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7 赏陈国青铜器,品读陈文化风韵(下)

六、陈地的地理位置与其发展

陈为原始氏族部落的名称,起源于陕甘之交的岐山一带(今陕西宝鸡),与黄帝一族互相通婚。后随黄帝族东迁于中原肥沃的平原——河南宛丘(今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昊之虚也。”太昊曾居过的地方,后来被西来的陈丰氏占领。在黄帝族夏朝被东夷商朝所灭的时候,可能是风姓之陈夺取陈国之地(当为虞遂之后人)。周武王灭商之后,封虞思之后遏父之子妫满于陈地,建立妫姓陈国,以奉舜帝之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侍我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以备三恪,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因时陈国本是中原列国中的大国之一,由于多次内乱及强国侵凌,国势日益衰弱,公元前478年,楚惠王灭陈国,陈成为楚之陈县。后为楚都,称陈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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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地位于淮河支流汝颍水流域,是沟通中原与东部、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陈在春秋时期渐受到列强的侵凌与蚕食。《左传》载,位于楚、齐、郑、宋、晋之间的陈多次卷入战争,或被大国欺凌,直至亡于楚。然而春秋时期的战争、盟会交流正促进了陈地的交通和发展。因位于各大国之间,往往须在敌对双方周旋,所以应接往来,传递文书信息往往特别频繁,邮驿制度也随之发展起来。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前546年,楚国令尹子木在宋都商丘与晋、宋等国诸侯代表会谈过程中,“使马白谒诸王”,向楚王紧急请示。马白是高级官员乘坐的专车。据考证,楚国令尹子木所派高级官员,乘马白从商丘出发,须向西经陈(淮阳)、顿(商水)、召陵(郾城东)、胡(郾城南),再经缯关(方城)、申(南阳)、邓(湖北襄樊),南行至楚都郢(湖北江陵)。可见不仅陈地,整个江淮地区的交通已相对便利。

便利的交通为陈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楚之宛,陈……皆为天下名都……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经济作物也得到发展,“陈夏千亩漆”。可见陈地不仅是军事重地,在战国时期也是商业都会。

七、陈国历史概述

西周时期陈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为简略,就所见铭文材料看,西周中晚期的铜器有四件,其中三件濒及陈国与外族的婚姻关系,一件反映了陈侯嫁女于周王的史实,可略窥当时陈国与王室的关系和对外交往的某些迹象。

进入春秋以后,根据陈国内部情况以及外部形势的发展、变化,其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春秋早期的相对稳定时期 约当陈平公至桓公(即前770年——前707年)期间。

这一时期的前段,王室力量较强,诸侯之间侵伐不多,相对稳定。春秋初年,陈女厉妫、戴妫为卫庄公夫人,铜鼎中有陈侯为“□妫四母”所作的媵鼎,或与二女适卫有联系。此期后段,正当“郑庄小霸”之时,而陈桓公却“有宠于王”,并参与宋、蔡、卫等国伐郑。《左传》隐公六年载:“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因而“郑伯侵陈,大获。”此时陈敢于与郑庄公抗衡,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得到支持,但本身亦当有一定的实力。鲁隐公七年:“陈及郑平”,次年即嫁女于郑子忽(即郑昭公),以结陈、郑之好。此间铜器铭文有陈大夫原氏仲嫁女于沦和陈伯元与它国婚姻的记载,说明这时陈国的对外交往比较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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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国历史的过渡、转变时期 约当陈厉公至共公(前706——前614年)期间,其中以陈宣公为限分为前后两段。

陈桓公死后,国内争立,于是陈乱,内部动荡不安将近十年,至陈宣公即位后长期统治时,才逐渐稳定下来。这期间,楚文王“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陈与楚国有了一定的依从关系。齐桓公霸业兴起之后,陈国一直与齐结盟,先后七次参与齐桓公主持的北方诸侯盟会。齐桓公死后,陈仍“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可见陈、齐关系尚好。同时,陈也结好于鲁国,并积极通过婚姻关系加强与王室的联系,广结诸侯,记载表明:鲁庄公十年(前684)或稍前,陈宣公先后嫁女于蔡侯、息侯为夫人;庄公十八年又嫁女为周惠王后;铜器有陈侯作孟姜媵簠;此陈侯当即陈宣公,姜姓女子出嫁,陈为之作器或另有女从媵,关系应不一般,孟姜或是齐女。这一阶段,特别是陈宣公在位期间,正是齐桓公称霸的盛世,在此形势下陈国的政治、经济较为稳定,对外联系亦较频繁。

