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1
明天启五年，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内部斗争加剧。
正反两方，以枢辅大学士孙承宗、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各为代表。他们都是昏聩的天启帝的格外亲近之人。孙承宗为天启帝师，最被倚重；而魏忠贤为太监头子，极受宠信。
魏忠贤极尽手段，侵害百官，却对孙承宗百般示好。魏阉想方设法赶走了三朝首辅叶向高，却派人前往辽东，向督师孙阁老示好，希望分一份战功。孰料，孙承宗毫不理会，甚至不与使者一语。
魏忠贤恼羞成怒，将与孙承宗往来密切的东林党领袖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驱逐出京。正在蓟州视察的孙承宗闻讯后，以向天启帝贺寿为名，计划弹劾魏忠贤。
依附魏阉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魏广微，是一个极其阴险的小人，向魏忠贤进言，孙承宗要进京清君侧，杀了魏忠贤。
魏忠贤赶紧找到天启帝，哭天抢地，大呼冤枉。
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顾秉谦，为内阁新任首辅，仰承魏阉鼻息，即刻弹劾孙承宗不请圣旨、擅离防区，该议罪严惩。
内阁与内监同时发力，若放在其他人身上，早已逮捕下狱、抄家灭门了。
《江山风雨情》陈道明版天启帝和李丁版魏忠贤
一向昏庸、放任魏阉的天启帝，变得格外清醒了。他避开魏忠贤，通过兵部派出三个可靠之人，赶紧出城，拦截孙承宗，命他返回辽东。
孙承宗无可奈何，只好遵旨。
这次差点成了他的生死劫。魏忠贤矫诏命令九门宦官，一旦孙承宗赶至，就将其绑缚下诏狱。
倘若孙承宗被魏阉秘密逮捕，必定在劫难逃。就因天启帝突然清醒，让孙承宗闯过了死生门。
魏忠贤仍不罢休，命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等集体弹劾，迫使孙承宗上书请辞。
偌大的大明朝堂，都是魏阉拥虿，唯有吏部尚书崔景荣支持孙承宗。
天启帝对魏阉集团成员的连番轰炸，仍不作理会，仍命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不幸的是，是年九月出现了马世龙派人袭击耀州失利的事件，给了魏阉继续弹劾孙承宗的借口。马世龙是孙承宗督师辽东时，举荐出镇山海关的总兵，孙承宗还为其请功加了左都督衔，此次却因听信后金降将之言，而导致四百将士死于陷阱。
孙承宗督师不力，该负责任。于是，他再次上书请辞。
天启帝仍不情愿，最后迫于满朝压力以及孙承宗的执意担责，只好将孙承宗召回，批准其辞职，但将其特进光禄大夫，晋级正一品，且命其子世袭中书舍人，还给孙承宗赏赐了蟒袍和银币等。
辽东督师出缺，天启帝命兵部新晋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
2
高第虽然在兵部做了几年侍郎，但并不实战经历，更谈不上指挥经验。
这给后金图谋再次攻明，制造了机会。
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五年）正月，努尔哈赤闻讯明廷内讧，辽东防线易帅，防守减弱，于是率领十三万兵力号称二十万大军，西渡辽河，发起宁远之战。
高第怯战，意图舍弃关外，坚守山海关。
然而，让努尔哈赤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宁远城下，碰到了不知名的文人守将袁崇焕。
曾得孙承宗赏识的宁前道袁崇焕，写下血书，与副将满桂、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将士盟誓，以死守城。
袁崇焕一面坚壁清野，一面让同知程维楧盘查奸细、通判金启倧守护粮草，并传檄给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如果有将士逃到这里，可将其全部斩杀。袁崇焕不做短兵相接，而是直接炮轰后金大军。
后金军在明朝请葡萄牙人制造的红夷巨炮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连续攻城两天，损失惨重，努尔哈赤下令退军。
袁崇焕剧照
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
明朝的官方史料和民间史书，都有一些蛛丝马迹。《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四月辛丑记载：“登莱巡抚李嵩疏言：“天启六年四月十五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回乡张有库等口称：‘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着伤。’”这是直指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
明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也提到：“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红夷大炮击中了黄龙幕的裨王努尔哈赤。
满人也以黄色为尊，努尔哈赤生前统帅两黄旗，衮服、车辕之类的御用物品都是黄色。
张岱虽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大玩家，明亡后在西湖边做了一个著名的晚明遗老，曲终人散，月冷风残，对清朝始终不感冒。这也决定了他要为故国明朝说话，而对清朝开国皇帝并无善意。如果努尔哈赤犯明而死，或许在他看来是一种天命的恶报。
努尔哈赤之死，很多人认为是遭袁崇焕的红夷大炮重伤所致命。
3
努尔哈赤之死，应该与其发动的宁远大战而失败有一定的关联，毕竟他当时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宁远之败，努尔哈赤虽不算大败，命人偷袭宁远南十六里外的明军关外囤积地觉华岛，全歼守军，并以“焚其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及尽焚右屯卫粮草的战果班师。
从二十五岁起兵，征战四十多年，自然是伤痕累累、年迈体衰。
但是，《清史稿·太祖本纪》未载其受伤，却写到三月后，他又御驾亲征蒙古喀尔喀五部，攻城略地，擒获其首领，掠夺其牲畜。
努尔哈赤画像
如果他在宁远遭炮轰重伤，不论清朝皇家和史官如何避讳不提，但他也不可能还有精力领兵去对蒙古部落作战！
虽然明王朝大厦将倾，但还很强大，然而在努尔哈赤的眼里，就作战而言，蒙古骑兵丝毫不逊色于明军洋炮。喀尔喀五部，是背弃盟约，故而努尔哈赤要亲自领兵征战。
只有解决了蒙古的威胁，他才有力量与明军抗衡。也许正因为他臣服了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贝勒奥巴立即来朝谢恩。
而《清史稿》写到努尔哈赤获病养病，确是宁远之战的半年后，“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温泉”。八月二日，明东江将领耿仲明向朝廷报告：“老奴背生恶疮，带兵三千，见在威宁堡狗儿岭汤泉洗疮。”这个谍报是与清史记载努尔哈赤死于“身患毒疽”完全吻合。
常年征战的人，是很容易得毒疽的。《明史》记载，开国名将徐达于洪武十七年，在北平留守时得了背疽，不久稍微好些，次年二月病情加重，随后去世。
故而说，努尔哈赤死于突发性毒疽，而不一定是明军的直接炮伤。
但是，不论努尔哈赤是死于炮伤，还是年迈体弱的疾病，袁崇焕的出现与阻击，确实给了努尔哈赤一个沉痛一击。
返回盛京的努尔哈赤，曾扼腕长叹：“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清史稿·太祖本纪》）
清朝官修的太祖实录，不论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还是《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大同小异，都是说：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征讨辽东各处，皆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然而“惟宁远一城未下，遂大怀忿恨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十一年二月），或“惟宁远一城未下，不怿而归”（《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十，天命十一年二月壬午）。
挥之不去的心病，加速了痼疾在身的努尔哈赤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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