，左宗棠率楚军入浙江，曾国荃率湘军顺长江南下进攻天京，再加上清军的江北大营，从而对天京形成了四面合围的战略部署。从此太平天国不管向那个方向发展都会受到其它三个方向的牵制，犹如陷入网中的猎物难以挣脱。太平天国曾有过一个破局的最佳时刻，那就是太平军西征时，石达开曾大败湘军，把曾国藩围困于南昌，若能趁机灭了曾国藩，则从此西线无忧，长江上游尽入太平天国之手。只可惜天不随人愿，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变乱。
自从定都天京后，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等起义领袖开始腐化堕落，争权夺利，进而自相残杀。天京变乱致使太平天国几万人被杀，连正在前线激战的石达开也被调回天京提理政务，致使曾国藩又逃过一劫。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遂决定带兵出走。石达开麾下的20万兵马是太平军中最精锐的一部份，他的出走影响重大。
如果把石达开当时的出走战略分为上中下三策的话，上策首选北伐。当时清廷兵力云集东南，客观的讲，天京变乱后的太平天国根本无力打破封锁，天京已成死地，唯有跳出圈外，另谋发展。如果石达开选择北伐，兵锋直指清廷的心脏北京，如围魏救赵般攻敌所必救，势必会调动清廷各路兵马回援，天京之围不救自解。如若能攻下北京，清廷统治势必崩溃，即便不能攻下北京，亦可转战北方，牵制不量清军，减轻天京方面的压力。北方一马平川，正利于流动作战，沿途吸收百姓加入太平军，发展壮大，再图良谋。
中策是东征或西征。天京处在长江边上，上游有曾国藩的湘军，下游有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这两个方向的敌人对天京的威胁最大。当时石达开的部下大多在江西，如果石达开趁势西征，为太平天国经略长江上游，则无须远征就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继续作战扩大地盘，又可为太平天国挡住来自上游湘军的压力。这样就算石达开率军脱离太平天国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也不大，太平天国就可以专心向东向北发展。如果太平军合力攻破清军江北大营后，再次趁势北伐，则可盘活全局，末必不能成事。
下策就是转战西南，分兵入川。石达开可能是《三国演义》看多了，想学诸葛亮隆中对策一样先据有四川，以川地易守难攻之地理和丰富的物产建立根据地，再择机北伐。可问题是当时之形势与三国之时完全不同，满清是大一统的王朝，三国是分裂的时代。石达开不去威胁敌人的心脏腹地，反倒跑到偏远的四川，转战西南不仅对清廷的威胁越来越小，还带走了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兵力，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西南方向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方向，也恰恰是最不能走的方向。如同围城时的围三缺一，敌人不围的方向看似生路，其实死路一条。石达开不应只着眼于自身的发展去制定战略，而应考虑太平天国的整体形势去统筹全局。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石达开转战西南后，途径多省流动作战，兵力却是越打越少，以致部下离散，最终兵败大渡河。太平天国也在曾国藩布下的战略罗网中越陷越紧，再加上洋人也开始加入围剿太平天国的行列，他们组建了“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等多支洋枪队进攻太平军，太平军多次组织兵力反攻也无法打败敌人对天京的封锁合围。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可以说已成兵家之绝地。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又被洪秀全拒绝。最终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
人生往往面临很多选择，而那些看似容易走的道路往往隐藏着致命的陷阱，只有迎难而上，方能雨过天晴。打仗又何尝不是如此，狭路相逢勇者胜，关键时刻就要敢于亮剑！没有直面强敌的胆略，又何能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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