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此足矣
季水河（1954-），四川鄰水人，中共黨員，現為湘潭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美學理論綱要》等學術著作11部，主編、合著《新編比較文學教程》等著作、教材20部，在《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表論文百餘篇。獲省部級科研、教學成果一等獎6項、二等獎4項、三等獎1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含重點項目1項），國家精品課程1門，國家精品視頻公開課1門，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1門，國家教學改革項目1項。曾獲“全國優秀教師”、“第五屆全國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等榮譽稱號或獎勵。先後擔任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湖南省社科聯副主席、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湖南省重點學科建設委員會專家、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副會長、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副會長、湖南省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會會長等學術職務。
我對“時代”一詞抱有深深的敬意。
1977年，我邁入大學，進入了一個尊重知識、重視文化的時代。
2014年，我在大學講臺上站了35年，進入了一個以人為本，共築夢想的開放時代。
我常懷一顆感恩的心，感恩我所處的時代。
成為一名教師
成為一名教師，是我小時候的夢想。在未滿17歲時，我就當上了一名小學教師。直到今天，我依然站在講臺上給學生授課。回顧自己的教育生涯，我驚奇地發現，除了幼兒園外，小學、中學、大學、碩士和博士我都教過。這的確有點傳奇色彩，尤其對現在年輕一代而言更是如此。
1961年我開始讀小學，1966年參加了小學畢業升初中考試。當時我所在的小學有近百名畢業生，只有七八人考取了縣中學，我是其中幸運的一個。1969年，我初中畢業，恰逢“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高中和大學都已經停止招生，我只好回到農村。1972年，公社招一批民辦教師，我讀小學時的教導主任認為我讀書時成績很好，又讀了中學，可以成為一名教師。就這樣，1972年1月1日，在未滿17歲時，我成為了一名小學教師。
走上小學講壇，可以說既有時代的原因，也有個人主動選擇的因素。我的啟蒙老師叫劉舉，五十歲左右，人很瘦，背有點駝，生活清貧，常常自帶一點糧食，然後撿一點兒柴做飯。冬天的時候還給我們燒洗腳水。這位老師對我們既充滿愛心，又特別嚴格，還注重培養學生的能力，有一點素質教育的味道。初小畢業進高小，五年級的老師叫李運坤，六年級的老師叫李太坤，他們的課上得極好，對學生也很慈愛。他們很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而他們自己的品德也極為端正，給我們補課也完全是義務的。我今天拿筆的姿勢和坐立的姿勢，都受到他們的影響。過去的小學老師都是全面發展的，他們一個人教幾乎所有的課程——語文、算術、音樂、繪畫等。我從小覺得教師是光榮和崇高的職業，就是因為我的小學老師給我樹立了榜樣。我很希望像他們一樣，做一名小學老師。
1975年，我被調到公社中學擔任教師。在這幾年的教書期間，我利用閒暇時間，經常給公社和區裡的相關領導寫講話稿，後來又開始寫新聞稿，甚至寫短篇小說、相聲和獨幕話劇。1973年7月在《通川報》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到1977年的三年半時間，我發表了三四十篇新聞稿，其中最長的一篇有四千字。可以說，在我們縣裡面，我已經算“筆桿子”了。縣裡曾經想調我去搞報道，但是沒讀大學，沒有辦法解決戶口問題，這就讓我有了到大學深造的想法和機會。
萌生當一名大學老師的想法，緣於一部電影。這部電影的名字叫《決裂》。電影中有一個“反面人物”形象：一個專門研究馬的大學老師。這位老師戴著一副眼鏡，在課堂上講馬尾巴的功能。有一個學生站起來批評老師，說我們養的是豬和牛，你怎麼來講馬尾巴的功能！雖然這位大學老師在電影中是作為被批判對象出現的，但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形象，那時我就認為大學老師都應該像他一樣風度翩翩。1977年，我進入大學，終於見到了現實中的大學老師，發現老師們真如我想象中那樣有學問有風度，羨慕極了。當時就暗自下決心，要成為一名大學教師。
因為有比較豐富的新聞實踐，所以讀大學時我就想去讀新聞專業，但在1977年那時，新聞是稀缺專業，極少有高校招生。於是我報考了中文系。在當時，大學非常缺教師，學習成績好的大學生如果願意，畢業後就可以做大學教師。在大學裡，我一直堅持寫作，擔任校學生會的宣傳部長，經常主編牆報和簡報，還被評為省級優秀大學生，算是“學習好”的那部分學生。同時因為受電影《決裂》的影響，對大學老師早有好感，所以畢業後我就選擇了到大學任教。
