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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字，讀完共需9分鐘
作者周洛華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員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3月2日“大房鴨”微信公眾號。
這本好書來的太晚了。這是我讀完以後的第一感覺，但是，瑪格麗特.撒切爾本人不允許在她生前出版她的官方傳記（自傳除外）。所以，2013年她去世以後，我們才讀到這部作品，這究竟說明她不在乎別人對她的評價呢？還是她根本不允許別人評價她？可能後者更接近她的本意。
她的傳記版本很多，我讀的這個版本有些特殊，作者本人曾經擔任英國國防大臣、英國下議院議員，早期的歐洲懷疑論者，後來坐過牢，早年還差點兒成了撒切爾的女婿。我感覺作者的視角足夠豐富，距離足夠接近，和撒切爾一家接觸的時間足夠長，閱歷足夠成熟來寫一部政治家的傳記，而不像大多數自傳和官方傳記那樣，充滿了平滑而誘導性的語言，目的在於安撫讀者，掩蓋失誤和美化功績。
1945年，丘吉爾在連任失敗以後說過，“對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特徵”；1990年，他的崇拜者瑪格麗特.撒切爾在遭遇自己的內閣背叛而失去首相位置的時候說，“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家外，在任何別處都是受到尊敬的”。她確實是那個時代的先知。她很有遠見和洞察，這種遠見卓識不是來自於她豐富的學識和善於傾聽的謙虛，而是來自於她對自己的領袖地位的自信、執著和痴迷，這是一種大自然造物主給領袖的傲慢的天賦。先來看看這一段演講（本文引號內容都摘自傳記）：
“人們感到非常恐懼，害怕這個國家會被如此大量湧入的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群所吞沒......因此，如果你想要良好的種族關係，就必須消除人們對於（移民）人數的恐懼感......因此，我們確實必須給予人們一個希望，即禁止移民入內，當然，除非是因為人道主義的同情。因此我們必須要嚴查湧入的人口中，哪些有權利進入我們的國土”——這段話聽起來像是2018年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有關英國退歐的演講，但實際上，這段話是1978年瑪格麗特.撒切爾有關移民問題的演講。撒切爾很早就感覺英國應該退歐，她認為希思首相加入歐共體是巨大的錯誤。因為一個靈長類動物群體的生物本能是能夠守住自己的領地，不能讓其他猴子自由進出自己的山頭，這對於英國這個孤立於歐洲大陸的國家來說，可能更迫切。
撒切爾夫人的外號叫“鐵娘子”，其實是前蘇聯《紅星報》發明的綽號，這是他們能想到的對她最大的“侮辱”，不料，這個外號風靡全世界各大報紙頭條，撒切爾本人頗為得意地說，“他們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製造一個共同的敵人，人們在這種的情況下，容易團結起來支持自己——她是這方面技巧嫻熟的政治家。
推動英國的經濟改革需要的是蠻橫霸道的勇氣，而不是經濟學家們精心策劃的方案，事實上，根本就沒有方案，有的只是常識。“20世紀70年代，英國處於一種意志消沉，秩序混亂，對未來一片迷惘的狀態。我們被叫做‘歐洲病夫’是非常恰當的。但是當時英國政壇上的一線政治家沒有人知道如何治療這種疾病。不斷惡化的通貨膨脹，工會的激進好鬥，生產力低下以及難以承受的公共開支水平，這些問題仍舊存在。比這些更加嚴重的問題在於人們逐漸喪失了民族自信心”——“投票人並不確信他們喜歡她，但是他們感覺他們需要她，是時候需要一位嚴厲的女領袖，推行強制性的國家政策，恢復國家秩序”——“她自己是一個全身心投入政治生涯的職業政治家，但是她對於大多數其他政界人士的評價很低，他們一貫騎牆觀望，多方下注以規避風險，見風轉舵，尋求一致同意的政治立場，她對這三種做法都抱有鄙視的態度。她想要完全的忠誠，不懼怕正面衝突”——“隨著選舉日的臨近，人們越發覺得英國面臨的是一場分水嶺式的大選。大多數人都意識到20世紀70年代無論經濟還是政治方面都遭受嚴重挫敗的艱難狀況不能再持續下去了。來自工黨的首相卡拉漢拒絕在最後時刻攻擊保守黨候選人撒切爾，他說‘我不能用那樣的言辭攻擊撒切爾夫人，大約一週以後，她可能就是英國首相了’。”——其實最早看出她將成為首相的人不是政敵卡拉漢，而是美國中情局駐倫敦的機構，他們在她首次當選議員不多久就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她可能出任首相，為此，中情局還買單邀請她首次訪美，並安排了高於一般議員規格的行程。
