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有一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纵观中国历史，出门在外带兵打仗不按皇帝命令执行的不在少数，但是像曾国藩这样长期性，习惯性，频繁性违抗圣旨的却独此一人。
首先湘军的建立就是违抗圣旨的产物。咸丰帝在接连发下的办团练谕旨中，一再申明办兵原则，即不能取代正规军，团练“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但是曾国藩一上来就把团练变成了新军，并逐步取代了正规军。
咸丰初年，湘军人数已达万人。虽然曾国藩没有按旨练兵，但毕竟出了成绩，咸丰嘉奖之余，急发谕旨征调曾国藩湘军参与会战。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
曾国藩认为目前湘军还不成熟，贸然出战必将起家资本毁于一旦，因此坚决不奉旨。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上奏道：“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举棋不定不定之时，在李鸿章的精确判断下，曾国藩用了一个”拖“字诀，按兵请旨，一直拖到“和议”已成、朝廷下旨毋庸北援。
曾国藩二次复出后，皇帝命他率部人四川。他又不愿奉命，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对于曾国藩屡次违背圣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评论道：”曾国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参戎务。其讨平洪杨，先定一通盘之作战计划。治水师、造战船，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然皆出于其职分与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调遣，国藩无不宛转逃卸，而终不变其逐步推进之大方针。若一依君命，则事功成败，渺不可必。”
假如曾国藩不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听从朝廷的命令，可能湘军早就荡然无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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