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普通是常態，但趙琦永遠在期待旅途中一切產生波動的東西，一些隨機的矛盾點，並盡力把它們把握住，但是不會強求。

刺蝟公社 | 駱北

趙琦，和他擔任過製片人、導演的紀錄片作品一樣，即使榮獲過國際上最知名的幾項大獎，也不太為公眾所知，在業界，紀錄電影《歸途列車》《千錘百煉》，幾乎代表了近些年中國紀實性故事片的最高成就，卻依然躺在視頻App紀錄片頻道中無人問津。

直到趙琦帶著一幫明星，尋大象，追風暴，爬險峰，感受不一樣的“奇遇人生”，觀眾才發現，原來紀實性故事片也能如此好看。

在很多場合，趙琦都坦言，《奇遇人生》的火爆在他的預料之外，他只是把自己熟悉的一些理念和手法用在了創作當中，把這部明星真人秀當成紀錄片來拍。

但在紀錄片研究者眼中，《奇遇人生》究竟算紀錄片還是綜藝、明星真人秀，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這順應了紀錄片的發展趨勢，還是違背了紀錄片的創作原則，見仁見智，沒有定論。

在前幾天騰訊短視頻創作聯盟大師班的現場分享中，面對學界的質疑，趙琦完整還原了創作《奇遇人生》的心路歷程。

“所有爆款背後的價值理念都是相通的，只不過需要一個恰當的時機，撩撥到藏在人們心底最深處的真實。”趙琦說。

無法預設的未知

豆瓣評分8.9，10196條短評，彷彿看完《奇遇人生》後，觀眾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話想說，各種溢美之詞，不吐不快，如果按豆瓣對《奇遇人生》的分類，作為一檔真人秀，這是一個不敢想象的口碑。

但和大多數爆款創造者一樣，趙琦覺得，能火只是個偶然。

“《舌尖上的中國》應該也沒想到自己會是爆款，真正可以預判的爆款還得是《創造101》這樣，製作之初就有確定目標的綜藝節目。”面對向他投去殷切目光，都想一窺爆款秘密的短視頻創作者，趙琦很無奈。

和大多數人不同，趙琦是不太追求爆款的那一個，他不擅長追隨市場的需求而變，這麼多年下來，還是把自己早年就形成的一些理念貫穿於創作當中，這些技術層面外難以把握的縹緲之物，構成了他創作的地基。

趙琦的想法是，“關注每個個體的價值，我們生活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到底服務於什麼樣的一種情感，服務於什麼樣的判斷，我們有怎樣一些對人生的理解，或者怎樣的委屈和不滿，要通過這個影片得以表達，只要能有效傳遞你想傳遞的這些精神，反過來如果也能讓廣大受眾產生共鳴，那我就不太在意它的具體表現形式。”

明星真人秀的形式，如果放在一個傳統的紀錄片導演那裡，這是不太規範的，可趙琦不太在意，比起形式，他更在意自己的那些理念能不能有一個很好的呈現，把紀錄片的創作理念帶入到綜藝真人秀，這樣不拘一格的嘗試，正是《奇遇人生》讓人驚豔的地方。

“紀錄片很重要的一點，你其實沒有辦法判斷最後是什麼，當這個故事走向和你前期預設不相符合的時候，你要改變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把影像扭曲成你想象的那個樣子，這是對紀錄片的判斷，但那個時候我被告知，國內流行的真人秀基本都有角色設定，大家要在裡面擔任被賦予特定功能的角色，甚至還有臺本，讓你有矛盾點的時候，還要演繹這個臺本，使這個矛盾看起來比較充分。”趙琦並未拘泥於傳統的拍攝手法：

“說到底，紀錄片和真人秀是有根本衝突的，紀錄片不預設，跟電影和綜藝比起來，大部分紀錄片不好看的原因在於，它天然就是那個樣子，很長時間看下來，不知道矛盾點在哪裡，故事情節很難鋪設，因為變化不可預測，對於強把控的綜藝節目來說，這是不可想象的，裡面涉及到商業上的問題、製作上的問題，生產週期的問題，宣傳的問題，都會碰到。”

趙琦曾經拍過一個片子，叫《殤城》，曾獲得2013年聖丹斯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該片歷時四年，追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幾位倖存者，紀錄他們家庭的變遷。趙琦發現，從08年到09年到2010年，這兩年他們家裡，沒什麼變化，只有悲傷，什麼也沒有，每天只是以淚洗面，想看到故事往前行進，那隻能等待，頭兩年就是等待。

《奇遇人生》每一期都需要一週以上的拍攝，7天內起碼兩三天什麼都沒有發生，然後到最後兩三天應該發生點什麼了吧，但至於能不能發生，

有一期是竇驍在印尼登查亞峰，趙琦本來是想的爬兩天遇到高原反應怎麼解決，阿雅會不會有問題，但事實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樣，去了之後就一直下雨，飛機飛不到大本營，上不去山，第一天第二天上不去還行，第四天還上不去就急了，因為耽誤了後面的拍攝。

“這要是一個綜藝團隊來拍，肯定就不知道怎麼辦了，不確定性會帶來很多麻煩，他無法掌控，但對一個紀錄片導演，這些變化是顯性還是隱性，怎麼投射出來，怎麼能放大到讓觀眾看到，捕捉到這些蛛絲馬跡，有比較豐富的紀錄片創作經驗，會好處理一些。”趙琦說。

