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5 所謂教養,就是允許別人跟自己不一樣

所謂教養,就是允許別人跟自己不一樣


我依然想從學問的角度來聊當下的中國,當下的中國越來越多元,它不再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樣單一,更不像以往的那些年代那樣,可以一眼看到一條準確的通道和整齊劃一的時代情緒。


01


有段時間,高曉松常和竇文濤見面。

每次見面,竇文濤都讓高曉松非常“不爽”。高曉松不止一次批評竇文濤的生活方式。因為竇文濤的生活理念是“努力存錢、買房、過小日子”,高曉松卻推崇“詩和遠方”,去壯闊的世界裡感受。

尤其是高曉松去了一趟北歐,更是覺得中國人畢生的追求——穿名牌、駕名車、住豪宅,然後送孩子讀名校,根本與幸福是兩回事。

所以高曉松每次見竇文濤都會說一句話:

“你活得這麼苦,就是因為老要買那個大房子,買那房子幹嗎?你要去追尋自己的詩和遠方。”

說的次數多了,竇文濤也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仔細琢磨後,他覺得詩和遠方只能是高曉松的生活,卻不太可能成為他自己的生活常態。

回首竇文濤的經歷,90年代初,竇文濤從廣州到香港謀生,在鳳凰衛視主持節目,香港是個寸土寸金的地方,賣房子跟賣畫似的,一尺一尺賣。他的租房生涯長達20多年,在香港,竇文濤每搬一次家,心就會碎一次,長期租房讓他找不到家的感覺。

這樣的經歷,是從小住慣了大房子的高曉松老師無法體會的。所以高曉松老師可以嚮往詩和遠方,愛上流浪,而租了20多年房的竇文濤老師卻一心想著追求安定,想著眼前的苟且。

後來,竇文濤說了這樣一句話:

“生活就像一塊布,各有其細緻明豔的正面,也有粗糙暗淡的背面。高曉松再勸我追求詩和遠方時,我都會默默想我們不一樣。”

所謂教養,就是允許別人跟自己不一樣

竇文濤和高曉松



02

竇文濤說的這件事,生活中其實並不少見。這兩年,我發現一個現象很普遍:

生活中,很多人喜歡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別人身上,不能接受別人與自己不一樣,更不允許別人跟自己步調不一致。

就像有人喜歡文藝片,就認為漫威爆米花電影不值一提;有人是古典樂迷,看現在市場上流行的音樂都是口水歌;還有人崇尚詩和遠方,就批評攢錢買房買車一族不懂生活……

就連喝個豆腐腦,也有甜鹹之爭。吃甜的看不慣吃鹹的,吃鹹的也說吃甜的是“傻叉”,最後兩方誰也不讓誰,甚至幼稚到要跟人幹仗,在網上問候對方全家。

這樣的事,實在是不勝枚舉。大多數人,都是以自我為絕對中心,把自己信奉的價值觀當成了絕對正確,只要不同意我的,就是錯的:

“你怎麼會喜歡這個?”

“你這太不正常了、太低級了、太不好了。

“你的這些行為和思考方式都是不好的,看看我,我就不會像你那樣。”

我們總是要求他人與我們一樣,與其他人一樣,我們總是想改變他人,與我們想象的、期望的一樣。可接觸的人越多,經歷的事情越多,我越能體會到一個道理:

一個人真正的成熟,其實不是懂得了多少大道理,而是理解更多小矛盾;不是結交了多少相投的朋友,而是接納了更多不合的人;不是尋求你我所有東西都一致,而是懂得尊重彼此審美、價值觀、人生觀的諸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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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之所以說高曉松這個話題,就是想說輕易不要用自己的人生衡量他人的人生。

生活裡,別人經歷的人生和你經歷的人生不同,別人的成長經歷也和你不同,別人就會產生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而當你用自己的價值觀,去約束他人的價值觀時,其實就是一次用自己價值觀強暴他人的過程,試圖重新修訂他人的人生,這本身也許就是錯的。

