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名門，曾是“民國四公子”之一，
他家財萬貫，所居宅邸堪稱京城一絕。
他一生散盡家財，只為留住國寶，
他一個人的捐贈，就撐起了故宮頂級書畫半壁江山，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有人說：他的名字，要麼不知道，知道了，就再也不會忘記。
他，就是直隸總督張鎮芳之子，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之侄，張伯駒。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張伯駒出生於河南項城，7歲那年，他被其生父張錦芳，過繼給做總督的伯父張鎮芳，從此，張伯駒的一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張鎮芳是光緒年間的進士，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之內弟，歷任直隸總督、河南都督等職，位高權重，家財萬貫。
而作為張鎮芳之子的的張伯駒，自然是錦衣玉食，吃穿用度，一應俱全。
他聰穎好學，7歲入私塾，9歲能寫詩，從小便有著“神童”的美譽，深受張鎮芳的喜愛。
身處官宦之家，又生逢亂世，家裡人自然想讓張伯駒做軍官。
民國元年，隨父親赴任河南都督的張伯駒，被送入了河南陸軍小學讀書，此後便開始了軍伍生涯。
然而，生性淡泊的張伯駒，看不慣官場之中的腐敗風氣，自感做軍人簡直是一種“恥辱”，於是，他毅然脫下軍裝，賦閒在家，每日只寫詩作畫，看戲唱曲，過得好不自在。
不同於其他的富家子弟，張伯駒雖家境殷實，常與闊公子為友，卻絲毫未沾紈絝之氣。
他生活素淡，也不故作清高刻薄，喜同名士交涉，正因如此，他對書畫名品也有一定見識，經常會為收藏名品一擲千金。
父親讓他打理銀行事務，他卻只一門心思讀書聽曲兒，閒時便揹著手去書畫行裡閒逛，只要看中，再貴也一定要買下來。
為此，母親整日在家哀嘆：“讓你做官不去，讓你開銀行不好好開，就知道花錢買字畫！”
每年，張伯駒都會被父親派去上海查賬，而閒散之際，他就經常會去一些風月場所走動，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張伯駒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奇女子——潘素。
潘素生於姑蘇，祖上曾經做過宰相，可無奈到她父親這一輩時，祖產已被揮霍一空。
幼年時，其母遍請各地名師，教潘素研習音律、書畫。
13歲時，母親病逝，繼母便將她送去了青樓。
因琴棋書畫無一不通，潘素很快就紅透整個上海灘，還獲得了“潘妃”的美譽。
有一天，張伯駒查完賬目，就約著一眾公子朋友去喝花酒，正逢著名角潘素登臺彈曲，曲聲和緩，餘音繞樑。
張伯駒看她出落秀氣，顰蹙之間更顯不凡，斷定此女子不俗，就連忙問同行人：“臺上這人是誰？”。
當得知臺上的，就是有“潘妃”之稱的潘素之後，張伯駒便暗下決心，發誓要娶潘素。
而風流倜儻的張伯駒，也很快就獲得了潘素的芳心。
但當時的潘素，已經被一名很有權勢的國民黨中將看中，得知張伯駒有意潘素之後，連命人將潘素軟禁了起來。
強龍難壓地頭蛇，迫於無奈，張伯駒強搶不能，只得買通看守的兵衛，連夜將潘素帶回北京迅速成婚。
成婚之後，張伯駒深感潘素聰慧非常，又請人教給潘素畫山水畫，晨鐘暮鼓，琴瑟和鳴，此後的幾十年間，潘素從未離開過張伯駒的身邊。
潘素知書達理，再兼二人興致相投，對於張伯駒收藏字畫的愛好，她一貫選擇支持。
正因如此，張伯駒更加醉心於名品字畫，整日裡四處尋訪名家，收集奇珍異寶。
有一年，溥儒想要把西晉陸機的《平復帖》轉賣給洋人。
《平復帖》是陸機真跡，乃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手跡，上面蓋滿了各朝各代名士的印章，素有“中華第一帖”的美譽。
而溥儒曾將國寶級畫作，唐代著名畫馬高手韓幹的代表作《照夜白圖》，賣給英國人。
張伯駒聽到消息後氣得跺腳，如此無價之寶，一旦流失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於是他立刻找到溥儒，問所需多少大洋，溥儒張口便要20萬，一毛錢都便宜不得，奈何實在有心無力，張伯駒也就只能作罷。
直到1937年，當張伯駒得知溥儒母親病危，正是缺錢的時候，他二話不說，就借出一萬大洋，這令溥儒愧嘆不已。
最後，在旁人的撮合下，溥儒才終於答應4萬大洋賣給張伯駒，為中國保住了這一無價國寶。
此後，張伯駒又陸續買下，李白真跡、杜牧手卷、黃庭堅書法等，十多卷珍品。
而其代價，是變賣了家中，在京津兩地的幾乎所有房產。
1941年的一天早上，寄居上海的張伯駒正要出門辦事，迎頭走來三個大漢，綁了張伯駒便走。
不久之後，潘素接到了電話，綁匪稱沒有200萬，就等著收屍，這可急壞了潘素。
別說200萬了，一時間讓拿出來這麼多錢，100萬也湊不到啊！
情急之中，潘素想到家中收藏的字畫。
正當潘素準備變賣字畫贖人的時候，經過多方斡旋，潘素終於見到了張伯駒，此時的張伯駒，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見到潘素後的第一句話竟然是：
