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现代军种，白手起家，历经艰辛，现已发展成为多兵种、高技术、现代化的空中作战主体力量。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我国空军起步之初，曾经得到一支神秘的日本战俘队伍的鼎力相助，其队长是林弥一郎。
骁勇善战，参加侵华战争
1941年11月，30岁的日本人林弥一郎被派往中国，在飞行第五十四战队任中尉。
林弥一郎，191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中学毕业后参军到日本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曾在熊谷飞行学校和航空士官学校担任飞行教官。他参加了武汉地区空战，后到日军驻广东和广西一带航空部队任职。
1942年6月，在桂林空战中，林弥一郎驾驶老式的九七式战斗机，与当时美国空军陈纳德P-40战斗机编队进行激战。在机身34处着弹的危急时刻，他仍然指挥其所在中队击落美军战机5架，他本人则奇迹般地驾驶着伤痕累累的战机返回了广州白云机场。
两年后，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团第四教练飞行队队长。该飞行队驻扎在黑龙江省佳木斯，拥有70余架飞机。主要任务是培养战斗机飞行员，还承担着对苏防空和在中国内陆上空拦截美国空军轰炸机群的战斗任务。
1944年11月起，林弥一郎部移防到沈阳，以沈阳的两个机场为基地，负责迎击美军的轰炸机编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林弥一郎部从沈阳迁到了奉集堡机场。飞行队有300多人，包括飞行员、教官、维修技师、医务人员等。
走投无路，同意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留下的一些机场和飞机，抓紧创办航空学校。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人民空军建设一片空白，除了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几名飞行员，没有几个人摸过飞机。
航空学校正准备筹建之际，八路军包围了日军一支完整的飞行队。
9月9日，日本第二航空团第四教练飞行队300多人，在北面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下，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在队长林弥一郎率领下向南逃跑，却又遭到南面国民党军队的夹击。
此时这支部队战斗力消耗殆尽，地面作战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平均10人一支步枪，粮食也极度匮乏，况且飞行队从未进行过地面战斗训练，如果卷入地面作战，就意味着“全军覆灭”。林弥一郎不想当苏军的俘虏，也不愿向国民党军投降。他试图率部转移到辽宁岫岩，再绕道朝鲜返回日本。
一路之上，林弥一郎尽量回避地面作战，于9月29日率部逃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的摩天岭山区。
9月30日，八路军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部队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他们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队，迅速将他们包围。刘光涛政委向分区司令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报告了这一情况，分区指示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
10月2日，21旅派出12团指导员聂遵善担任谈判小组组长，率5名代表与林弥一郎谈判，成员中有原伪满洲国凤城县副县长、日本反战人士三桥胜彦，兼职翻译。
谈判伊始，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孽深重，对投降顾虑重重，担心生命难保。聂遵善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三桥胜彦说，凤城县当地滞留了两万多日本难民，多数人都不希望林部与中国军队发生战斗；万一发生战斗，就会使日本难民处于危险境地，希望林弥一郎所部缴出武器。
日方几次探询中方代表官衔，聂回答：“我是旅政治委员的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
通过推心置腹地交流，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提出三个条件：一、不是解除武装，而是放下武器；二、有关投降后的就职问题，由于我们是日本航空部队，技术一流，希望能够安排向八路军传授航空技能的相关工作；三、提供粮食供给。
聂遵善当即表示接受上述投降条件。为表示诚意，他说：“考虑到你们的深明大义，我方只要求你们缴出步枪、机关枪和弹药。军官的军刀不必上缴。”
军刀是军人荣誉的象征，林弥一郎没有想到对方会允许他们保留军刀，当场对八路军代表的宽大处理表示深深的谢意。
第二天，21旅布置了受降地点，与林弥一郎的第四教练飞行队举行了平静的受降仪式。
几天后，21旅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还要求他们回到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处置。临行前，又给林弥一郎等人准备了5头牛和50只羊，林弥一郎十分感动。
这次受降，八路军共接收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各类地面保障人员。
应彭真之邀，协助中共建设空军
10月中旬，八路军16军分区将日本航空队受降的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政委彭真、参谋长伍修权做了报告。
此时，国民党军正向东北大举运兵，国共大战一触即发。八路军对拥有自己的空军十分急迫。