卡拉漢是工黨的首領，他不可能違背工會的利益，推出什麼新的改革，但是他可能已經看到了英國的問題和癥結，並意識到了這個有關工會利益和生產效率的問題只能由他的對手保守黨來解決，卡拉漢說，“每三十年左右，政壇都會發生一次翻天覆地的鉅變......那時無論你說什麼或做什麼都無關緊要。民眾想要的和他們贊同的都變了。我懷疑這次正在發生的就是這樣的一次鉅變——而且情況是有利於撒切爾夫人的”。英國在那個時期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就是解決不了，這就說明當時的英國缺乏有領導力和執行力的政府，是時候變更執政黨了，卡拉漢自己很清楚，他也許樂意見到這場變革。
撒切爾夫人當選以後說，“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只有一個正確的決定，而現在是必須要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讀完整部傳記，我沒有發現在讀本科的時候得到的那種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幫助撒切爾夫人建立了新經濟秩序的任何證據——我當然完全理解，經濟學家們一定在撒切爾夫人改革成功以後宣稱自己對此政策負責。但是，維特根斯坦說過，“一個得不到執行的命令不是一個命令”，所謂的撒切爾經濟學，里根經濟學，更多的是常識，是克服阻力，是貫徹執行，是恢復常識。她完全明白她在幹什麼，有什麼風險，她說“你知道，艾倫，他們會因為這份預算案把我趕下臺的，但是，這是一項值得去冒險的事業，至少我離開的時候，知道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情”。
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經濟學家們對她的政策的批評是很嚴厲的，這很能為經濟學家本人吸引眼球。有一項紀錄至今無人能打破，《泰晤士報》徵集了全國364名經濟學家的簽名，聲明她的經濟改革違背了經濟學原理，但是，撒切爾夫人對於這些批評毫不在意，她說“經濟學家們對自己預言的準確性所懷有的信心讓我感到震驚。但因為我自己是在一家雜貨鋪長大的，所以有時候不禁會想他們是否是在用他們自己的錢支撐自己的預言。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那些這樣做的人——那些必須要通過自己的判斷來實現業績的投資機構——給予我們的是很不一樣的反饋”。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很早以前出版過的兩本書，分別是《經濟學家是我的“敵人”》和《經濟學家是我的“仇人”》，當時，我是反對出版社在書名裡面使用引號的。
縮減政府開支，減少浪費，減稅，控制通貨膨脹，這些措施根本不需要經濟學家來證明，這就是當時英國急需的藥方，但是，如果你去諮詢經濟學家們的意見的話，他們肯定會提出一大堆反對的意見，這些反對的意見，使得他們自己看起來更有價值，使得他們自己在改革萬一失敗以後，免除了被指責的責任。應該由最終承擔後果的人來決策，而不是由不承擔後果的人，以專家的名義來決策。決策不存在民主科學的問題。
如果一個決策是科學的，它就已經存在了，成為了事實，或者根本不需要人去決策；如果一個決策是集體討論民主決定的，那就為領導本人排除了事後承擔責任的可能性，由這樣的領袖來做決策，一定是一個糟糕或者最多是平庸的決策，背後一定是一個無所事事的政府。撒切爾作為領袖獨斷專行？這是對其性格的誇大，也是對領袖地位本身的誤解。領袖看起來是在獨斷專行，其實是她進入了角色，只有自己進入角色，才會有靈光一閃的正確決策。大部分時間，她不用擔心內閣大臣、事務性助手、後排議員和本選區選民對她的忠誠，她一旦對這種忠誠有絲毫懷疑，她就不能進入角色，當不好領袖。領袖，不是一個職務，不是一個階層，不是一個光環，不是一個權力，而是一種恰到好處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領袖和她的團隊、她的人民都相互磨合得很好，她由此能夠預見未來，做出正確的判斷，帶領人民走向更好的道路。
她有抓問題本質並犀利地將其誇大到一個簡單的是非判斷的能力，她談到英國的對外援助是這樣一種奇怪的過程，“有錢國家的窮人把錢捐贈給了窮困國家的富人”。對於那些太過依賴於部門簡報的大臣們，當然不止一位，她訓斥道：“你們手下的公務員又控制你們的思想了，我對此絲毫不感到驚奇”。她犀利極了，“中產階級上層的知識分子，他們總能夠看清所有人的觀點和問題，卻沒有自己的觀點”。
