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 今天我们如何解读“二战”？并不只记忆堆积起的符号暴力

我们确需提防，不遗忘历史并不意味着反复琢磨其中的暴力事件，由记忆所堆积起来的符号暴力及其种种并不是我们解读“二战”或是其他战争的唯一视角。

原文 ：《记忆-符号-遗忘》

作者 |石家庄铁道大学 吴卉

图片 |网络

鲜少有读者或观众极其认真地去看一部关于“二战”的回忆录、专题电影或其他形式的记录，受血腥画面、阴霾笼罩等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人无法持续面向荧屏、文字，非亲历者对战争残酷程度和对人类影响的绝大部分了解来自教科书，来自时代与时代之间的传声。今天的我们，对“二战”的认知（更准确说是一种氛围的感知），慢慢转化成自我的一种“记忆”，而这种“记忆”，它本身即来自“记忆”。这是历史书写的必然法则，没有谁能经历一切时空，但对“二战”的“记忆”，要比其他久远的历史更容易让人有切肤之痛。博尔赫斯曾经相当尖锐地指出：“人杀人是我们这一奇特物种最古老的习惯之一，如同繁殖或做梦一样。”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平和欢腾的描述远不如杀戮和迫害令人印象深刻甚至热血沸腾。长长的有关“二战”题材的回忆录名单，每一种都因这种“记忆”与生俱来的杀人恐惧而存贮在历史中，是我们今天了解那一段黑暗真相必不可少的佐证。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谈论“二战”，可能最常提及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暴力”，即铺天盖地血腥的场景和纳粹集中营里声嘶力竭的吼叫，第二种则是杜鲁门总统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无数平民百姓走到街头欢声庆祝的场景，战争结束当然最值得庆贺，然而这段历史如果只能让谈论者说起恐惧和胜利，则有违几十年来我们接触到的各种记述、拍摄、走访的真正用意了。事实上，这种片面关注的尴尬，是任何一段历史事件都无法避免的。以到目前为止在国内获评最高的两部优秀纪录片为例，《二次大战启示录》（法国拍摄）和《二次大战全彩实录》（英国拍摄）占据着纪录片榜单的前两名，但数据显示，它们的观众人数分别为7284和不足一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构筑的公共记忆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谈及的对象极有可能正是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甚至只是一种符号般粗浅的语词排列。

现今时代的年轻人对中西方的历史，特别是“二战”的一系列知识的了解，都是课堂上的重点、试卷里的问答、远至八十年前的时间线，既然无法回避这一事实，那么不如认真思考，今天我们要怎样面对、如何理解这段历史，才能不让它在百年、千年后变成更加没有温度的文字介绍。毕竟，这场恐怖战场，卷入了61个

在各类已知的视角当中，追问原因是一个相当可信同时又能使人很好理解事物本质的方式。无论是“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全面了解”都不失为接近历史的捷径。这一点上，丘吉尔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为后人提供借鉴。他以亲历者的特殊身份，在当时写下了有关战役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爆发战争的原因分析层面贡献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的《“二战”回忆录》中，丘吉尔声称这是一场“不需要”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而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民主

对“二战”的书写，还常常以一种“背景”的方式存在于各类文本（文字的或影像的）中。这超出了我们所讨论的具体对象，但一系列以纳粹入侵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中途岛战役为背景的作品，或是来自业余者的拍摄片段、当年未使用的新闻影片等等，都为一般非专业研究者的读者观众提供了对战争的全方位展示，帮助人们更生动、更深刻地“触摸”“二战”。这一点足可以弥补我们知识的盲点，它们不试图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也不像齐泽克所批评的那样，试图以某种主观态度淹没人们视线内所有其他暴力形式，从而竭力让关注者的注意力离开问题的真实内核。因为我们明白，一旦回避真相，回避讨论，等待我们的就是由遗忘组成的符号未来。

历史是最易变成人们心中某种符号的存在，我们无法苛责这一现象，否则就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曾身陷囹圄却一再堕落、或是遭受暴虐行径却执迷不悟的人们的心理。对过去的遗忘，是人类本性使然，而非许多历史学家简单冠之以“公众往往很短视”的形容就能解释；对遗忘的提醒，则是活着的你我应尽的义务，这也是如布朗肖等人反复书写纳粹集中营的意义所在。但我们确需提防，不遗忘历史并不意味着反复琢磨其中的暴力事件，由记忆所堆积起来的符号暴力及其种种并不是我们解读“二战”或是其他战争的唯一视角。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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