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族族稱來源及其含義探析

民族族稱猶如一個人的名字，是一個民族的名片，對一個民族來說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含義。同時，探究一個民族的族稱不僅有助於瞭解該民族的歷史與文化，而且是尊重該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加強民族團結之所需，具有現實意義。“傈僳”是全世界一百多萬傈僳族同胞共同的稱呼，有一定的含義，但由於年代久遠，加之史料中有關傈僳族的記載較少，更沒有關於其族稱考釋的直接記錄，因此，探討傈僳族族稱來源及其含義的難度較大。近現代以來，諸多學者試圖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出發，對傈僳族族稱的來源及其含義進行推測和解釋。筆者就所掌握的國內外有關資料，在對這些推測和解釋一一闡述的基礎上，擬就傈僳族族稱的來源及其含義作初步探析，並對“粟慄”與“慄粟”之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觀點。相信這會幫助讀者對傈僳族族稱有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

一、文獻中的傈僳族族稱

與許多民族族稱分為自稱和他稱兩種不同，對傈僳族的稱呼，從古至今，國內國外，不論自稱還是他稱，都是比較統一的“傈僳”（lìsù）。但由於方言、個體差異和社會的發展，加之漢語的同音異體字較多和不同的作者採用不同的漢字標註等原因所致，一直以來，“傈僳”二字的音譯，在漢語典籍中有近十多種不同的書寫形式，即慄粟、慄、力些、力蘇、、力梭、黎蘇、狸蘇、盧等。

關於傈僳族族稱的直接史籍記載，最早見於唐樊綽《蠻書》，寫作“慄粟”。唐樊綽《蠻書》卷四《名類》載：“慄粟兩姓蠻，雷蠻、夢蠻皆在邛部臺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同樣的書寫形式還見於清代餘慶遠的《維西見聞紀》“夷人”條：“慄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籠、奔子欄皆有之。”

其次又見於明陳文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四載北勝州風俗：有名慄者，亦羅羅之別種也。居山林，無室屋，不事產業，常帶藥箭弓弩，獵取禽獸。其婦人則掘取草木之根以給日食。歲輸官者，惟皮張耳。

又見明劉文徵天啟《滇志》卷三十《羈縻志•種人》載：力些，惟雲龍洲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被以氈衫，以毳為帶束其腰。婦女裹白麻布衣。善用弩，發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盾，而婦人無傷，以此制服西番。

又見於清毛奇齡《雲南蠻司志》，也寫作“力些”：瀾滄衛有力些賊，每聚眾殺人、燒廬舍。

其次又見於《木氏宦譜•木青傳》，寫作“力蘇”：萬曆二十五年，雲龍洲力蘇搶五井提舉皇鹽作耗奉總兵官徵南將軍太師黔國公沐武靖昌祚及兩臺文明，親率兵徵進，殺獲八三級，蒙獎花牌表裡。

又《皇清職貢圖》卷七釋文稱：，相傳楚莊蹻開滇時，便有此種。無部落，散居姚安、麗江、大理、永昌四府。

又清乾隆《麗江府志略捲上》《種人》載：、有生熟二種，巖居穴處。或架木為巢，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身著麻布，披氈衫，獵取禽獸為食。居無定所，食盡即遷，佩弩帶刀，雖寢息不離。性兇暴嗜酒，一語不投，即持刀相向。

又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寫作“力梭”：鐵索箐力梭夷叛，撫臣鄒應龍討之，七十二村悉平。

又克勒脫納《雲南地理考察報告》，寫作“黎蘇”：黎蘇人，乃藏緬族之一支，彼等到現在似尚繼續向南遷移。

又和錫光《中甸縣誌稿》“種人”，寫作“狸蘇”：狸蘇……種蕎麥而為食，織麻縷以為衣。

另外，《元一統志》麗江路《風俗》說：“麗江路，蠻有八種，曰磨些、曰白、曰羅落、曰冬悶、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盧，叄錯而居。”尤中先生認為“盧蠻”即“傈僳”，同時，他認為南詔統治下的分佈於今天維西、貢山和福貢一帶的施蠻和順蠻就是傈僳族的一支。