此期后段,即陈穆公和共公时期,随着齐桓公之死,中原失去霸主,楚国趁机北上,与宋襄公争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载:“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取焦、夷,城顿而还”。陈国东南要邑为楚占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前635年,楚包围陈国,然后将顿国国君顿子护送到新邑,使顿国复国。顿国背叛陈国,陈讨顿,顿被迫南迁,后楚国借此出面干预攻打陈国,将顿国故地据为己有,然后安排逃亡到楚国的顿子南迁另建顿。僖公二十七年,陈参与楚师围宋,次年又参加楚、晋城濮之战而遭到失败;城濮之战后,楚势受挫,晋文公霸业兴起,陈又转而附晋,参加了以晋为盟主的一系列会盟和军事行动。鲁文公九年(前618年)夏“楚伐陈,克壶丘”,“秋,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人败之,获公子北茷陈懼乃及楚平。”陈国夹处两大势力之间,时受侵伐,朝晋墓楚,以求生存,独立地位日渐削弱,然此时还能败楚公子朱,说明仍具有一定实力。

3.陈国历史的衰亡时期 即从陈灵公至湣公(前613年——前478年)。这期间,陈国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战乱和灭国之祸,其后虽又复国续祀,然每况愈下,最终为楚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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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13年,陈灵公继位后,君臣淫乱,不理朝纲,以致国内大乱。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楚庄王趁机伐陈而灭之为县,后因申叔时的劝告,楚庄王“乃复封陈”。经过这次大的起伏,陈国实地大为削弱,比后百余年间,除了楚于鄢陵战败,陈一度从晋之外,长期从属于楚,同时又倍受敌方势力晋、吴的侵伐。

《春秋大事年表》载:“顿子迫于陈,自顿南徙,故曰南顿。”顿国自商水南迁至今项城南顿。南顿国实际上是楚国扶立的,故事事依附于楚。《左传•襄公四年》:“楚人使顿国间陈而侵伐之,故陈人围顿。”前568年,楚国教唆顿国占空子攻打陈国,因此陈国军队包围了顿国。

《左传•昭公四年》载:“楚子、蔡子、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前538年,楚率领一干淮上小国伐吴,其中就包括顿国。顿国本就弱小,再经兵乱折腾,可怜的顿国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左传•定公十四年》:“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好。二月,楚灭顿。”前496年,顿国国君牂想要事奉晋国,背叛楚国以断绝与陈国的友好。二月,楚国灭亡顿国,国土划入楚国版图。

鲁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陈庆寅、庆虎作乱,引起国人愤怒,群起而攻杀二庆,内乱才得以平定。襄公二十四年,陈随楚伐郑,郑人怨之;次年,郑子展、子产率车七百乘伐陈,攻入陈都,陈之君臣出逃求成,因郑师主动撤出,陈哀公才得以归国。

鲁襄公三十年,郑子产使陈,回郑后对其大夫讲:“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廓,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可见陈国内外交困的景状。

前534年,陈国又因争立之事发生一起大的内乱,楚灵王使公子弃疾灭陈为县,“使穿封戍为陈公”,五年后,楚平王奇得王位,为收买人心,再次使陈复国,悼太子之子吴归于陈。经过这次大的反覆,陈国完全丧失了自主地位,只是名存实亡了。

吴师入郢之役,吴召陈怀公,怀公因担心楚人报复而辞吴。鲁哀公元年(前494年),陈因参与楚师围蔡而受到吴兵的征伐。哀公六年,吴师再次伐陈。鲁哀公十六年,陈因楚白公之乱“恃其聚而侵楚”,次年,楚武城尹公孙朝取陈麦而围陈。此时,吴为越所困,无力救陈,七月“楚公孙朝帅师灭陈。”时为哀公十七年(前4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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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陈国文化管窥

陈地周代考古有淮阳平粮台、马鞍冢两处遗址,均为东周墓葬,墓葬类型属楚系,但是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