东北局对这支成建制的日本空军部队十分重视，立即邀请林弥一郎一行10人前往沈阳。为了确保安全，还专门指派警卫部队随行护卫。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政委兼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等人。彭真诚恳地说：“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深受战争之害。我们过去因为没有空军，作战是非常困难的。请林弥一郎少佐一定要协助我们建设空军啊！空军建成后，帮助诸位返回日本就不用说了，我们还将保证诸位在返国前的一切生命和财产安全。”
林弥一郎经过考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把我们当俘虏一样对待；培养飞行员是极为特殊的，希望制定严格的制度并确保贯彻执行；飞行教官要有下达命令并保证制度被遵守的权力，若是双方是俘虏和胜利者的关系，就无法进行教学，学生应该严格服从教官。第二，希望能照顾到日本人的饮食习惯。第三，保证身心的健康，若是单身，应允许结婚。
彭真当场表示：“你们是飞行教官，当然应该享受飞行教官的待遇，并且，我们了解你们日本人喜欢吃米饭，中国很大，一定会确保你们的大米供应。至于说到年轻人的结婚问题，我们的干部也是有家庭的，你们不用担心。”
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后，林弥一郎紧紧盯着伍修权腰间的那把勃郎宁手枪，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要求：“伍将军，能不能把您的这把手枪送给我？”
伍修权坚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从腰间掏出自己心爱的手枪，递给林弥一郎，说：“这支手枪从长征到现在，一直带在我的身上，今天把它送给你，作为这次幸会的纪念。”
林弥一郎深受感动，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和诚意。返回驻地后，他马上召集全员集合，介绍了与东北局领导的谈话内容，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决定接受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邀请，协助中共创建空军。由于林弥一郎在战俘中的威望很高，全体部下愿意参加八路军并协助创建人民空军。
学员反映，“日本教官有一套”
10月底，东北局决定以林弥一郎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为主体成立沈阳航空队，指派林弥一郎负责航空队技术工作。
航空队当务之急是收集飞机器材，组织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修理飞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飞机制造厂，只好收集关东军遗留的旧飞机零部件。林弥一郎所部奉命进驻到辽宁省本溪市，与东北人民自治军分工协作，将奉集堡、辽阳、营口和四平等地的前关东军飞机场遗留的破损飞机及飞机零部件全部收集了起来，还动员群众将已经改作农用的飞机零件上交。缺少运输工具，就人抬马拉，留下了“马拉飞机”的佳话。
林弥一郎飞行队的机械师们将零部件拼凑在一起，有的飞机没有挡风玻璃，也没有座椅安全带，机身上下全是补丁；有的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机轮不够，就轮换使用；没有充气设备，就用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修复了日式飞机46架。
林弥一郎等人走进教室，昔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如今变成了朝夕相处的师生。学员几乎都是放牛娃出身，日籍教官的讲解尽量通俗易懂。领着学员们参观飞机，操纵各个传动翼面，说明用途，然后再作手势比喻，还做了许多实物模型，使人一看就懂。他们把烟吹进发动机内的油路，看烟从何处冒出，让学员知道油路的走向。同学们对气缸排列的工作原理理解非常吃力，教员派5名学员依次编号，各人出右手同握一根木棒，手推木棒转磨圈，一会儿就都领会了。学员韩明阳总是判断不准1米的高度，几次危险动作之后，形成了条件反射。日本教官集体“会诊”，一次次地带飞，使其很快达到了要求。中国学员普遍反映，日本教官有一套。
12月10日，林弥一郎率领沈阳航空队从辽宁本溪转至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也正式宣告成立。总队长由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朱瑞在航空总队的成立大会上，在500多名航空总队队员面前，正式宣布林弥一郎任副总队长，还兼任校参议和飞行主任教官。林弥一郎非常高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林保毅。
通化事件，险被错杀
1946年2月3日，是这一年的春节初二，爆发了“通化事件”。吉林省通化市万余原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特务策动下，妄图利用春节期间守备空虚之机，进行武装暴动。由于东北民主联军事先得到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掉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1000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疯狂反扑，消灭了数千暴乱分子，其中不少是日本人。
当时，林弥一郎也接到了参加暴动的紧急情报。但是，他对部下态度坚决地说：“不要动！”这一“不参与”的态度拯救了很多日本人的性命。
尽管林弥一郎下达了“不参与”的命令，但仍有两名属下卷入了通化暴动事件。
中共通化党组织一些人认为林弥一郎参与了暴动，三次下令要求处决林弥一郎，但是第一个加入八路军并成立反战联盟的日本人前田光繁坚决反对，认为林弥一郎没有参与此事。航空总队第一副政委黄乃一也向党组织保证，并以自己的个人性命和政治生命来担保，林弥一郎才免于一死。后经组织调查，林弥一郎确实没有参与暴动，重新获得了组织的信任。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是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任命林弥一郎担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严师高徒，创造培养飞行员奇迹
