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1876-1962）自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他在《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特辟一章，点评民国的显贵们——
我到北京之后，即开始主动拜访中国官员，让他们了解我们基督教大学的宗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对方筹集资金，以示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亲善友好。很多官员都已退休在家，他们在任职期间均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方式贪污了一大笔钱。
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年代，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应当是去拜访不同阵营的达官显贵，了解一下敌对各方的情况。
陈树藩是陕西省的督军。燕大的校址就是从他手中买来的，他后来还把付款的三分之一归还燕大，但条件是要在校园留出一块地方为他年迈的父亲造一所别墅。后来这别墅又被改造成一座纪念堂。有一次，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宴会，两人在一起坐下。他俩各自的食物都是特殊准备的，以防被对方下毒。每人身后在不显眼处站着保镖护卫。宴会中，有个护卫的枪突然掉落到地上，全场顿时一片惊慌。发现是虚惊一场后，大家又稳稳坐好亲切地继续聊天，装得好像莫逆之交一样。
刚刚进入北京时，却传来消息说省长成功发动了反抗督军的起义。很快陈树藩就跑到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后来我经常去拜访他。此事如同一个缩影，折射了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任由你怎样老谋深算，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经历了这些情况后，我也清楚意识到了同当权者打交道是多么的重要。
我还要谈一位在中国驰骋风云二十多年的人物，他就是冯玉祥司令，有时也被称为“基督将军”。他体态庞大，宽脸膛，为人热情豪爽，性格非常强势直率，但喜怒无常。他因为情感上的原因皈依基督教，不过始终都只是浮于表面，远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
他早期的军队就像克伦威尔的一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曾有一段时期他还安排了随军牧师。被张作霖打败后，这些牧师也全都不见了。后来，冯司令从基督教转到了信仰共产主义；回到南京后，又投入了共和主义的怀抱。
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去战斗，但上面从来也没给他任何实际的军权。对日作战胜利后，他又开始同情共产党，后来在通往苏联的途中神秘死亡。
我第一次同他结识是在北京，他当时对蒋介石政府颇有微词。后来他去了南京，官居一职，但出于不满又离开了。最后，他去了山东省著名的仙山——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去拜访过一次。他当时正读着一本古籍，练习他有名的毛笔字。“如果那帮人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他狠狠地告诉我，“我什么都可以干。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给我最高的官位我也做，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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