“寧死魔窟，也不得變賣！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緊，我珍藏的那批字畫，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護好！”
沒過多久，綁匪害怕事情鬧大，就把張伯駒交給了上海當地的的一個偽軍頭目，等潘素去要人時，頭目一張口便是20根金條，無奈之下，潘素也只好四處借債，才贖回張伯駒。
張伯駒曾對潘素說：“我死了沒什麼，它們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這些藏品對於張伯駒的意義，一直都細心保管，不敢有半點懈怠。
北平淪陷的時候，為了保護國寶，潘素將這些名品字畫，都縫進了被子裡，一路擔驚受怕，最終才把它們帶出了北京。
1946年，古董商人馬霽川，在北平拍賣一幅，素有“天下第一畫卷”之稱的珍品《遊春圖》。
這幅畫布局得當，運筆細膩，乃隋代著名畫師展子虔傳世的唯一作品。
當時抗戰已經結束，故宮正廣泛收購民間珍品，張伯駒聞言之後，便請求故宮買下這幅傳世名作，以免流失海外。
馬霽川卻張口要價800兩黃金，故宮方面也只能望洋興嘆。
而就在此時，有洋人稱有意購得此畫，張伯駒氣得捶胸頓足，連忙放話給馬霽川：
“此卷有關中華民族的歷史，萬萬不能出境。如果有誰為了多賺金子，把它轉手洋人，誰就是民族敗類，千古罪人！我張某決不會輕饒了他！”
馬霽川也有些怕了，就鬆了鬆口說，“220兩黃金，有錢來拿！”
儘管價錢已經減少了很多，可對於家財散盡的張伯駒來說，這筆錢也不是個小數目。
為了湊夠買畫的錢，張伯駒只好變賣了弓弦衚衕的宅子，而這個宅子在京城之中，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是大太監李蓮英的宅院，仿頤和園排雲殿規模而建，構建之宏偉，實為罕見。
馬未都曾感嘆說：“這宅子擱在今天，光拆遷，就得一個多億。”
等湊夠了錢，張伯駒便立刻前往馬霽川處買畫，可沒過多久，就愁眉不展地回來了，一問才知，這馬霽川託辭黃金成色不好，竟要追加20兩，此時已經是家徒四壁的張伯駒，哪能湊出這麼多錢。
無奈之下，潘素只得回到房裡，將多年來珍愛的首飾金銀，一應拿到當鋪當了，才湊夠了錢，終於買下了這幅《遊春圖》。
後來，南京總統府遣人來買，並稱願意出500兩黃金買下《遊春圖》，而張伯駒卻一口拒絕：“伯駒旨在收藏，貴賤不賣，恕君海涵。”
而正是這些張伯駒用了半生守護，不惜傾家蕩產，寧死不賣的國寶，在1956年時，被盡數捐獻給了國家。
其中包括:《平復帖》、《遊春圖》、《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級珍品。
而這8幅作品，任拿出一件來，都是價值連城，不可估量地。
時至今日，這些珍品還都是故宮的鎮館之寶。
當政府意欲獎勵張伯駒20萬元時，張伯駒一口回絕，只答應收下了一張文化部頒發的獎狀。
當有人問起，為什麼會無償捐獻這些絕品時，他說：
“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書畫皆古人性靈之所託，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外國。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
然而，一年之後，張伯駒卻被打成了“右派”。
年青的時候，張伯駒就喜歡聽曲兒，還曾跟京劇大師餘叔巖學過戲，後來，為了發揚“國粹”，張伯駒還創立了“國劇會社”。
建國後，為了響應“百花齊放”的號召，他拉了一幫老藝人排演戲曲《馬思遠》，沒想到卻被人扣上了封建餘孽的帽子，打成“右派”。
解放時期，張伯駒曾和陳毅有過私交，經常在一起下棋，陳毅得知此事之後怒斥道：“張伯駒一個讀書人，為國家捐了那麼多東西，怎麼可能是右派！”
但張伯駒卻並不感到惱怒，還說：“戴什麼帽子，我倒無所謂，一個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無關大局。但要說我反動，實在是有些冤枉。”
對此，陳毅還曾賦詩一首，送與張伯駒：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1961年，吉林博物館候補有缺，陳毅便安排張伯駒夫婦，去長春做文物鑑定工作。
臨行時，談及此事，張伯駒也只是恬淡笑道：
“國家大，人多，個人受點委屈不僅難免，也算不了什麼，自己看古畫也有過差錯，為什麼不許別人錯送我一頂帽子呢？”
到了長春之後，張伯駒將畢生所學，悉數傳授給了博物館裡的工作人員們，還將30多件藏品，一併捐獻給了吉林博物館。
其中包括張伯駒最為珍愛的一幅，南宋時期的《百花圖》。
此畫不僅是我國現存的第一位女畫家的作品，對於張伯駒來說，還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我終生以書畫為伴，到了晚年，身邊就只有這麼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會好。”
而就是這樣一幅重要的畫作，張伯駒依舊選擇了捐獻。
但就在此時，更大的浩劫來了。