比如我們生活最常見的關於金錢的理解。

我的一些朋友常常因為一個人小氣而與一個人輕易交絕,他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他如此小氣,我不願意與他交朋友,趁早拉黑”。而反觀我生活裡一些思維成熟的人,反倒不會這樣。

比如我一個朋友,按時下流行話說算是全中國真正TOP5。跟他在一起的朋友,多半都是經濟弱於他的,很多次,一起出門、遊玩,都是他在買單。而反觀他的一些朋友中,似乎有一些朋友只是為了賺他便宜。

我有一次有意問他:“你明知道別人賺你便宜,你為什麼還要包容他的小氣。”

他的一句話把我點醒了,因為他說:

你說的這些,我都明白,但小氣本身不是什麼大毛病,更涉及不了人格,如果涉及人格的低劣,品行的拙劣,我會選擇躲著不見。而小氣只是他個人的生活習慣,小氣是很個人的行為,不應該拿到公開場合作為人性的審判,因為小氣本身,是與人無害的。

那一刻,我覺得我差這個朋友很多。其實我倆最大的差別就是思維的深刻和對他人的包容。我們顯然是過於主觀了,輕易把他人的生活習慣,拉入到品行行列,然後進行道德審判,甚至因為這個習慣而與他人絕交。

而真正看懂的人,則把品行和個人生活習慣完全分開來看。這樣,他也會少了一些生活中的憤怒,沒有了憤怒,自然會廣交朋友,人生路途也會越走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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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還有關於性別和性取向,直到今天,這似乎一直被許多國人的鄙視,針對同性戀的取笑也是無處不在,我有一篇文章寫到張國榮,結果就有一個讀者留言:

“明明,同性戀是反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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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很憤怒,特別想請問那位讀者:

個體的身體選擇如何能與整個人類對抗?人類幾十億人,很少的同性戀選擇難道就能讓整個人類重新基因組合,讓人類變成另外一個物種?

我十分看不慣這個人的說話語氣,他似乎不是一個人在說話,他說話時,彷彿強大的人類都站在他的身後,才讓他如此狂妄,並對他人的人生有如此巨大的專制權利。

我敬佩的一位臺灣作家唐諾先生,唐諾先生師承臺灣著名作家朱西寧。唐諾先生妻子朱天心也是臺灣作家,曾為臺灣大導演楊德昌、侯孝賢做編劇。

90年代,臺灣電影事業無比發達,楊德昌、侯孝賢均邀請夫妻二人轉行電影,實現更大人生抱負,而夫妻二人不為所動,17年來醉心書齋,潛心學問。每早固定到咖啡館讀書、寫作,17年不休息一天,被譽為“中國第一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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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諾、朱天心夫婦


他們的女兒謝海盟,也因家學淵源。20來歲就給侯孝賢導演做《刺客聶隱娘》編劇。可謝海盟少年,就強烈反對自己的女性性別,她與自己女性性別強烈對抗,每次當她走進女廁所,他就會覺得強烈的反感,來自身體、生理的厭惡。到青春發育期,甚至拿刀子劃破自己的乳房,即使感染,自己也不接受治療。用她話說:

“她太厭惡了,乳房爛掉了,他就可以做男人了。”

前兩年,謝海盟終於逃離性別掙扎,摘除了女性生理器官。可以說,在他成長時期,他與自己身體對抗長達二十年,這種對抗不單是他個人的,也是父母的,要知道唐諾、朱天心夫婦只有這一個女兒,當整個社會都在問唐諾先生如何看待,唐諾先生卻說:

海盟很勇敢,你永遠不瞭解他內心經歷過的一切,他很勇敢。

看到這裡,我更敬佩唐諾先生。一個社會,就應該允許多樣化存在,允許每個人身體的自由選擇。儘管會難過、擔心,但唐諾先生並沒有用自己的權威去幹涉孩子的選擇,因為畢竟孩子終會獨自面對自己的人生。