不確定性就意味著風險，但同時也意味著機遇，在這種不確定中，阿雅帶著她的圈內好友和觀眾一起，見證了一場又一場人生的“奇遇”。

真實最重要

到世界各地去，與不同的人相遇，這本就超脫於大部分人的正常生活，但在趙琦眼中，多樣性才是人生最真實的模樣。

趙琦回憶起他在英國讀書的時候，一位老師佈置過一個主題為“黃昏”的拍攝作業，大家都在黃昏的時候拿著機器去拍，再配點特別有感觸的憂傷音樂，互相看完後，也都覺得一般，但有個希臘女孩，就拍自己的膝蓋以下，在學校走一走，回到宿舍，把旅遊鞋脫了，塗上指甲油，換一雙高跟涼鞋，也許是去和男朋友約會，或參加什麼晚宴，這也是黃昏。

“學生時代總有一些天馬行空的人，但這些在十年後，可能還是那個樣子，在世界的某個角落，變成和我們不一樣的人，做一些很不一樣的事情，不像我們中國一些大城市的人，比較趨同，夢想就是有點錢，能有房子、車子，孩子能上不錯的學校，吃上安全食品，爸媽能有好的身體，這樣千人一面。”於是趙琦就想帶著觀眾去看一看：

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情，這些人的生活追求，生活態度，對我們今天這種焦慮的生活有沒有一些啟發和借鑑的意義，這些人可能很瘋狂，很無聊，或是很奇怪，但如果他們能激發我們，去勇敢嘗試更豐富的生活，節目就能達到意義。

多年前，趙琦看過一部電影，講述那些氣象學家追逐風暴的故事，他很不理解，這個工作又不是很掙錢，還那麼危險，他們到底想獲得什麼？於是，他帶著團隊，和春夏、阿雅一起去追逐龍捲風，他沒想告訴觀眾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而只是還原一個過程，讓觀眾自己去思考，也許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但每個人的答案也都是有意義的。

趙琦只關注過程，不關注結果，寧願什麼獨特的東西都沒有拍到，也不願提前做一些設計來確保有一個吸引人的結果，是什麼樣就拍成什麼樣，真實的人生也是不加修飾的。

有時候他看得很開，在查亞峰等待雨停的時候，最後幾天，團隊中有人很焦慮，怕沒有東西放給觀眾，說好了要拍登山，結果只拍了竇驍和阿雅等著登山，也沒什麼意思。

“什麼都是有意義的，沒能登山不代表我們的等待就沒有價值，有時候等待也是人生的常態，好的故事雖然好，但不能強求，更不能虛構，平淡更接近生活的本質。”趙琦安慰他們。

追尋真實，不干涉內容，除了是多年紀錄片拍攝工作建立的原則外，更是趙琦對人生的理解，他對朴樹說，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你不配合錄片子都沒事，但即使朴樹說不錄，他也會把朴樹說不錄的部分給錄下來。

平淡普通是常態，但趙琦永遠在期待旅途中一切產生波動的東西，一些隨機的矛盾點，並盡力把它們把握住，但是不會強求，這種帶著一絲忐忑的創作，給了他很大的樂趣，讓他享受其中。

紀錄片轉向娛樂

《奇遇人生》只是個例，在更廣泛的層面上，紀錄片作為一個品類，陷入了尷尬的困境。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蘇六教授對此感受很深，紀錄片花了很長的時間鑑定自己，“驗明正身”，但才過去沒幾年，就要討論紀錄片該如何“破圈”了，在他看來，“破圈”的言外之意，就是離開傳統的紀錄片創作理念和手法。

“紀實已經走到了死衚衕，只能靠和娛樂牽線，中國很多紀實導演都生活窘迫，籍籍無名，被市場拋棄，而不得不轉向娛樂，擁抱市場，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

在學院派研究者眼中，趙琦的做法無疑是背離了紀錄片的原教旨，即使獲得了市場的肯定，也難免會在紀實性上打了折扣，紀錄片最大的價值不在於能掙錢，或帶給人思考，而是真實地紀錄一個事物，其他一切都要讓位於這個目的。

但趙琦覺得，從前紀錄片作為整個電視臺體系中不追求商業回報的一個自給自足的部分，是可以堅持純粹的，但現在商業公司來做這件事，邏輯肯定不一樣，作為創作者，需要做好商業價值和紀實價值的平衡，最好的效果是，讓更多人從中看到更多元的價值，讓不同的玩家進來，雖然會對原來的封閉圈層產生壓力，但這種壓力不一定壞，只要處理好各部分的權重，能讓紀錄片的創作邁向更廣闊的空間，產生更大的影響和價值。

“理想情況下，紀錄片在當下有引起和擴大公眾關注思考的作用，長期來看，也能回到本源，作為一個記錄時代的文獻，那回到原點，不管形式如何，還是要保證最大的真實，然後在裡面尋找到商業和紀實的最大公約數。”

從另一種角度講，紀錄片最大的價值是像文獻一樣真實紀錄，但文獻如果只是束之高閣，躺在紀錄片頻道的列表裡無人問津，永遠不會被人看到，那它的價值又在哪裡呢？

紀錄片求變，總歸還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