1.中原文化影响

陈地受中原葬玉文化影响较深,木质乐器发现较少,新出有陶乐器。淮阳马鞍冢楚墓室系夯土版筑,器物组合多玉器,陶礼器组合鼎、簋,与其临近中原这一独特的地方位置有关。此外,陶器多罐则受淮河地区影响。

人殉习俗,本源自中原地区,是商周以来的传统,广泛存在于东周各诸侯国。春秋以后逐渐减少,而豫南地区春秋时期盛行,至战国中期陈地仍存在。春秋晚期,江陵等地出现以木俑代替人殉,淮河上游地区木俑见于战国中期,中原地区东周墓则少见木偏。随葬器物组合方面,春秋时期,大中型墓以青铜器、玉石料器为主,小型墓以陶器为主,与中原地区相似。

2.楚文化影响

楚系方国墓葬中型墓随葬有陶器,为地方文化特色,战国时期,大中型楚墓多随葬大量漆器、陶器,与江陵地区相同,此外,此地楚墓随葬兵器,虽不及江陵地区盛行,但与中原地区相比则过之。

目前所见陈国铜器资料表明,西周中晚期,陈国铜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簋、壶等器物,呈现出中原姬周文化的典型特征。器物开了制、花纹以及铭文风格亦相一致,这与虞氏长期在中原地区活动,周初以来一直与姬周王室联盟通婚的史实相印证。进入春秋以后,陈国铜器中簋类器物较少见,而西周时期作为簋类辅助器物的簠,则甚为盛行,似有取簋而代之的趋势。礼器组合中,这种由簠代簋的趋势,反映了东周礼器变化中明显的过渡特征,对其后楚文化礼器组合中簠器具有重要地位当有一定的影响。

3.铜器铭文中所见陈国婚嫁

陈国有铭铜器中,有十件反映了陈国前后七次嫁女于他国的史实,其中两次嫁女于周天子,一次嫁女于沦(顿),另四次不明夫国为谁。据《左传》载,春秋时期陈先后六次嫁女于他国,所适分别是卫、郑、蔡、息、周、鲁,夫方皆为周王室及其宗枝。陈国娶妇的情况,铭文有两起,一为曹女,另一起不明何国,但都是姬姓女子。《左传》鲁庄公二十三年载:“陈厉公,蔡出也”;庄公十九年载卫女适陈,鲁女从媵;昭公八年载陈哀公娶郑姬,三次均是姬姓女子。综铜器铭文和文献材料而言,陈国嫁女可考者十二起(其中周惠王娶陈妫,铜器、文献相合,故而合一。另十一起中可能还有重合者,因无确据,暂作分开处理)。夫国较明确者八起,都是姬姓,另四起适于姬姓之国的可能性亦很大。娶媳妇共六次,毫无例外的都是姬姓女子(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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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两周时期姬妫两姓世为姻亲,几无例外,这与《诗经•陈风》:“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取妻,必宋之子”;“彼美叔姫,可与晤歌;……彼美叔姬,可与晤语;……彼美叔姬,可与晤言”的记载是一致的。陈国与姬姓诸国的婚姻关系,表明陈与姬姓诸国有特殊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陈国文化的基本形态。但是春秋后期已无陈与姬姓诸国的婚姻联系,可见楚对陈国的影响已逐渐加大,同时也表明经历连年的战争,陈国的地位急剧衰落。陈国对外婚姻关系的认识,对我们进一步探讨周代各族之间的婚姻形态和文化习俗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借鉴。

九、陈地风俗物产

《诗经》里有《陈风》十章,专叙陈国的风俗情况。《陈风•宛丘》陈大夫在宛丘之下及去宛丘的路上击鼓舞蹈,寒暑不断,可见宛丘成为陈国臣民的聚乐之地。《陈风•东门之池》所载东门之池也是男女幽会之地。《陈风》中出现的陈国物产有枌、栩、杨、梅、椒、麻、蒲、苕、荷、菡萏等。