在以上所有近十多種對傈僳族的稱呼中，除施蠻和順蠻外，雖有字樣差異，但讀音較近，自唐代以來一直延用至今，實際都指傈僳族。

在國外，雖然人們對傈僳族的稱呼因人而異，有的人對“傈”字的發音拖得長些，有的短些，有些甚至聲調使用不當，但整個“傈僳”二字的發音也相差無幾，如：Liisoo、Liisaw、Lishaw、lisaw、Li、Liso、Lihsaw、Lishu。過去，除傈僳一詞外，英國學者還常常用“野人”（未開化的人）一詞來指代緬甸的傈僳族，寫作“Yaoyen”、“Yawyin”、“Yaw-yen”和“Yeh-jen”。對於這個稱呼，恩裡克斯（C.M.Enriquez）認為，以前漢人常常稱呼克欽族為野人，寫作“Yejen或Ye-ren”，後來克欽族又把這一稱呼用來指代傈僳族，只是發音稍有變化，即變為“Yawyin”。事實上，漢人從來沒有把傈僳族稱為“野人”（Ye-ren）。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全國人大、國家民委進行民族識別後，認定“傈僳”（lìsù）為中國傈僳族的稱謂。

二、“粟慄”與“慄粟”之爭

1999年《民族研究》第5期刊載了馮魄先生的《粟慄與慄粟考》一文。文中他根據向達先生所著《蠻書校注》一書，將“慄粟”這一族稱校為“粟慄”，從而對近10多年來編寫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傈僳族》、《中國少數民族傈僳族》、《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傈傈語簡志》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傈傈族》等，有關傈僳族的族稱問題，作了不同的解釋。他從《蠻書》版本識讀考說、傈僳族歷代稱謂演變考說、從“粟慄”二字的古文字訓話和唐代文獻記載考說、從我國古代“姓族”與“粟慄兩姓蠻”的關係考說等四個方面進行闡述和論證。

就《蠻書》版本識讀考說方面，馮魄先生認為，《蠻書》堪稱研究西南民族，特別是雲南和南詔政治、歷史、地理的“歷史大辭典”，後人研究、校注《蠻書》的人很多，但是到建國前後，在各種史料典籍中，人們首推向達先生的《蠻書校注》為善本。向先生治《蠻書》之學，前後共二十餘年，他精心鑽研，並親自到雲南實地考察，被近代史學界譽為精於隋唐史的“精審之作”。

楊毓才發表了《對“粟慄”與“慄粟”考一文的校正》一文，對馮魄的觀點進行了反駁。楊先生認為，在當時輯入聚珍版的《蠻書》中有五個版本，即《備徵志本》、《漸西村舍本》、《琳琅密室叢書本》、《盧文紹本》和《鮑廷傳本》，其中，後三個版本誤校為“粟慄”，從而留下後患。他說：“1962年，向達教授在他撰寫的《蠻書校注》一書中，捨棄正確的《備徵志本》和《漸西村舍本》不用，卻採用了錯誤的《琳琅密室叢書本》、《盧文紹本》和《鮑廷傳本》三個校注。向達在其《蠻書校注》原文中說：‘粟慄兩姓蠻，達案，粟慄，內聚珍本、四庫本諸本俱作粟慄，只備徵志、漸西本誤作慄粟’。這樣就鑄成第二次錯誤。又由於《蠻書校注》被馮魄先生引用，以假亂真，從而造成第三次錯誤。”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前所未有的民族識別工作，最終確認了55個少數民族。在民族識別的過程中，黨和政府在領導具體的民族識別工作時，堅持科學理論和現實基礎相結合的原則，制定出了符合我國民族問題實際的民族識別標準和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名從主人”的原則。這裡說的“名從主人”，實際上就是指按照民族意願。民族意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僅指人們是否認同於某個民族的一種主觀願望，也指人們對某個人們共同體本身的歷史和特徵的認識、理解與綜合，並形成民族的自覺意識，亦即對長期以來本民族的興趣、發展歷史過程等客觀事實的自我表達。況且，民族意願具有相對的長期性、穩定性和獨立性，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固有的內容之一。民族意願這種族屬意識不是憑空臆造的，是建立在具備有一定的民族特徵的科學依據的基礎上的，是民族特徵的一種總的反映。因此，筆者認為，對於傈僳族族稱的“粟慄”與“慄粟”之爭而言，應該尊重傈僳族的意願，以民族自稱為主，因為國內外的傈僳族都自稱“傈僳”，沒有自稱“僳傈”的，不能對他們的歷史和族稱隨意改動，否則多年以後再讓後人來一次校注和考證，那才是最大的不幸。

