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確需提防，不遺忘歷史並不意味著反覆琢磨其中的暴力事件，由記憶所堆積起來的符號暴力及其種種並不是我們解讀“二戰”或是其他戰爭的唯一視角。
原文 ：《記憶-符號-遺忘》
作者 |石家莊鐵道大學 吳卉
圖片 |網絡
鮮少有讀者或觀眾極其認真地去看一部關於“二戰”的回憶錄、專題電影或其他形式的記錄，受血腥畫面、陰霾籠罩等等因素的影響，很多人無法持續面向熒屏、文字，非親歷者對戰爭殘酷程度和對人類影響的絕大部分了解來自教科書，來自時代與時代之間的傳聲。今天的我們，對“二戰”的認知（更準確說是一種氛圍的感知），慢慢轉化成自我的一種“記憶”，而這種“記憶”，它本身即來自“記憶”。這是歷史書寫的必然法則，沒有誰能經歷一切時空，但對“二戰”的“記憶”，要比其他久遠的歷史更容易讓人有切膚之痛。博爾赫斯曾經相當尖銳地指出：“人殺人是我們這一奇特物種最古老的習慣之一，如同繁殖或做夢一樣。”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平和歡騰的描述遠不如殺戮和迫害令人印象深刻甚至熱血沸騰。長長的有關“二戰”題材的回憶錄名單，每一種都因這種“記憶”與生俱來的殺人恐懼而存貯在歷史中，是我們今天瞭解那一段黑暗真相必不可少的佐證。
對於很多普通人來說，談論“二戰”，可能最常提及的有兩種，第一種是“暴力”，即鋪天蓋地血腥的場景和納粹集中營裡聲嘶力竭的吼叫，第二種則是杜魯門總統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無數平民百姓走到街頭歡聲慶祝的場景，戰爭結束當然最值得慶賀，然而這段歷史如果只能讓談論者說起恐懼和勝利，則有違幾十年來我們接觸到的各種記述、拍攝、走訪的真正用意了。事實上，這種片面關注的尷尬，是任何一段歷史事件都無法避免的。以到目前為止在國內獲評最高的兩部優秀紀錄片為例，《二次大戰啟示錄》（法國拍攝）和《二次大戰全綵實錄》（英國拍攝）佔據著紀錄片榜單的前兩名，但數據顯示，它們的觀眾人數分別為7284和不足一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構築的公共記憶形成鮮明的對照。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所談及的對象極有可能正是自己一無所知的領域，甚至只是一種符號般粗淺的語詞排列。
現今時代的年輕人對中西方的歷史，特別是“二戰”的一系列知識的瞭解，都是課堂上的重點、試卷裡的問答、遠至八十年前的時間線，既然無法迴避這一事實，那麼不如認真思考，今天我們要怎樣面對、如何理解這段歷史，才能不讓它在百年、千年後變成更加沒有溫度的文字介紹。畢竟，這場恐怖戰場，捲入了61個
國家，19億人口，奪走至少7200萬條性命，造成的經濟損失數以萬億計，更不用提戰爭結束後形成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也會在更長遠的未來深深地影響著人類社會。而戰爭中所體現的人性，更是一個永遠也討論不盡的話題。
在各類已知的視角當中，追問原因是一個相當可信同時又能使人很好理解事物本質的方式。無論是“戰爭為什麼會發生”還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全面瞭解”都不失為接近歷史的捷徑。這一點上，丘吉爾做了一次很好的嘗試，為後人提供借鑑。他以親歷者的特殊身份，在當時寫下了有關戰役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爆發戰爭的原因分析層面貢獻了自己的見解。在他的《“二戰”回憶錄》中，丘吉爾聲稱這是一場“不需要”的戰爭，完全可以避免，而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是民主
國家公眾的愚蠢和政客的軟弱。在一戰結束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中，戰勝國要求德國繳付鉅額賠款，這一行為被丘吉爾形容為“其苛狠和愚蠢，竟達到顯然不能實現的程度”。因為如果我們從結果倒推原因，會發現，德國發動“二戰”除了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奮鬥》中聲稱的抹去1919年《凡爾賽和約》的屈辱、讓德國（日耳曼雅利安種族）取得應有的世界強權地位，客觀原因還是民族復興帶來的實力自信，這種自信最主要的來源是經濟的發展，經濟來源則是為了得到賠償款而向他們發放10.5億貸款的英美兩國，這無疑是一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行為，被丘吉爾稱之為愚蠢，也毫不為過。在此過程中，一心取得選票的當權者和沒有主見的愚昧公眾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齊澤克在他的《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中指出的那種原因：人們看待暴力的方式本身就是被系統所塑造的。
對“二戰”的書寫，還常常以一種“背景”的方式存在於各類文本（文字的或影像的）中。這超出了我們所討論的具體對象，但一系列以納粹入侵蘇聯、日本偷襲珍珠港、中途島戰役為背景的作品，或是來自業餘者的拍攝片段、當年未使用的新聞影片等等，都為一般非專業研究者的讀者觀眾提供了對戰爭的全方位展示，幫助人們更生動、更深刻地“觸摸”“二戰”。這一點足可以彌補我們知識的盲點，它們不試圖反映和強調流行的見解，也不像齊澤克所批評的那樣，試圖以某種主觀態度淹沒人們視線內所有其他暴力形式，從而竭力讓關注者的注意力離開問題的真實內核。因為我們明白，一旦迴避真相，迴避討論，等待我們的就是由遺忘組成的符號未來。
歷史是最易變成人們心中某種符號的存在，我們無法苛責這一現象，否則就不能很好地解釋那些曾身陷囹圄卻一再墮落、或是遭受暴虐行徑卻執迷不悟的人們的心理。對過去的遺忘，是人類本性使然，而非許多歷史學家簡單冠之以“公眾往往很短視”的形容就能解釋；對遺忘的提醒，則是活著的你我應盡的義務，這也是如布朗肖等人反覆書寫納粹集中營的意義所在。但我們確需提防，不遺忘歷史並不意味著反覆琢磨其中的暴力事件，由記憶所堆積起來的符號暴力及其種種並不是我們解讀“二戰”或是其他戰爭的唯一視角。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8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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