撒切爾的經濟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不是這樣的。“公眾對於失業看法的大幅改變得益於撒切爾獨特的領導風格。20世紀70年代的政壇，人們總是習慣於將失業問題全部歸咎於政府。瑪格麗特用說教的方法，把難以接受的事實告訴了大眾，即人們之所以失業是因為國際化競爭，人員冗餘，管理不善，尤其是工會的惡戰。久而久之，大眾開始相信她的話了。大部分選民結合自己的日常生活思考後，終於不甘地認同了她的觀點。於是失業率問題成了夜裡不叫的狗——不再礙事了”。我想起了孟子說，善政弗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於教化人民比善於執政可能更有效果。
許多英國的外交官和議員都曾經認為，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撒切爾不依不饒地拒絕了阿根廷“回租”方案，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只能打一仗了。從結果來看，很難說和平解決馬島問題會對英國和世界產生更好的結果，她當時是怎麼想的呢？她真的預料到了一切？恐怕未必。在北愛爾蘭問題上，她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同意，“愛爾蘭政府有權就北愛爾蘭治理問題與英國進行磋商，並且這是愛爾蘭政府永久的權力”，馬爾維納斯群島，北愛爾蘭，香港——這三個地方的主權問題是不同的解決方案。她不認為自己放棄了香港主權是被迫的，相反，她卸任以後批評彭定康的香港民主化政策，“我們已經贏得了中國人的敬意，輕易不要失去它”。
“她憑藉直覺，蘇聯即將發生劇變（那是1983年），所以在見到戈爾巴喬夫很久以前，她就在尋找可以領導蘇聯進行這場劇變的合適人選”，在英國國內的對蘇政策研討會上，幾乎只有她一個人認為“蘇聯雖然外表看來氣勢強大，堅不可摧，但其內部一定有人希望做些變革”。外交大臣傑弗裡.豪說，“英國如此早就能夠選中戈爾巴喬夫，意味著我們在1983年9月舉行的研討會的實際意義比我們知道的還要重要”。傑弗裡.豪進一步認為，“和戈爾巴喬夫建立起來的關係是撒切爾在外交方面最偉大的成就”。
“你必須穿很高墊肩的衣服，才能讓胸顯得沒那麼大”——她出訪莫斯科之前，有三位服裝設計師為她準備服裝，其中包括美國駐英國大使的夫人，效果是驚人的——“到達莫斯科機場時，瑪格麗特頭戴黑色狐毛帽，穿著合身的黑色大衣，渾身散發出好萊塢電影裡女沙皇的魅力光芒。她走下旋梯，走到機場停機坪，接過獻來的一大束紅玫瑰，這束玫瑰為她添了一抹色彩，幾分優雅氣質。億萬蘇聯觀眾在電視機前觀看了瑪格麗特抵達機場的情景。時至今日，仍有觀眾提前當年的情景，說這位鐵腕女首相到訪蘇聯，讓人們想起了俄國曆史上偉大的女皇凱瑟琳大帝”。她進入了角色，給蘇聯人一種感覺，那就是她來自於一個更高的文明，她不是到訪，而是降臨，她說什麼都會處於居高臨下的地位，而且他們適應，熟悉和接受了她的這種優越感。很難想象，如果聽從外交專家，服裝顧問和學者的意見的話，她能夠舉手投足如此自信地演出這樣一個角色。
1985年，英國財政大臣支持英國加入歐洲貨幣體系，導致了他和首相之間的一次嚴重分歧。首相稱其觀點為“時髦的共識性看法”，令人意外的是，她的內閣全體成員都支持英國加入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她是唯一的反對派。“似乎只有瑪格麗特.撒切爾一人意識到這一舉措在憲法方面隱含的意義，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會把英國束縛在一個結構體制中，從而導致單一的歐洲貨幣和不可逆轉的貨幣主權的喪失”。
她宣稱“歐洲並不是《羅馬條約》的產物，歐洲聯合體觀念也不是任何群體或者機構的財產”——她聽上去就像是在敲打當時的西德，後來統一的德國成為了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主要推動者——“英國的夢想並不是在歐共體的邊緣獲得一小塊舒適，孤立的領地。我們的命運在歐洲，作為歐共體的一部分”——“鐵幕的東方還有一些與歐共體12個成員國一樣同屬於歐洲的國家”——此時距離蘇聯鐵幕解體還有很長的時間，西歐國家根本就沒有考慮過擴大歐共體覆蓋東歐國家的意思——她堅稱建立一個成功的歐共體的方式是通過“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自願和積極的合作，而不是通過更緊密的一體化讓單一民族國家喪失主權”，她進一步警告“歐共體變成一個由某種抽象的思想觀念控制而不斷改變的機構，而且還會因為沒完沒了的規章制度而變得僵化”。