三、族稱含義

探索一個民族族稱的真正含意有諸多困難，特別是史料典籍中有關傈僳族生活習俗的記載比較少，更沒有相關傈僳族族稱的解釋。20世紀30、40年代以來，特別是今天，不少學者試圖從不同角度推測、解讀“傈僳”二字的文化內涵。有的從納西族象形文字的角度，有的從漢語的角度，有的從傈僳語的角度，更有的從英語的角度對“傈僳”二字加以解釋。不管從何角度，其中，多數人同意“僳”有“人”這層含意的觀點，但對“傈”字的表述則各有千秋，且大相徑庭。

根據納西族的原始象形文字，陶雲逵和張徵東在各自的文章《碧羅雪山之慄粟族》和《雲南傈僳族及貢山福貢社會調查報告》中都把傈僳族族稱解釋為“石生人”。陶先生說：“麼些呼其為‘魯蘇’，其意為‘石生人’，查麼些語，‘魯’為石，‘蘇’為‘生’意譯之。”

張徵東認為，歷史上，傈僳族的土司、頭人多為納西族，他們關係密切，而納西族歷史上很早就有原始象形文字，這些象形文字是記載納西族的經典著作，其可靠性極高。其中，對傈僳族的記載“魯庶扒”解釋為：“魯”的頭上有一個石頭，猶如人的帽子，讀[lu]音；“庶”字為骰子的形狀，上加三撇，讀“庶”，意思是草，解釋為“生”。“魯庶扒”合起來就是“石生人”。

木玉璋先生則認為，“魯”是“老地方”、“老村寨”、“老房子”的“老”；“蘇”是“打鐵人”、“山區人”、“牧羊人”的“人”，合起來的就是“老土著人”的意思。木先生還舉例說：“這與《維西》縣誌（舊志）中講‘傈僳族是土著民族之一’是相吻合的。”

著名傈僳族學者史富相先生對“傈僳”二字有四種不同的解釋：

第一種是從漢字的角度解釋。在漢語中，“慄”是指坡地上生長的慄、板栗等木質堅硬的樹。“粟”字是指秈米、穀子、青稞、高粱、燕麥等農作物。因此，傈僳二字是居住在坡地上並獲取五穀生存的民族的意思。

第二種是從傈僳語的角度解釋。在傈僳語中，“慄”字與“理”字讀音相同。傈僳語中的“傈”是指道理、真理的意思，“僳”是起動、動亂的意思。所以在傈僳語中，“傈僳”是為道理而爭辯，為真理而奮鬥的民族的意思。

第三種是從傈僳族的穿戴習俗解釋。從古至今，傈僳族穿戴服飾時，不論男女，凡年紀大一些的人都習慣於頭繞包頭，腰繫長帶。繞和系這兩個詞語用傈僳語解釋出來就唸“禮”音，“禮”和“傈”字讀音相同，是“繫帶”或“纏繞”的意思。“僳”字在傈僳語中是“人”或“的人”的意思。所以，在傈僳語中“傈僳”二字是“習慣於纏繞的人”的意思。

第四種是從傈僳族生存的地理環境解釋。傈僳族是一個主要橫跨中國、緬甸、泰國、印度四國國境分佈的跨國民族，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他們都喜歡居住在海拔較高的山樑上，居住於壩區的為數不多。由於他們生存環境與山林有關，所以傈僳族人自稱“禮恥蘇”，即住在山林的人或山區人。後來，在平時說話或稱呼中，把中間的“恥”字略去，只稱“禮蘇”二字。最後，文人們用文字表達的時候便把“禮蘇”寫成了“傈僳”。

