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力主黃河改道利津（001）
□ 薄文軍
清朝咸豐五年（1855），黃河在河南蘭陽銅瓦廂（今屬河南蘭考）決口，主流東行，穿大運河，至山東壽張縣張秋鎮（今屬山東陽穀），奪大清河道，流向東北，經由利津縣鐵門關以北的牡蠣嘴入海。
這是黃河在揖別利津大地950多年之後，再次由這裡正式叩問渤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的不速之客竟然由此跟這方土地結下不解之緣，在愛恨情仇中走過了160多年的歷程。透過歷史的重重霧靄，我們可以約略看到，這是物競天擇的結果，也是人力爭鬥的妥協。而中國近代史上一些重量級人物，如李鴻章、夏同善、遊百川、崇恩、丁寶楨、李秉衡的觀點和態度，無疑也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山東巡撫崇恩："障黃保運"為全局關鍵
早在王莾新朝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黃河在今河南濮陽境內決口，經平原、濟南，由千乘（今利津縣境）入海，始稱"千乘海口"。東漢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治河成功，黃河經惠民、濱州等地，至今利津縣境入海。隨後800多年時間裡，以利津為入海口的"西漢流路"相對穩固。直至唐朝景福二年（893），黃河由棣州（今山東惠民、濱州境）改道北流，至今山東無棣境入海。此後1000多年時間裡，黃河在中下游頻繁改道，時而南流徐淮，時而北注津冀。利津全境始終在這個擺動範圍之內，卻很少再有黃河的足跡。
此次黃河重返利津，並沒有受到沿途百姓的熱情迎迓，因為在大家意識裡，黃河更是令人敬而遠之的"洪水猛獸"。受經濟社會條件影響，當時的人們還無暇更多考慮黃河的人文價值，面對難以抗拒的滔滔巨流，魯北各縣民眾最大的願望是希望它能在短暫停留之後，起駕南遷，再走徐淮。而當時的山東地方官員，也基本都是這樣的思路。時任山東巡撫崇恩上奏朝廷說："查蘭陽漫口，雖分注三省，而東省受害獨重，水由曹濮歸大清河入海，經歷五府二十餘縣，漫口一日不堵，則民田廬舍一日不能復涸。"
當然，作為全省最高行政長官，崇恩關注的重點還不僅僅在於民生。他認為從漕運的角度分析主張，更能切中要害，打動朝廷。於是在陳述了黃河與山東的淵源之後，筆鋒一轉，提出了一個更搶眼的話題。"東平南北久為運道咽喉，故治河諸策必以障黃保運為全局關鍵，前河臣靳輔《治河書》雲：河決之害北岸為大，一有潰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州三處胥溺。近則注張秋由大清河歸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以赴天津，而濟寧上下無運道矣。"應該說，崇恩的"障黃保運"主張已經按住了朝廷的命門。作為京津糧食、物資保障大動脈的大運河受到危害，朝廷絕不能坐視不救。
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正值太平天國起義攪動大半個中國，西方列強為謀求在華政治、經濟、文化利益而尋釁不斷。焦頭爛額的咸豐皇帝，乃至整個清廷根本無暇顧及黃河的問題。加之大清河河道行水條件相對優越，黃河"奪清入海"的長期危害一時還不甚明朗，一些官員對該流路抱有很大希望，以致引黃歸故之議始終懸而未決。直至後來，咸豐皇帝"巡狩"熱河再無歸期，西太后母子初秉朝政根基未穩，對於黃河這匹脫韁野馬，也只能聽之任之了。
直到16年後，一個小人物的一個提議，才讓黃河流路問題真正成為了朝廷重臣和地方官員長期爭論的焦點。
（原載2010年6月11日《東營日報》第六版"人物·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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