1966年，文革爆發，張伯駒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隔離審查之後，被下放到吉林舒蘭縣插隊。
此時的張伯駒已經年近70，舒蘭縣派來的人一看， “這麼老的一個老頭子，難道要我們養他i 不成！”便拒絕接收張伯駒夫婦。
張伯駒和潘素老兩口兒，也只得冒著大雪趕回北京。
回到北京後，老兩口才發現，原先的宅子已經成了大雜院，裡面住著十幾戶人家。
無奈之下，兩人只得找了一個，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住下來。
沒有戶口，也分不到糧票，只能依靠朋友接濟聊以度日。
誰能想到，這個曾經揮金如土的民國公子，遲暮之年竟卻落魄至此。
但生活的清貧並沒有讓張伯駒自哀自嘆，相反，夫婦二人依舊在家賦詩作畫，好似什麼也未曾發生過。
而同當時許多被侮辱和誣陷的人不同，張伯駒並沒有選擇悼心疾首、憤憤不平，而是一如既往地平靜。
對此，紅學大家周汝昌也感嘆道：
“我深深覺得，他為人超拔，是因為時間座標系特異，一般人時間座標系三年五年，頂多十年八年，而張伯駒的座標系大約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觀雲起，笑看落花，視勳名如糟粕，看勢力如塵埃。”
張家鼎盛之時，曾有10位管家，有4位負責中西餐的大廚，每逢會客，席間皆珍品無數，令人歎為觀止。
而多年之後，畫家黃永玉在飯館偶遇張伯駒時，只見他獨坐在一個角落小桌前：
“紅菜湯一盆，麵包果醬，小碟黃油二小塊，先生緩慢從容，品味紅菜湯畢，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將抹上果醬及黃油的四片面包細心裹就，提小包自人叢緩慢隱去。”
黃永玉事後不禁感嘆道：“能喝此蹩腳紅菜湯，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1972年，陳老總去世，張伯駒聞言悲痛不已，連忙前往弔唁，可礙於“反革命”的身份，張伯駒被擋在門外。
無奈之下，張伯駒只得手書一輓聯，被放置在了會場的角落裡。
追悼會上，毛主席無意間看到偏角里的這幅輓聯，問：“書法好，詞也好，這是誰寫的？”
陳毅夫人張茜一聽，忙說，“是張伯駒送來的！”
主席問，“他現在還好嗎？”
張茜便如實講述了張伯駒夫妻的處境。
主席聽後，不覺慨嘆，囑咐身後的周恩來說，“你去安排一下吧。”
就這樣，張伯駒進入了文史館，潘素則進入了中國畫院。
除了寵辱不驚、生性豁達之外，張伯駒待人接物也從未有過派頭，在後輩面前，更從來沒有端過架子。
紅學大家周汝昌和張伯駒熟識之後，每每到張伯駒家中拜訪，自行翻閱藏書字畫，想來便來，想走就走，一點也不必拘禮。
收藏大家王世襄，一直想研究《平復帖》上的印章，但又不好開口，苦思許久之後，才提出請求，誰知張伯駒聽完之後說， “你每次到我家來看，實在是太麻煩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細地看吧。”
王世襄大喜過望，連忙捧著《平復帖》小心翼翼回到家中，生怕有絲毫閃失。
1982 年陰曆正月十五，元宵節的大紅燈籠掛滿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進入醫院之後，張伯駒被安排進了一間8人病房，寒冬之中，病房裡嘈雜非常，條件十分簡陋。
潘素便向醫生提出，能否換一間人少一點的病房，卻被醫院一口回絕，理由是：不夠級別。
84歲的張伯駒虛弱地躺在病床上，目睹著一個個病人的死亡，情緒十分低落，而當潘素再次向醫院提出請求，又再次被回絕。
張大千的孫子前去探望張伯駒時，張伯駒只得有氣無力地握著他的手，默默流下眼淚。
兩天之後，病房中又死一人，張伯駒的病情急轉直下，成了肺炎。
而就在上級領導的批文下達的前一天，1982年的2月26日，張伯駒停止了呼吸。
當時，張伯駒的學生跑到北大醫院門口叫罵：“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幾座你們這樣的醫院！”
追悼會上， 輓聯如雪。
經濟學家千家駒感嘆道：“我參加八寶山追悼會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辭上無一例外地寫著‘永垂不朽’。依我看，並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張伯駒是一個。”
他的一生，如同一葉扁舟，卷挾在歷史的洪流中。
而他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的境界，更是常人所達不到的。
他行過的姿態，優雅而恬淡，他的格局之大，後人更難望其項背。
而如今，卻鮮有人能夠知道他的名字。
當人們為一個個名士大師歌功頌德時，張伯駒就像一頁舊報紙，被遺忘在了歷史的角落裡，再無人記起。
時至今日，我們再沒有理由不知道他，達者為先，師者之意。
請記住他的名字，記住我們永遠的先生，張伯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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