從成為一名教師到現在，我已經在教師崗位上堅守了40餘年，大學講臺上有了35個春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感嘆萬千。如果當時去搞新聞報道，可能我的人生軌跡也會完全不同。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可能一個很小的事情，或者一個不經意的選擇，就會完全改變人的一生。因此，在我的人生路上，得意時淡然面對,失意時泰然處之。
蔣孔陽先生的幫助
在我的一生中，有許多幫助過我、值得我感激的人。我的小學老師，他們的言傳身教給我樹立了榜樣。在我進入高校尤其是進入湘潭大學後，領導的培養和同事的支持也讓我一直感激於心。但如果僅從學術上的幫助和影響來說，最重要的是蔣孔陽先生，我出版的第一本書《美學理論綱要》的序言就是他作的。
蔣孔陽先生是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美學學會的副會長。我鑽研美學的時候在專科學校教書，也沒有什麼名師指導。剛踏進美學領域時，在我讀的美學書中，蔣先生所著的最多。我買了他出版的每一本書，他的《形象與典型》、《美和美的創造》、《德國古典美學》等，尤其是《美學新論》，我反覆讀了多次，對他甚是佩服。蔣先生是學經濟的，後來轉而研究美學，成為我國比較早的文學理論家和美學家，成就非常高。他不僅研究德國古典美學，也研究中國古典美學，主要是美學原理和文學理論。他的美學立足點是“實踐”，認為美是人類在自己的物質與精神的勞動過程中，逐漸客觀地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人類客觀的生活實踐是一切美與美感的根源。對於這點，我非常認同。
蔣先生的書有一個特點——他善於將深奧的理論深入淺出地表述出來。上世紀80年代，西方文論大行其道，各種深奧的新名詞、新概念層出不窮。但蔣先生做得很好，他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語言來“化”西方的東西，最後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我很欣賞這種做法。讀我的《美學理論綱要》就會發現，書中引用蔣先生的話也相對多一些。後來，我還寫了一篇研究他美學思想的論文，叫《亦中亦西，恆新恆異——論蔣孔陽美學思想的超越性及未來意義》，發表在影響較大的期刊《學術月刊》2004年第2期。
蔣先生既是我學術的導師，又是我學術上的一個標杆。我年輕時在研究美學的路上，常常給蔣先生寫信求教，他每一封都及時地回覆了。我們先後通了二十多封信，從他的指教中，我受益良多。當時他已是中國美學學會的副會長、中國著名的美學家，對像我這樣的青年教師，卻做到了有求必應，對比當今一些所謂名家的做派，真叫人唏噓。我將自己的第一篇論文寄給他看，他給我提了指導性的意見。應該說，他當年對我的耐心和細心，對我現在指導學生產生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我現在無論多忙，只要學生找我，比如在考碩、考博、出國等方面，如果能做到，我都會一一去幫助。在我以前當班主任期間，還曾邀請全班40多名同學分批到我家中作客，給他們做我的拿手菜“美學肉絲”。我認為培養學生，不僅僅是教授他們知識，更是要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和情操的教育，讓他們學會做人，這樣才能助其在社會上立足。
我希望將當年蔣先生對我的那份關懷繼承下來，帶給我的學生。
讀書做學問是一種樂趣
有很多人問我：有時候為做一篇論文，需要讀大量的書，花費大量的時間，難道就不會覺得枯燥嗎？你這麼幾十年來反反覆覆，又是如何堅持下來的呢？在我看來，人不管做什麼事，如果對它充滿興趣，有嚴謹的態度，有獻身的精神，那麼，便沒有什麼做不成。學術研究是我的興趣所在，這些年來我一直樂在其中。
我愛讀書，我認為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用的知識。20世紀80—90年代，我每次出差都會前往當地書店買些好書。在我去過的城市裡，最熟悉的是當地的書店。1982年到1993年來“湘大”之前這段時間，我一邊教書，一邊在“人大”、“武大”學習文藝學研究生課程。學習期間，我基本上是在圖書館和資料室度過的，回到寢室也是自己看書。那時去王府井書店，從“人大”坐332路公交車到動物園一毛錢，再坐103路公交車到王府井一毛錢，來回四毛錢的交通費。在“人大”的一年時間中，我買了四大箱子書。讀書的習慣我一直保持到了現在，每天無論多麼忙，都會堅持看書。多讀書、讀好書，不僅能增廣見聞，還能令人思維活躍、觸類旁通。我對自己的學生也是這樣要求的，鼓勵他們多讀書，並且不僅僅讀自己專業的書，還力爭博廣多方涉足。比如，我要求比較文學和新聞學的研究生第一學期要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讀完以後要聚在一起分享讀書心得。另外，我有藏書愛好。我家藏書數以萬計，古今中外、自科社科，都有涉及。
與讀書相輔相成的，是將自己學到的知識轉化成學問。做研究對於一名大學教師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認為，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大學老師應該需要一定的天賦，但後天的努力更重要。自己雖然做得不是最好，但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果。我到“湘大”後，在教學方面，主持了“國家精品課程”、“國家精品視頻公開課”、“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程”，獲省教學成果獎一、二等獎 4 項；在科研方面，主持了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其中重點項目1項），出版學術著作十多部，在《文學評論》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一百多篇，並先後獲省部級一、二等獎6項，等等。取得這些成績，可能有一些天賦因素，但主要是靠後天的努力。