十、陈国的疆土和城邑

关于陈国的地望,《汉书•地理志》:“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汉晋设陈县,唐宋时为陈州宛丘县,明初废宛丘入陈州,清雍正间,又于此设淮宁县,升为陈州府,府、县并治陈城故地,即河南淮阳县。唐宋及卜明清文献也都说当时的陈州宛丘县或淮宁县即古陈国所在,与汉晋学者看法一致。

据杜预《春秋释例》,陈国除国都陈城以外,还有焦、夷、壶丘、辰陵、鸣鹿等城邑。清人又以“厥貉”补入。弄清这些城邑的位置,可使我们了解陈国疆土的大致范围。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子王帅师伐陈“遂取焦、夷”,杜预注:“焦,今谯县也。夷,一名城父,今谯郡城父县。二地皆陈邑。”西晋谯县即今安徽亳州,城父县故城在今涡河南岸,亳州东南约七、八十里处,即明清城父集一带。二邑均位于陈城以东一、二百里处,为陈国东部要邑。

《左传》文公九年“夏,楚侵陈,克壶丘”,杜预注:“壶丘,陈邑”,未言所在,可见杜预已不能确知了。然《水经注•汝水注》则云壶丘在汝水南岸,薄溪水以西,即今河南新蔡与息县之间,后人多以此说。今按,陈国在今淮阳,若以壶丘在新蔡、息县一带,其间不仅有颖、汝二水,且还有顿、项、沈、蔡数国相隔,陈不可能远越此诸国境而在新蔡以南修筑城邑,《水经注》此说实未可信。清代学者顾栋高、高士奇不以《水经注》为本,而推定壶丘在“陈州府南境”,即淮阳以南的颖水两岸地带,较为合理。

《左传》文公十年,“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于厥貉,将以伐宋。”厥貉,杜预无注,唐宋学者亦未言其所在,《春秋大事年表》等清人著作列为陈地,云在清代陈州府项城界。从当时形势分析,楚穆王先于息会陈侯。郑伯,再于厥貉会蔡侯以伐宋,则厥貉当在由息去宋途中,应在陈国东南或东部的河南项城、沈丘至郸城一带,位于焦、夷二邑以西。

鲁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杜预曰:“辰陵,陈地,颍川长平县东南有辰亭。”而《水经注•洧水注》却认为:“洧水又东南迳辰亭东……今此城在长平城西北,长平城在东南,或杜氏之谬、传写之误耳。”今按:古长平城,唐初的《括地志》云“在陈州宛丘县西六十六里”,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一二十里处。《太平寰宇记》、《春秋大事年表》等并依杜注将辰陵定在陈州西南四十里,杨守敬《水经注疏》则从《水经注》之说,定辰陵于今西华县西北不远处。结合当时楚伐郑然后与陈、郑盟于辰陵的形势来看,西华县西北说似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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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公十六年“诸侯之师侵陈,至鸣鹿。”杜预注:“陈国武平县西南有鹿邑”,晋武平县西北四十里,而位于武平故城西南的鹿邑,春秋之鸣鹿,当不出今河南鹿邑县以西的试量至辛集乡一带,约在陈城东北六十里。

综上所述,春秋中期以前,陈国疆土东至今安徽亳州、涡阳一带,南达颍水与顿、项、养、胡等国为邻,西至今西华县以西与许国相望,北约在扶沟、太康一线与郑、宋相交。春秋中期以后,陈国境土渐为列强蚕食,日渐缩小,最终为楚兼并,成为楚国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陈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的全面分析,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作为周室姻亲同盟而受封于淮北地区,颍水中游,起着扺御蛮夷、屏藩周室的重要作用,其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而且具有深厚、进步的经济、文化水平。实物资料和文化记载表明:整个西周时期至春秋早中期,陈国的政治形态和文化面貌与周王室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实为周王室政治体制和文化面貌的一脉相承。春秋早期以后,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周边列强的逐渐兴起,为争夺中原霸主相继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扩张和激烈争战,陈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基础,成为列强重点争夺的对象,不断受到侵凌与蚕食,国力日益削弱,以至最终为楚所并,地入楚境,人为楚民。然而从历史角度看,作为一种进步的文化因素,并不因陈国的灭亡而终止,而是汇入了多元楚文化的共同体之中,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国深厚的经济基础,亦不断为楚人继承和吸收,对楚国在黄淮地区的全面发展,以及后来成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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