她的本能引導她做出決定，有時候我們感嘆她的前瞻，有時候我們無法理解她的固執，也許證明她的本能還需要時間？比如，“柏林牆倒塌以後的幾個月裡，瑪格麗特.撒切爾沉溺於對統一後德國的恐懼之中，這使得她的觀點令人震驚：有些事情是你這一代和我這一代人永遠不應該忘記的。我們都經歷了戰爭，而且我們清楚地知道德國人是什麼樣子的，以及獨裁者能夠做些什麼，而且民族性格是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的”——“遲早這個重洗統一起來的國家會行使它的權力，儘管是通過經濟手段而非領土侵略，德國在本質上是歐洲一個破壞穩定，而非維護穩定的力量”。
一次又一次，我們回頭看歷史的時候，是她，而不是她的內閣，不是當時的智囊專家，不是議員，不是行政體系，不是英國的民主體系和法律制度，做了正確的決定，做了更好的判斷。歷史的悲劇是她終於因為其中的一個正確判斷過於超前而最終下臺了。1990年，當薩達姆指揮他的伊拉克軍隊入侵科威特的時候，她在第一時間敦促美國總統布什立即採取果斷行動，至少要馬上派兵去保衛沙特阿拉伯，而不要顧及國內法律，政策，程序和阿拉伯國家的反應。她說“沒時間猶豫了，喬治”！就是這句話，中英文都是6個字，這是她初次在牛津大學接觸政治的時候，教她演講的老師告訴她的，“任何時候，說話都要簡短明確，六個字就夠了”。她沒有聽取智囊專家和內閣的意見，她沒有等待觀望其他國家的反應，她就是以領袖的身份角色推動了這個事情本身的發展，並在事後贏得了阿拉伯國家對她的信任和讚譽。之所以需要猶豫，需要前思後想，需要顧慮重重，歸根結底，還是害怕意想不到的結果，害怕承擔責任，害怕其他連鎖反應，這種害怕是主雄，是領袖的大忌。
英國退歐以後，會和美國更緊密聯繫起來嗎？英語國家會組建一個新的共同體嗎？對此，我只能發問，而不能繼續展望、思考和設想下去了，因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句話，我現在理解了，這不是一句撂挑子的話，這句話其實說的是，不在其位，謀不了政，你根本就沒有那種第一線的壓力、狀態和角色責任去做正確的決定，只要你不承擔錯誤決策的後果，你就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你一定要熱愛這個國家，熱愛這個工作，熱愛到了霸道的地步，熱愛到了所有責任我一個人扛的地步，你才能進入狀態，你才有可能靈光一閃，你才會找到那條符合你的生物本能且又是唯一正確的歷史道路——人類就是這麼進化的。在選擇這條道路之前，旁人說什麼都是無用的，他們不承擔責任，他們說這些話的目的要麼是顯示自己的重要性，要麼就是防止自己將來承擔責任，你對他們的傾聽不是為了得到一個“科學論證民主決策”的好政策，而僅僅是為自己保留一個“善於傾聽”的好名聲。
這本傳記的最大缺點就在於作者缺乏人類學的知識背景，他錯誤地把撒切爾夫人的蠻橫，強悍，霸道，頑固，小心眼，報復心強，容易記仇，死不認錯，傷害踐踏其他人自尊心之類的作風，和她的遠見卓識割裂開來了，其實，這都是靈長類動物群體的主雄所同時擁有的生物特徵，你根本無法區分開來。
和大多數靈長類動物的前任主雄一樣，她一旦離開了權力，身體就迅速衰退。人類學家早就發現，擔任主雄的猴王有一種“壓力荷爾蒙”統治著，它的免疫系統已經完全依賴於這種主雄才有的激素，一旦失去權力，它的身體就衰老得很快，我們要這樣想，一個主雄是拼了自己的身體健康，扛住壓力，體會周圍的環境，用它的生物本能去做一個決定，這個決定本身不僅是可貴的，也是來之不易的。不承擔那份壓力的人，做不出那個決定。撒切爾夫人如果和同時代其他人類主雄有什麼不同的話，在於兩點，一，作為女性領導力，她有更多可以依賴的生物本能來做決策，這是大自然保護女性的天然屏障；二，她敏銳而嫻熟地操縱了同時代其他男性領導力，他們本能地不願意欺凌一個女性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這種心態被瑪格麗特.撒切爾很好地利用了。一如她早年就同時約會三個優秀的男人，在他們中間如魚得水，毫不困難地維繫著關係，並巧妙地暗示著什麼，最終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丈夫丹尼斯是她一生最忠誠的支持者。
她晚年曾經說過，如果一切重來，她不會去選擇從政，她會選擇做一個賢妻良母，呆在家裡照顧好孩子，尤其是那個給她惹了一大堆麻煩的兒子，馬克.撒切爾。這段話在我聽來，是真心實意的，反映的是她在86歲時候的角色、壓力、情緒和激素水平下對事物的判斷，而不代表她會那樣做。埃諾克.鮑威爾說過“所有的政治生涯都是以眼淚結束的”——抱歉，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我只是用他這句傷感的話結束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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