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文
大約九年前我讀了吳飛的著作《浮生取義》，以及海青的《“自殺時代”的來臨？》，給《新京報》寫了一篇批評。記得海青對這篇評論很不滿，寫了一篇回應，文末指責我不像書評人，“儼然是高坐機關大樓辦公室裡的學官”。編輯朋友給我來信致歉，說海青不是我文中的“他”，而是“她”，言下之意要我對女孩子溫和一些，我也就沒有再說什麼。更何況，對於這種因為理據上軟弱無力轉而人身攻擊的情緒文字，我本沒有回應的興致。
我還記得，在那篇書評中我對《浮生取義》的評價頗高，但如果放到現在，這個評價我會在斟酌一二。在書中，吳飛把農村的自殺問題與日常倫理做了生動的連結，曾給我言之成理的深刻印象。可惜這僅是印象而已，未必存在真實的邏輯。
讓我破除這一印象的是加拿大人費立鵬（Michael Phillips），他是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研究中國自殺問題的醫學權威。吳飛曾表示，他對自殺問題的關注，就部分緣於2002年費立鵬發表在《柳葉刀》上的論文《中國自殺率：1995-1999》。而我感覺到，吳飛的盲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費立鵬的那篇論文——它框定了時空視野，使得《浮生取義》很難走出實證，得出更有理論概括力的結論。
具體說來，就是中國農村的自殺現象是否大多都能歸因於家庭倫理和鄉村秩序？或者用吳飛的話講，眾多自殺者之所以選擇輕生，真的是因為“這日子沒法過下去了”？我認為費立鵬的後續研究足以動搖吳飛的觀點。
首先，我認為《浮生取義》沒有很好地解釋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高自殺率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固然可以在時間軸上體現出來，但作者欠缺空間軸上的比較數據。比如說，中國農村與同一經濟水平、同一社會形態或家庭狀態下的其他國家農村的比較。即便是時間軸上的比較，吳飛的解釋也未必周全。譬如，我們能不能便宜地把那一階段的高自殺率與社會和家庭的失序崩解做因果上的一一對應？至少從費立鵬的研究來看，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那麼，從費立鵬的研究中我看到了哪些重要的事實呢？
第一，21世紀以來這20多年，中國的自殺率下降得很快，尤其是農村的自殺率更是急劇下降。這一巨大的變化恰恰發生在社會急劇變化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對自殺率的影響甚巨——不少人（特別是農村女性）擺脫了舊有秩序和倫常的禁錮，也緩解了動輒輕生的生存壓力。可見，失序也好，崩解也罷，未必是自殺的重要因素。
第二，城市化進程揭示了一個過去很容易遭到忽視的自殺因素，那就是自殺的難易程度。過去，農村的主要自殺工具是十分容易獲取的農藥。而農藥在城市裡無法輕易獲得，至少使得那些衝動性質的自殺行為不易成功。這個事實還說明了一點：中國農村在20世紀90年代的高自殺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時候的自殺，由於工具的便利，有著異乎尋常的成功率。
第三是社會和國家的經濟水平。費立鵬很早就注意到，發達國家的自殺原因、自殺特徵和自殺干預措施，都與不發達國家的情況有極大的不同。比如他發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因為精神障礙而自殺的比例只佔三分之一，這與很多發達國家不一樣。換句話說，中國的自殺問題相當程度上要歸因於包括家庭在內的社會，例如家庭糾紛、經濟收入、身體疾患等等。
費立鵬還研究了最近三十多年患有精神障礙的人數，他發現患病比例並沒有顯著的變化。同時他還統計了中國各地的自殺率，注意到不同地域的自殺率有著明顯的差別——廣東省的自殺率約為10萬分之5.7，湖北省的自殺率卻高達10萬分之19.7。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中國的自殺問題絕非簡單的精神疾患，必須把社會、家庭、文化、公共衛生政策、醫療等複雜因素考慮進去。
另外費立鵬還留意到，中國自殺率在經歷20多年的大幅下降之後正趨於平緩，如何應對這一現狀，必須多方考慮。
當我讀過費立鵬的自殺研究，對吳飛的《浮生取義》的評價有所下降，想來讀者們也可以理解了吧？畢竟，自殺仍然是一個無法完全解答的終極問題。
最後，我要讚美費立鵬先生。從1976年他訪學中國到現在，他一直致力於中國人的身心健康，併為解決自殺問題做出了很多實質性的貢獻。他無愧於當代白求恩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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