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为什么会失败？在一个素有“读史以明智” 的传统的国家，这场关于“楚汉之争”的论辩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之久，但即便如此，人们的立论又往往局限在项羽的性格脾气和政治格局之上。这在我看来，终究还是有所不足的。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在这场事关天下气运、九州归属的战争中，南北地理位置的差异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早在项羽分封刘邦于巴、蜀、汉中之地时，就已经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所以说，项羽之败，“实非战之罪也”。
一：秦国一统之谜——天下粮仓，关中之地，巴、蜀之利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賁趁着刚刚灭亡燕国和代地的威势，一举攻陷齐国临淄，俘虏齐王田建。至此，六国尽灭，天下归秦。但在此之前，又有谁能想到最终结束这混乱动荡、兵燹遍地的战国乱世的会是秦国呢？
而关于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富有四海的原因，人们都会不由自主的将其归功于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但若仔细梳理秦国的发家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商鞅变法”，在秦国历史上还曾发生过一件至为重要的大事——司马错伐蜀。
司马错曰：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今伐蜀，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秦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换言之，正是因为据有了广袤富裕的巴蜀之地，才使有着“商鞅变法”之积淀的秦国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其一跃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从此睥睨当世，人莫敢当。
当然，拓地巴蜀之后的秦国，所收获的可不仅仅只是肥沃富饶的土地而已。当时的巴蜀，一如之前的秦国，都是蛮夷、戎狄集聚骈居之所，民风剽悍，生性好战。往往勇于私斗而悍不畏死，而在秦国兼并巴蜀之地后，当地桀骜不驯、轻剽善斗的百姓亦随即被归化整编。成为凶猛善战、贪戾狠辣的虎狼之师，随同秦国的将帅一起，兵出山东之地，直指六国之众。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也。
换句话说，秦国之所以能够完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旷世伟业，除了不断涌现的明君圣主和贤臣良将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广袤的战略纵深和丰厚的资源储备。
二：项羽的无奈——秦楚世仇，不得不迁离关中
公元前207年，“扶义而西”的刘邦终于攻破函谷关，完成了“破关亡秦”的战略目标。当此之际，马上就有人以“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的理由向刘邦建言献策。而貌似“宽厚长者”的刘邦亦随即听从了谏者的建议，派兵驻扎函谷关，试图称王关中，与天下诸侯并驾齐驱。由此可见，秦国地形的险要已然是当时天下有识之士的共识。
而如此浅易明了的道理，身为兵法大家的项羽又岂能不知？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分封诸侯，准备尽迁“秦之珠宝玉帛往都彭城”的时候，其帐下的谋士亦曾以“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而霸”的理由相劝。但却被项羽毫不留情的拒绝了，时至今日，人们亦多因此而判断项羽没有政治远见，并非能够安定天下、治国理政之人。对此，我只想说，此话实在是冤煞项羽了。
1，秦、楚两国本是世仇，而项羽的身份又是楚国贵族，他所率领的军队，除了六国遗族临时拼凑起来的之外，其嫡系主力则全是旧楚之人。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活动空间。所以说，关于定都之事，项羽并不能自专其事，他必须要考虑帐下将领以及故楚遗民的情感问题。
2，在反秦之战中，作为正面战场的主要负责人，项羽为了尽快灭亡秦国，往往极尽屠城之能事，而在秦将章邯等人投降之后，为了避免粮食枯竭和平息六国军队的怨愤之情以及消弭秦军降卒所带来的隐患，他又将秦军二十万人尽数坑杀。如此一来，试问，他又怎么能定都关中呢？这不是把自己架在火堆上烤吗？
3，相对于定都关中，彭城却是他的根据地，是他的龙兴之所。唯有定都于此，才可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况且，项羽本人又是楚国贵族，这一尴尬的身份使他从起兵之初就被打上为故国报仇的烙印，迫使他只能团结楚人，而很难获得其他各国诸侯的认同。
当然，不定都关中并不代表项羽不知道关中的重要性。所以，在分封诸侯之际，他强行将关中之地划为三块，分别封赐给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等三人。此举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希望通过这种类似“三监”的方式，将刘邦永久性的困于巴、蜀、汉中。而另一方面，又何尝没有“分化形势”，令三家彼此牵制、互为制衡的考虑呢？
