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紧张忙碌的任弼时病情严重起来，几次昏迷不醒，中央决定将他由香山转移到玉泉山养病。休养期间，他虽重疴在身，依然严格要求，不给党和人民添加负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1949年4月，任弼时在北平西郊玉泉山休养。
为工作方便，有关部门给他配备了汽车。一天晚饭后，任弼时围着汽车“盘算”起来。他问司机：从玉泉山到城里往返有多少公里？1升汽油能跑多少公里？1升汽油多少钱？跑一趟城里需要多少钱？司机一一答复他。经过计算后，任弼时认真地说，我们国家是贫油国，这些油都是我们用有限的外汇从国外换来的，必须省着点用，以后要少用车，需要用车办的事就把几件事集中起来一块办。他告诉工作人员，汽车只能用于工作需要，其他人用车需经过他的同意。
任弼时很少用车，工作人员也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时却发生一件“意外”。一天半夜，一位同志的爱人要生孩子须送城里住院。任弼时服下安眠药已经入睡，工作人员怕违反他定下的“规矩”，没有打扰他，用三轮车把孕妇送到医院。第二天，任弼时知道此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太机械了，该用的车也不用，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工作人员虽然挨了批评，但他们也领会到任弼时“细算”背后的原则和温情。
进入11月份，天气寒冷起来，任弼时从玉泉山搬到景山东街。这里房子少，院子小，工作人员要借居、车子要停放在景山公园里面。任弼时居住的房子面临大街，来往行人、车辆嘈杂，工作、养病很不适宜。中办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想给他换一处住宅。任弼时听说那是一个机关的驻地，不同意换，不愿为他一个人去牵动整个机关。于是后勤部门就把景山东街的旧房子简单维修了一下。
1949年冬，任弼时和家人在北京景山东街寓所。
房子问题简单解决了，工作人员去哪里吃饭又成难题。工作人员借居的房子比较拥挤，人数也不多，任弼时就安排他们到街边一个小饭馆吃包伙。过了两天，任弼时询问街上包伙的情况后又计算起来。他对工作人员说，包伙吃饭不划算，费用支出比较多，吃的也不卫生。他就主动找同住一条街的聂荣臻商量，让两边的工作人员搭伙吃饭，这样既解决了工作人员吃饭问题，又节约了开支。
当时国内医疗条件有限，也没有有效药物，任弼时的病情逐渐严重起来。应中共中央要求，两位苏联专家来北京为任弼时诊断病情。结果显示任弼时高血压症比在玉泉山时更加严重，脑血管明显硬化，心脏、肝、肾机能下降，并伴有糖尿病。苏联医生建议任弼时去莫斯科治疗。考虑到苏联国内医疗条件更好，形势更稳定，征得苏方同意后，11月底，中共中央决定让任弼时赴苏治病。
由于中苏两国远隔万里，各方面差别较大，这次去苏联时间也较长，有关部门建议他可以多带一些同志去，物质方面多准备一些。任弼时有自己的主意，主动提出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他说，“我们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他提出家属一个也不带，卫士也不需要，译员也不必配备，“我自己会讲俄语，只要医生刘佳武去就可以了”。组织上考虑他虽懂俄语，但是个病号，决定加派翻译朱子奇跟着去，帮他处理与苏联沟通的事情。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那时国家实行供给制，出国前制装还没有规定标准。任弼时自己有个标准，就是尽量少花国家钱。在夫人陈琮英陪同下，他抱病到王府井东安市场购买衣服和日常用品，衬衣、袜子等经常换洗的衣物只买两件，其他衣物就买一件。
11月末，任弼时在苏联医生陪同下启程赴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阔别10年的女儿任远芳。
任远芳是1938年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在莫斯科出生的。任弼时归国后，严峻的斗争形势阻断了父女俩的联系。孩子刚开始和他有点陌生，任弼时心里觉得愧对孩子，用他全部的爱无微不至地照顾女儿。经过短暂相处，父女俩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没过多久，苏联方面建议任弼时去黑海疗养一段时间，孩子紧紧抱着他，想和他一起去。任弼时不想给苏联方面添负担，告诉女儿自己回来后，一定过来接她回国。他含着泪又把女儿送回到儿童院。
1950年二三月份，秘书朱子奇提前回国，向任弼时请示是否需要买些东西带回去。任弼时告诉他，我们国家要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要学习人家的经验。你买一些经济建设、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书带回国，别的东西就不要买了。5月，任弼时病情刚有好转，就从苏联回到北京。
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这段话既是他对广大青年奉献于新中国的谆谆教诲，也是他始终践行的铮铮誓言。
出自：北京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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