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交通運輸部官網和微信公眾號同時刊發《中國交通報》的評論文章《平臺公司應當將“自責”落實到行動上》。
文章指出，網約車平臺公司要將“自責”落實到行動上，將心思用在落實承運人安全生產主體責任、依法合規經營、保障乘客安全和合法權益上，切莫挑戰法律法規和乘客安全底線。因你的任性妄為，造成生命的凋謝，是對生命的藐視，更是犯罪。
8月24日，浙江樂清20歲女孩乘坐滴滴順風車遇害，這已經是3個多月以來，又一次發生滴滴順風車司機殺害乘客的惡性案件。接二連三的事件，充分暴露出滴滴出行平臺存在重大的安全隱患和經營管理漏洞，反映出滴滴這樣的平臺公司片面重視追求業務發展和經濟效益，而忽視安全管理，安全底線一再丟失，對國家法律法規沒有敬畏心，缺乏依法經營的意識，缺乏對乘客安全負責的社會責任心，缺乏科學有效的安全管理體系。交通運輸部聯合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運輸、公安部門，對滴滴公司進行了聯合約談，表明了政府管理部門的態度和立場，對滴滴公司明確提出了整改要求。
在世界各國，出租汽車等旅客運輸服務都被譽為“運送生命”的服務。生命是無價的，乘客一旦受到傷害不可能通過賠償而完全復原，出租汽車行業發展要堅持以乘客為本的基本原則，保障乘客出行安全是網約車行業發展的底線，沒有什麼比“乘客安全”更為重要。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平安回家，而不是覬覦那所謂的“3倍賠償”。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順風車是由合乘服務提供者事先發布出行信息，出行線路相同的人選擇乘坐合乘服務提供者的小客車、分攤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費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順風車服務與網約車經營性客運服務有很大區別，應當符合以下要求：一是應以車主自身出行需求為前提、事先發布出行信息；二是由出行線路相同的人選擇合乘車輛；三是不以營利為目的，分攤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費互助；四是每車每日合乘次數應有一定限制。但長期以來，個別平臺公司在同一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App）提供網約車、順風車服務，誤導廣大乘客，提供大量不符合順風車標準的出行服務，涉嫌以順風車名義提供非法網約車服務。
運輸服務安全底線需要各方共同堅守。政府部門要對踐踏法規和乘客合法權益的行為堅決嚴厲處置，絕不允許任何經營者打著“創新”的名頭，挑戰保障乘客安全出行的底線。網約車平臺公司要將“自責”落實到行動上，將心思用在落實承運人安全生產主體責任、依法合規經營、保障乘客安全和合法權益上，切莫挑戰法律法規和乘客安全底線。因你的任性妄為，造成生命的凋謝，是對生命的藐視，更是犯罪。 只有各方共同對運輸服務安全隱患“零容忍”，築牢防線、嚴守底線，才能全面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
同時，交通運輸部官網還刊發了一篇來自中國交通新聞網的評論文章：《堵住“滴血”的漏洞》。
文章指出，事前不做有效防範，事中不能積極干預，事後標榜高價補償，滴滴的安全底線在哪裡！生命只有一次，豈是金錢可以贖買的？安全漏洞的背後是企業安全管理制度的機械僵化，根源上卻是企業負責人安全責任的嚴重缺位。
8月24日，浙江樂清女孩趙某乘坐滴滴順風車前往永嘉途中，慘遭司機姦殺。3個月前，在河南鄭州，一名空姐乘客遭滴滴順風車司機殺害。兩案如出一轍，同是滴滴，同是順風車，同是女乘客死於非命。我們震驚於兇手的殘忍，更無法容忍企業對生命安全和社會責任的漠視。
“8·24”案件發生時，正值滴滴承諾的順風車業務整改期。滴滴發佈的“對於樂清順風車乘客遇害的道歉和聲明”承認，該公司前一天就收到過“8·24”案件中作案司機對另一名乘客欲行不軌的投訴，但沒有針對投訴進行調查處置。事發當天，遇害者的朋友在接到“救命”信息後多次向滴滴客服求助，滴滴方沒能及時採取有效干預和救援措施，甚至警方兩次向滴滴客服索要嫌疑人及車輛信息也遭到拒絕，致使救助行動延宕數小時之久。事發後，滴滴聲稱“未來平臺上發生的所有刑事案件，滴滴都將參照法律規定的人身傷害賠償標準給予3倍的補償”。
事前不做有效防範，事中不能積極干預，事後標榜高價補償，滴滴的安全底線在哪裡！生命只有一次，豈是金錢可以贖買的？安全漏洞的背後是企業安全管理制度的機械僵化，根源上卻是企業負責人安全責任的嚴重缺位。
任何事後的補償和追責都無法挽回已失去的生命。保護乘客生命安全，最關鍵的措施就是事前防範，需要企業的責任擔當，更需要政府的有效監管，這也是國務院保留出租汽車（包括網約車）“三項行政許可”的重要原因之一。企業開展順風車業務，對社會有積極的一面，但這並不意味著就可以不盡安全管理的責任。尤其是個別企業，打政策擦邊球、鑽法律空檔，以順風車之名行非法營運之實，逃避甚至抵制政府依法監管；大量佔用公共道路資源幹著營利的買賣，卻試圖逃避承運人依法應當承擔的責任。如此漠視生命安全、藐視法律權威的行為，必須依法受到嚴懲，必須堅決嚴格糾正。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任何市場主體都要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在法治框架內運營，特別是涉及生命安全的運營行為，絕不能遊離於法治之外。平臺企業不能仗著自己錢多，掌握的車輛、駕駛員、乘客信息流量多，就有恃無恐、任性而為。
滴滴事後稱“無法將乘客和車主任何一方的個人信息給到警方之外的人”，且不論這種藉口能否說得通，即便這種理由能成立，這不也恰恰說明了政府掌握平臺運營數據、實施有效監管的重要性嗎？如果警方可第一時間從政府監管平臺拿到相關信息，救援行動是不是可以更快展開呢？
市場主體是多元化的，具備同樣服務能力的平臺企業不止一家，如果某家企業不服管又不自律，總拿乘客的生命當兒戲，社會公眾會用“腳”投票，政府也絕不會袖手旁觀。換句話說，如果不能為乘客生命安全提供切實有效的保障措施，這樣的企業不要也罷。
回到“8·24”案件，除了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作為平臺企業的滴滴及其負責人，要不要承擔法律責任，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有關方面應該認真研究，今後不能再模稜兩可。最要者，必須以此為戒，痛下決心，徹底糾正個別企業長期存在的組織非法運營的行為。如果不能有效約束企業漠視生命、罔顧法治的行為，這便是法律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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