不仅如此，在对于新都彭城的建设上，也可以窥测出项羽对地形地势的重视，首先，鉴于彭城四境平旷、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客观现实，项羽在分封之初，就有意识的将自己的心腹干将九江王英布以及临江王共敖封在彭城的南部和西南部，以其强大的武力来拱卫王室。此外，他又强势削夺魏王魏豹的部分州郡，并将东北部强大的齐国一分为三。如此一来，彭城天然的地理劣势以及西楚周边的强大威胁都被一一解除。再加上楚霸王千古无二的盖世武力，天下诸侯终其一生也只能匍匐在项羽足下战战兢兢，磕头纳贡。若不是后来以“三秦困守巴、蜀的战略规划”突然崩溃，进而使刘邦占据凭高凌下的地理优势。彭城也不至于被刘邦突袭成功，而项羽的西楚霸国更不会因此而崩塌。
三：韩信北伐——逆转楚强汉弱之势的关键
公元前205年，在巴、蜀、汉中之地获得充足补给的刘邦终于在韩信的辅佐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陷没三秦，进而奄有关中之地。至此，号为“天府”的巴、蜀、汉中以及关中尽入刘邦之手，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肥沃的土地资源和丰厚的粮食储备，使刘邦大军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而这也就是刘邦在一次次惨败后马上能够卷土重来的原因。就此一点，就已经是项羽所无法匹敌的天然优势了。
公元前204年，经过数月休养生息，已将关中之事安排妥当的刘邦在群臣建议之下，以“为义帝举丧报仇”之名，亲率诸侯联军计五十六万人，趁着项羽深陷齐国不能自拔的档口，径自偷袭楚都彭城，并一举陷没之，同年，听说彭城被攻破的项羽，又亲率精锐三万人，星夜驰骋，纵兵大破正沉酣于醇酒美人之中的刘邦军，仓惶逃窜的刘邦一路狂奔至荥阳，拒关而守，至此，楚汉之争进入长达两年的对峙期。
而就在楚、汉对峙荥阳、僵持不下的时候，饶有战略意识的刘邦谋臣袁生，竟又创造性的提出“以荥阳为据点来牵制项羽，然后派韩信在北方开辟第二战场，进而达成由北向南合围项羽，聚而歼之”的战略规划。
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城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
而袁生的这一计策随即得到了刘邦的大力支持。而这也就是在此后的战场上，无论战事多么危急凶险，刘邦都不曾下令韩信回师救援，而韩信也不曾略有表示，只是一味的攻赵、拔魏、亡燕、灭齐的原因。因为，只要能成功覆灭北方四国，那整个长江以北地区都将成为刘邦的实际控制区。然后在此基础上，刘邦集团就能最大限度的整合北方资源，对其进行优质配备，并最终有条不紊的实施“以北打南、长驱直下”的亡楚之战。而事情的发展也正如袁生所预料的一样，在韩信打下齐国之后，一向强大的楚军在面对漫长的北方战线时突然变得捉襟见肘、疲于应付。而急转直下的情势又逼的项羽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主动谋求“中分天下、各自为王”的和解之策。
四：天时不如地利———遏住了项羽咽喉的南北地势
“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古代善治军者，无不以地形地势为要。所谓坚城要塞，往往得其天险而已。有鉴于此，春秋时期的战略大师孙武，甚至还专门在《孙子兵法》一书中特设“地形篇”一章，以此来专门讨论地形地势在行军作战、筑城建关时的重要性。
换言之，北方四国的覆灭之所以会成为刘邦“由弱而强”的转机，是因为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南北之间的难以弥合的地域鸿沟。
1，就地形地势而言，九州大地整体呈现“ 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态势，北方以平原丘陵为主，土地平旷，利于马匹纵横驰骋；南方则山川交错、水网密布，便于行船而短于驰马。
2，就饮食生活而言，北方天寒，不耐水稻的种植生长，故此北人主要以麦食为主，往往人高马大，体态雄健；南方则不然，此地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极其适合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再加上水网密布的缘故，南方百姓往往以鱼米为主食。因此，在个头上往往不如北人健壮，普遍较矮小。
3，就南北物产而言，北方善产战马，在冷兵器至上的年代里，品种优良的战马就相当于今天的巨型坦克，一旦上场，势必驰骋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可这一战争利器却又是北方所仅有的，南方的自然环境根本不足以培养出具有强大战力的战马。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战国时期的秦、赵两国能够迅速崛起；而两宋时期却只能被动挨打的原因。
综上所述，正是这种南北疆域的巨大差距，使刘项之间的战争形势被逐步逆转，并最终导致项羽的覆亡。换言之，弃韩信、陈平、甚至范增而不用，都不足以成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所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这句一贯以来被人们认作是项羽为自己的穷兵黩武、坐失天下找借口而说的话，在我看来，却恰恰是兵败如山倒的项羽在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时所发出的无奈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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