張世輝、李爾昌認為“傈”是第四的意思，那麼，“傈僳”就是排在第四的民族。傳說漢族是老大，彝族是老二，藏族是老三，傈僳族是老四。當然這是從傈僳族的數字含義來解釋，因為傈僳語中“四”剛好是lì（音傈）；斯琴高娃、揣振宇等認為“傈”是傈僳民族的族稱，含有“高貴”的意思；

在泰國，人們認為傈僳族的“傈（li）”來自eelee或ili，意思是風俗習慣，傳統，文化，文明；僳（su）指人，合起來就解釋為一群以自己的風俗習慣、傳統文化而驕傲和自豪的人。定居泰國的荷蘭民族學家噢多梅（Otome Klein Hutheesing）女士說，沒有傈僳族人告訴她“傈僳”二字的含義，但一個泰族學者對她說：“‘傈’是走來走去、到處飄流的意思；‘僳’是失敗者的意思。‘傈僳’就是那些常常無所適從、處於雜亂狀態的失敗者的意思。”

在緬甸，克欽族稱傈僳族為“Yawyin”（漢語“野人”的讀音），意思是“野蠻落後、未開化的人”。

過去，在怒江州貢山縣傳教後來到緬甸的牧師莫爾斯（有的書中翻譯為“莫爾士”）認為，傈僳族非常討厭別人稱呼他們為“Yawyin”，並把“傈僳”二字解釋為“喜歡在一起熱鬧的人群（loud-custom people）”，因為他們喜歡群居和社交，常常精力充沛，積極參與一切活動，並有很強的表現慾望。

被稱為傈僳族“使徒”的傅能仁把“傈僳”二字解釋為“已經下來的人”，用英文表達為：those who have come down，具體指從怒江、瀾滄江源頭來到緬甸和泰國的人；還有人把“傈僳”二字解釋為“歹徒、逃犯”，甚至是“造反者、叛逆者、反抗者和叛亂者”。

筆者在緬甸考察期間，密支那的茶先生解釋說，歷史上人世間經歷了一次巨大的洪災，洪水過後，世間留下了一對孤兒，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兄妹成婚後生下六個兒子，其中，第六個兒子的名字叫Liqor，後來人們就把Liqor傳下來的這一支人稱為“傈僳”。這與國外或方言稱“傈僳”為“Lishaw、lisaw和Liso”的發音十分相近。

筆者在騰衝田野調查期間，猴橋村的余文輝副主任說，“傈僳”二字可能來自“Nu alli gua su?”這句傈僳語，意思是：你是哪裡人？你來自哪裡？久而久之人們就將傈僳族簡稱為Lisu，即“傈僳”。筆者更傾向於這說法，因為這樣的解釋更合理，更簡單、明瞭。

從上述情況看，大多數學者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如有的從傈僳族語的角度，有的從漢語的角度，還有的從納西語的角度，考釋傈僳族族稱，探討傈僳族族稱的來源及其含義。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對傈僳族族稱的來源與解釋尚處在猜測、推理和求證的階段，大都是各抒己見，一家之言，還沒有比較統一的、有說服力且令人信服的解釋。並且解釋的角度比較單一，多數人僅僅從“傈僳”二字的發音出發去解釋。另外，多數人的解釋含有一種迎合討好的口味，如把“傈”字解釋為“高貴”、“道理”、“真理”等。其實“傈僳”二字的意思不一定非要冠冕堂皇，只要言之有理即可。如果傈僳族族稱第一次出現於史冊時，史學家樊綽先生多費點筆墨，附帶著解釋一下“傈僳”二字的含義，那就不必有如此之多的後世之爭論了。但假設畢竟歸假設，歷史的車輪不能重演。所以，由於史料缺失以及年代久遠等原因，傈僳族族稱來源及其含義將可能長時間沉睡於浩瀚的歷史長河中，而短期內無法獲得比較令人滿意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