所謂教養,就是允許別人跟自己不一樣

朱天心、唐諾夫婦和女兒謝海盟




反觀到了網上,我看到最多的評論都是“大陸有金星,臺灣有海盟”這樣的字眼。我一直對說這樣話的人保有極度的厭惡,也很想質問這些人:

請問別人做自己身體選擇時,有沒有干擾你的正常生活?有沒有偷盜、搶劫、殺人、偷稅、漏稅?如果沒有,那你就應該對他人的身體選擇保持緘默,因為你無權評價他人的人生。

即便是唐諾先生,作為海盟的父親,他也是選擇尊重的態度和博大的父愛。

這兩年,關於同性戀這個話題討論很多,每一次都會有人說支持和反對,對我個人而言,我沒有支持,也沒有反對。

從人類誕生,就有同性戀的存在。同性戀本身就像喝水、吃飯、休息、散步,都是本能選擇,我沒有理由對他人身體本能持有支持的理由,這不是政治態度,也不是遊行、法律改革。同樣,我更沒有資格反對,因為我的反對就是對他人人生蔑視。

要我說,關於同性戀這個話題,依然是整個社會包容心的問題。我的態度依然是:只要個體選擇與他人無害,我們就應該尊重他人與自己不一樣的選擇。

所謂教養,就是允許別人跟自己不一樣

謝海盟


05

還有最近幾年,整個互聯網充斥著各種謾罵,辱罵、不理解。

而我不能對這一切保持隔岸觀火的態度,更不能假裝歲月靜好。更多的時候,我看到兩種陣營的謾罵,都缺少該有的客觀。講道理、拿證據、拿學問辯論值得提倡,但當罵聲連天,你就會覺得不管你代表左,或是代表右,只要當爭執的兩端,有一端有一天握有權利,就會對另一方進行統治和獨裁。

這一切,會讓人不寒而慄。

比如在我家庭中,經常在我家飯桌上,會因為這個問題發生爭吵,我很難說贏我爸爸,我爸爸也很難說贏我。

但在前年,我突然明白,我沒有經歷過我爸爸的那個時代,進入90年代之後,作為那個時代的失落者,他眼中看到的更多是社會的混亂,貧富的不均衡,資源分配的混亂,所以他會贊同他眼中的時代。

而我作為喜歡西方文學的人,則會更傾向於一個時代要有剋制的內心、既有野蠻生長的活力,也有學識護身的涵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可能會爭論出結果,除非我可以是他的爸爸,讓他重新出生,然後送他接受新的教育,但這工程實在太大,不像硬盤格式化那麼簡單,我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人生態度、政治立場都是不同的,那麼,維繫我們父子關係的東西是什麼?我想是愛!

一個社會也應該如此,持兩派態度的人不可能輕易說服對方,因為出生年代、家庭、幼年讀書,成年接受的教育都是不同的。你不能只罵一句“傻逼”“蠢貨”就草草結束。因為也許當你正在罵他人傻逼的時候,他人也會因為捱了罵,從而更加憤怒。

但我想你依然可以去愛。

尤其當你有一天手握權力時,不要對不同觀點的人拳打腳踢,不要對不同觀點的人也罵“蠢貨”“傻逼”,更不要將這些人統統打壓,你要允許別人和自己的不同。

所以我依然想從學問的角度來聊當下的中國,當下的中國越來越多元,它不再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樣單一,更不像以往的那些年代那樣,可以一眼看到一條準確的通道和整齊劃一的時代情緒。

我們甚至很難用準確的一句話,或者兩句話就可以概括中國一代人或幾代人的價值選擇,更難用一篇、兩篇文章來講述中國的多個觸角、多種變化,但在這個變化之中,儘管我們會經歷一種表達的無力,甚至會喪失表達欲,但並不妨礙我們作為觀察者存在。

我們依然可以在喪失表達力時,不急於批判,不急於謾罵,我們依然可以尊重變化中的中國人的多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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