林弥一郎利用自己的经验，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和上机训练等诸多方面为航空学校建立了完整的教学体系。他和日本教官们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采用独创的飞行教育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文化基础薄弱的中国学员培养成为高水平的飞行员，创造了世界空军史上的奇迹！
培养飞行员必须要有先进的教练机。林弥一郎组织人员将美式P-51战斗机改成双座教练机，更换了操纵系统和座椅，调整了机体的重心，成功地改造了十几架教练机，满足了训练需要。
依照日本飞行员训练规范，先要在九九式高教机上完成20 至40小时的飞行训练后，才能转到P-51飞机上进行训练。但是，为了提高学习进度，林弥一郎要求学员缩短九九式高教机飞行时间，加大P-51战斗机的训练时间，重点练习空中格斗、战术。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由于具有P-51战斗机的飞行经验，年轻的中国空军战士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熟练驾驶喷气飞机同美军的F-86战机进行空战。
抗美援朝中一举击落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战斗英雄张积慧，在最初放单飞时，由于出了一点儿小毛病，被以“严厉”著称的林弥一郎禁止放飞。张积慧看到别人都放飞了，只有自己被“卡”下来，心里还感到委屈、不服气。林弥一郎说，身为教官如果对学员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不负责”。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张积慧的单飞后来放得非常成功。
空军原副参谋长姚峻中将回忆说：“我曾和林老师学过九九高教机的驾驶，林老师手把手地传授我们驾驶技术，林飞行队的全体同仁亲手培育了当时一张白纸般的中国空军，直到今天，我们仍是非常感谢林弥一郎老师的教育，敬佩他的职业精神。”
肝胆相照，助力中国空军发展
航校领导特别注意做好林弥一郎等教官的工作，以对待朋友的真诚态度，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以我军的优良传统感化教育他们。林弥一郎与中国同志密切配合，肝胆相照，创造了许多佳话。
有一次，林弥一郎驾驶一架刚修好的飞机试飞，起飞后，操纵失灵坠地，身负重伤。航校领导大力组织抢救，当林弥一郎苏醒后，看到校领导关切地守护在身边，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真是罪过。现在你们这样厚待我，真是受之有愧。”表示要用自己的技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培养航空人员。
还有一次，一架战机在哈尔滨机场起飞时起火燃烧，驾驶该机的大队长吴凯无法从机舱逃脱，同在机上的日本机械教员井上猛不顾生命危险，将吴大队长救出。
在条件极其艰苦有限的情况下，日本教官还进行了发明和改进，与中国科研人员一道，在汽油短缺的情况下，以酒精代替汽油作燃料，取得成功。教官田畼公在器材不足的情况下，改进降落伞，成功地进行了降落试验。
个别日本教官还参加了解放战争。秋季攻势中，我军一支部队急需地图，飞行教员长谷川正驾驶双引擎高级教练机突破炮火封锁，向部队投掷了地图。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籍技术人员的婚姻成为航校领导考虑的重要问题。由于当时不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航校想方设法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到航校做护士、卫生员、保姆之类的工作，创造条件让她们相互接触、了解，不少日籍技术人员的终身大事得以解决，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林弥一郎和日籍女护士清子结婚，在中国生下了三男一女，将其中一个儿子起名为林新，寓意中日友好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机群飞过了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全世界对中国空军发展之迅速感到惊讶。参加这次阅兵的飞行人员很多都是林弥一郎的学生。
10月1日的当天，在东北沈阳也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建国的阅兵仪式。林弥一郎和其他9位日本飞行教官驾驶10架飞机，编队从公主岭飞往沈阳，接受了东北局领导的检阅。林弥一郎作为长机，驾驶日本“隼”式战斗机还进行了华丽的特技飞行表演。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了。航空学校已经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飞行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其中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机械员322名、站场学员38名、通讯学员9人、仪表学员6人，他们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骨干和栋梁。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批英雄飞行员震惊了世界，如打破美空军不可战胜神话的李汉、“王牌飞行队”的队长王海、志愿军的空军“射手王”赵宝桐、击毙美军王牌飞行员的张积慧、击落美军双料王牌的韩德彩，还有刘玉堤、华龙益、王天保、鲁珉……在他们的访谈和回忆录中，无不提起他们的老师林弥一郎。解放后，航校招收了第一批女学员，林弥一郎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
1956年8月，林弥一郎夫妇带着他们在中国出生的三男一女返回了日本。面对来自日本国内的非议，林弥一郎一直保持沉默。
上世纪70年代，中日友好之门重启后，林弥一郎担任了中日和平友好会会长，对中日友好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后，尽管年事已高，林弥一郎仍继续为中日友好辛勤地工作着，直到1999年因病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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