我的性格是做人做事要力爭傑出。在大學教書，我的目標定得很高——當個好教授。要想當個好教授，除講課要好以外，在科研上也要做得好。一旦確定了目標，我就會刪除一些與目標不相符的東西。可以說，外部躁動的環境對我影響比較小。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國家和個人的經濟條件都不是很好。80年代初剛結婚時，我每月的工資是53元，我夫人每月的工資是47元，但我一年中會買兩、三百元錢的書。那時我很缺錢，但我沒有把錢放在第一位。很多同事去電大、成教上課，一個星期能掙不少，甚至相當於半年的工資。但我基本上不出去上教學計劃之外的課，我覺得這是浪費時間。我夫人知道我熱愛學術，也非常支持我。因為有這種取捨，所以1983年我就在《學術月刊》上發表了論文，1987年論文就上了《文學評論》。我在“武大”讀一年研究生課程，七門課程考試寫了七篇論文，全部發表了，而且多數發表於較高級別的期刊，可以想象當時的努力程度。後來我之所以能 來“湘大”，不僅因為當時“湘大”文學理論學科急需人才，也因為我在這方面的學術成果比較多，比如出版了專著《美學理論綱要》，在《文學評論》等高級別刊物上發表了一些論文，有好幾篇論文還被人大複印資料《文藝理論》、《美學》、《外國文學》全文轉載。聯繫我自己的經歷，我想告訴現在的研究生，平時做課程論文，不要東拼西湊，更不要抄襲，那樣對自己沒有好處，既浪費了時間，又養成了壞習慣。
學貴有恆，業精於勤。記得有一年過年，為了抓緊做一個課題，我大年三十都是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度過的。這些年來，我一直很享受這樣一種做學術的狀態。
一生有這樣的一次足矣
2013年5月26日，是我非常難忘的一天。
2013年3月，我的幾位學生找到我，說今年是我從教40週年，也是來“湘大”工作的20年，希望搞一個師生聚會活動來祝賀。我對這一形式並不在意，但能和學生們聚一聚，聊聊天，我是非常樂意的。本以為就是二三十個在校學生一起聚聚，但沒想到的是，他們自發組織，通過QQ群和打電話，聯繫上了我來“湘大”後帶過的一、二屆本科生代表、碩士生、博士生共二百多名學生。5月26日，這些學生從天南地北趕回“湘大”，歡聚一堂，為我同慶紀念。
作為一名老師，最大的成就是什麼？對於我來說，就是看到我的學生有出息。我在大學的教學一線已經堅守了35週年，教過專科生、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現代漢語、古代文學、外國文學、馬列文論、寫作、文學概論、美學、西方文論、比較文學、中西美學比較研究、人文科學方法論、中外新聞傳播思想比較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專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變遷等十幾門課程。這麼多年來，我的很多學生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精英。他們有的在政界，已是廳級幹部；有的在學術界，已晉升為教授、副教授；還有的在商界、在新聞界，在各行各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5月26日那天，當看到學生們回到“湘大”歡聚一堂時，我內心是多麼的激動啊。他們給我送上了誠摯的祝福，我也衷心祝願他們能更上一層樓。我們舉杯共飲，無所不談。在聚會中，學生們還特意為我製作了感人至深的視頻《靜水河深》，回顧了我這幾十年來的教學和科研經歷。看著視頻，我感到非常驕傲，但這份驕傲並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我的這些學生。他們的一句“老師，我回來了”，足以讓我感動不已。
我知道，現在“老師”這一稱謂，並不像以前那麼受人尊重。隨著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以及高校評價體制的量化等原因，不可否認，有不少老師的品質出了問題——有人學術造假、抄襲和剽竊；有人在私生活方面不嚴肅，搞“潛規則”……這些問題披露多了，或者坊間流傳多了，教師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就會受損。這就警示我們，少數人的行為影響的是一個群體的形象。所以每位老師都應潔身自好、擺正老師和學生的關係。老師應該做到“學高為師，身正為範”，嚴格要求自己，認真地教書，嚴謹地做學問，對教書和做學問都要有敬畏和忠誠之心。這樣才能獻身教學和科研，遠離那些有損高校教師形象的事。
作為一名教師，無論是教書還是治學，都有兩種境界。一種可以稱之為“器”，一種可以稱之為“道”。
器者，形而下，將教書、治學當作謀生的手段、賺錢的工具，一旦達到目的，便覺沒啥意義。
道者，形而上，將教書、治學作為一種生活態度、理想追求，一旦達到目的，便入高峰體驗。
我誠為“佈道者”，在授道、傳業、解惑上“衣帶漸寬終不悔”！
（整理：劉煜程）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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