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自年轻时进入官场，步步惊心、小心翼翼经营几十年，终于坐上了总统宝座。但是心有不甘，认为还是当皇帝好，所谓的“既得陇复望蜀”。
他这样做究竟动机何在？袁当时在国内的实力、人望无人能敌，他作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是对自己本人实力作过综合评估。
袁氏读书不多，当时所读之书大都是四书五经类，没留过学，接受的都是旧传统文化，中国旧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帝王之术。
本人脑筋陈旧是必然，其左右身边人也都是思想愚顽的一派，以做帝王为无上尊崇、光荣，对于民主的政治完全没有认识，做法也是一窍不通，更谈不到什么是世界潮流和国际大趋势。
这就是“闭门造车”式的帝制主因，另有以下几点因素，引起他的称帝动机：
1、1913年袁政府把国民党势力镇压下去，袁氏以为国内再无党派敢来和他抗衡，可以放手做去，为所欲为。
2、1914年以后，财政渐有起色，至1915年底“中央”库存现洋700多万，袁氏认为国运有希望，于是就想入非非做“家天下”梦。
3、做总统以后，因长子袁克定骑马摔腿，由梁敦彦陪同到柏林医治，借此与德国修好，还带去珍贵礼品(袁克定回国后，德皇威廉二世赠各式自行车一打)。临别往见威廉二世时，有“欧洲有威廉，亚洲有袁世凯”的话，并说“中国政体宜于君主，不宜于共和”，因此袁对帝制也加强了信心。
4、英公使朱尔典曾向袁表示过“中国改变政体，英国绝对不过问”。
5、袁克定想借其父做成帝王世代相承的家天下，他可以先为太子，后做皇上。
于是就勾结杨度等人，向袁劝进。又伪造报纸假传民意，袁每天看报是秘书处把各种报上有关重要的事项都剪下来，贴在整张毛纸上，内尉们管其叫“摘报”。是由夏寿田负责此事，就在这小块报上伪造的。又派薛大可到上海发行《亚细亚报》鼓吹帝制。总之铸成大错的至少一半要归责于儿子袁克定。
帝制筹备机构叫“筹安会”，这是一个冒充民意的机构，专门从事帝制宣传，并广招会员以壮声势，在1915年8月成立，一伙人专为帝制摇旗呐喊，其主要成员有“六君子”、“十三太保”之称。
所谓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胡瑛，再加上朱启钤，段芝费，周自齐、梁士诒、张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7人则为十三太保。
袁世凯在暗地指挥，表面上由克定主事。安排各省设立民意机构，选举代表来京劝进。
在一开始的时候，袁想要筹备帝制就得用钱，必须先请“财神”（梁士诒有财神之称)，当时梁任总统府秘书长兼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经理。
但梁并不热心帝制，袁认为铁路总局管辖5条铁路，既然是收入机关，就必然有贪污舞弊行为。于是先唆使肃政史庄蕴宽查核五路舞弊事件，一查肯定有事，即呈报给袁提出参劾，名为“五路参案”，但此事保密。
袁把梁士诒找去将文件交梁看，并说：“现在他们正筹备帝制，我暂时不愿发此事，你看如何?”梁明白其意，顺水推舟说：“总统不发动很好，保全甚多，诒也愿参加筹备，用钱由我负责筹划”。
所以筹安会、大典筹备处用钱均是梁士诒负责，因而列入十三太保，当然梁不会自掏腰包。
大典筹备处的设立：首先派内务总长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当时的各部总长都一律参加筹备，并拟定了年号、官制、服制、登极典礼等等。
关于年号：当时提出很多，最后决定用“洪宪”，其中不言而喻地含有欺骗性，因为在清末，曾一度提倡为“君主立宪”的政体，以缓和革命，但未见实行。此次决定用“洪宪”，就是洪大宪法的意思。
关于官制：仅把最高的组织改变了，各部院等无大变动，但特别制定了“封典”，即王、侯、公、伯、子、男以及卿、大夫、士，后者又分上、中、下三个等级。
如副总统黎元洪封以“武义亲王”(黎未接受把封典退了)、龙济光封以一等公郡王衔、冯国璋封了公。颁了一次封典，算过了次皇帝瘾。
关于服制：仍分大礼服、常礼服、军礼服，常礼服又分甲、乙两种。
甲种燕尾服，乙种青马褂。只有袁的衣冠颇费精神，衣服是绣团龙的黄色缎子袍，宽袍大袖。皇冠是采用平天冠式。后来这份衣冠，在袁死时由袁克定主持做了殓服。
关于登极典礼：原定特别隆重举行，并在居仁堂铺好金色地毯，设好宝座台。但由于国内外各方面反对的声浪很高，虽然袁以总统明令公布了由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起实行洪宪年号，但元旦那天并未举行登极仪式，仍是文武百官照例庆贺新年而已，袁仍着大元帅服在居仁堂出见，向他行三鞠躬礼，他点头表示还礼。袁并未坐宝座，仅手扶宝座椅背，仍着大元帅服，王公们都行叩拜礼，袁鞠躬还礼。一幕筹备好久的登极仪式并未举行。
但此时袁的家内却演了一幕闹剧。因克定主张既未举行登极典礼，而家人们应该举行一次仪式，向袁叩头称贺以定“君臣之分”、改变称呼。
想到既定君臣之分，就应该由夫人(袁正夫人一直住福禄居)带头，由是夫妻也分属君臣。
于是就在民国四年(1915年)除夕以前到福禄居把于夫人请到内宅来，向她说明此事，拟即时举行仪式。
于夫人不同意，说：“教我领头磕头我不能，我给他生儿养女还要给他磕头，他弄来多少小老婆，谁个给我磕过头？我活白了头发又出了皇上啦，”说罢扬长而去。
她是克定的生母，袁世凯对她向来也很礼貌，每次接她到内宅，袁总是站在门口等候，表示接她。所以她走克定也不敢强拦，其他儿子、媳妇、姨太们也都一哄而散。
原想是一幕喜剧，结果却变成一幕丑剧。当时有人说笑话“开着国门做皇上不成，关上家门做皇上也不成”
钳制舆论：在帝制进行当中，中国报纸不敢批评非议，即在社会各阶层，人人也不敢稍加议论，以其耳目众多恐招不测。
袁克定得到密报，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盐商)曾有反对帝制言论。
而商会属于农商部管辖，农商部即派人到天津，会同当地主管机关追究。
经找到王竹林询问前事，自然不敢承认，反而一再称天津商人如何“人心思旧”赞成君主，一致拥护。北京所得报告恐系误传。农商部也就将计就计交了差事。
取消帝制原因：取消帝制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内部瓦解，众叛亲离。
民国四年(1915年)社会开始议论帝制，王士珍即问袁，袁断言并无此事。
冯国璋在南京看见上海发行的《亚细亚报》鼓吹帝制，冯认为以北洋团体主持国政，幸而各地相安，袁可以为终身总统，北洋势力亦可维持久远。他担心袁受周围群小包围，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其本人必致身败名裂，而北洋团体亦必瓦解。
冯国璋特地从南京来北京询问袁世凯，而袁说了很多不能举行帝制的理由，肯定绝无其事。
冯将到家袁即派人送到不少食物，表示亲切慰劳。冯将信将疑地回返南京。
段祺瑞对当时发表帝制，表示不赞成，当即请假到西山养病。以上3人是袁的“北洋三杰”，均是袁的心腹，对帝制都表示强烈反对，袁坚持帝制，内部必然离心离德，最终造成内部瓦解。
袁世凯第二子袁克文算是一个明白人，家族中不多的清醒人。克文恐父亲成为历史罪人，曾写诗谏之。
克文首先告诉其父，你当个总统才德已很勉强，并且时局变幻难测，又到日暮年高，人的一生短暂如白驹过隙，不要冒着风雨的危险上到最高的地方。
但袁世凯沉浸于美梦中，毫不理会。
所以袁死之后，克文近在天津并未奔丧，发殡之日头一个孝子是克定，第二个是雇了个人托着克文的衣冠、丧杖，并无其人，表示耻为其子后人认为克文这样也太过分，家事国事要分开。
袁一意孤行，妻子中亦有人不堪被人指骂，愧悔终生。
这时一群劝进之辈，如筹安会“十三太保”等，早已作鸟兽散。
袁在内部最失人心有两次：一次指派心腹赵秉钧谋杀宋教仁，然后“鸟尽号藏”杀赵灭口，内部闻知，无不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叹。
再一次就是，鼓吹实行洪宪帝制时，当时一般人回头看，看袁的醉心帝制，证明自清末以来所有的民主共和的努力都是表演，是为窃国谋篡而来，现在才将假面具摘下。
四川省督理军务陈宦，是袁最亲信的、一路培养提拔的人。赴任之日向袁叩头而去。
待后来蔡锷举起讨袁义旗宣布护国，陈宦亦随机响应，此举影响最大，就当时袁的内部而言已成分崩离析状态。
外面的关系，首先是日本反对。日本反对自是从其自家利益出发，但影响很大，日本驻北京的公使馆机关报《顺天时报》大肆抨击，每日有反对帝制言论，指责揭发，使袁体无完肤，并且鼓动中国人们起来声讨，当时舆论全国沸腾与此有关。
袁不可能在当地制止，于是派员赴日疏通，日本表示拒绝。
称帝之举，袁知蔡锷必加反对，蔡当时在京，此人才高气盛最为可怕，袁曾派特务多人跟踪监视，防其出走生事。
蔡终日酣饮沉醉，又结认妓女小凤仙形影不离，示袁以“醇酒妇人”已无大志。后乘隙从东交民巷水关地方奔东车站微服逃津。
随即取道越南到达昆明，先说服唐继尧，翌日召开营长以上军事会议，经蔡宣布“袁世凯窃国称帝，举国沸腾，我辈军人以爱国爱民为天职，义当起而声讨”，当时应声如雷，即时通过。所以义师一起势如破竹，终使帝制灭亡了。
幼看《三国演义》，刘备、孙权、曹操争霸之际，孙权派使者请曹操称帝，曹操说“此儿欲把我在炉火上考耶”，曹操是清醒的。
閱讀更多 松竹散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