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始皇帝奥古斯都即位时，曾有赛里斯(Seres，意即丝绸)即中国使节前往祝贺。公元166年，罗马皇帝安东尼诺（亦译安敦）首次遣使通汉，时称安敦使团，这是中国接待的第一个罗马帝国商业使团。”这是一篇来自官方、名为《中意两国关系》的文章所记录的内容。按理说，这样的官方资料文章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很可靠的，不过稍思考分析一下后，我就觉得以上记录很可能都是“美丽的谎言“。

在甘英之前，汉朝未曾有官方使节到过罗马

首先谈谈“公元前27年”时汉朝与罗马的关系。

那时候正值西汉末期，西汉王室正陷入外戚专权的动荡中，战争不断外交颓败，不大可能有对外派遣使节的行为，关键是西汉历史里全然没有过这样的记录。一百多年后的东汉和帝时期(公元97年)，驻扎于西域的班超才正式以汉朝名义派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而我们都知道，甘英的那次出使没有成功，当时的汉朝尚未存在有关“大秦”的来往记载。以上足可以说明，至少在甘英之前，汉朝是未曾有官方使节到过罗马的。

那么罗马人又根据什么说“公元前27年，有赛里斯(中国)使节前往祝贺”呢？

原来，古罗马历史学家弗罗鲁斯在记录奥古斯都(屋大维)即位盛典时曾说：“还不在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也皆知罗马之伟大，对其征服世界的行为表示敬畏。斯基泰人(Scythae)和撒尔马提亚人(Sarmatae)因此遣使前来寻求友谊；居住在太阳直垂之下的赛里斯人(Seres)以及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大象。”

且不说弗罗鲁斯所述的准确性如何(他距离奥古斯都时代已200年)，即使真的有中国人参加过奥古斯都即位盛典，那些中国人只可能是来自汉朝的商人，而不可能是西汉皇帝派出的使节。

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古罗马的中国商人被当成了使节

后世证明，弗罗鲁斯实际上是奥古斯都的狂热拥护者，他的歌颂性言论被灌入过多少水分就可想而知了。仅凭弗罗鲁斯的那句话(其他罗马史学家都没这样说过)，是不足以证明当时的罗马有过中国使节的－－但不能否认可能会存在打着汉朝幌子的中国商人。

既然东汉的甘英都未能到达罗马，那么如弗罗鲁斯所述，奥古斯都盛典中是否真有可能存在西汉商人呢？回答是“这个可以有”，但不代表我认同弗罗鲁斯所述的真实性。

早在汉武帝时期，由于南越国已被平定，汉朝实际上已建立起广州通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中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印尼)；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南部)； 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缅甸西部)；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缅甸西部)。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印度)......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斯里兰卡)”。

西汉的“海上丝绸之路”

那时候的航线大约是从广州起航，出珠江口后经徐闻、合浦、越南到达苏门答腊岛，然后西北行经缅甸进入孟加拉湾，最后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而在那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早就存在商贸通航，中国丝绸就是这样经印度到达罗马帝国的。既然丝绸能通过海路到达罗马，那么从事海上丝绸贸易的商人能到达罗马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汉代重农轻商，加上海上丝路又远在南方一隅，汉朝政府很可能并没有获悉南方民间曾有商人到达“大秦”的事情。另外，由于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有打通西行陆路的目的，因此甘英“无法到达罗马”与“海路能通达罗马”两者间其实并无必然联系。

无论是张骞还是班超，出使西域都跟匈奴这战略目标有关

实际上，如果当时的汉朝非要和罗马建立来往的话，陆路行不通就选择海路，这肯定是能实现的，不过这显然已脱离东西两汉出使西域、孤立匈奴的战略目标，因此东汉朝廷就没必要刻意这么做了。

假如奥古斯都盛典上真有“中国使节”，他们就只能是冒充使节的商人，否则的话，《汉书》里不可能毫无提及的。

与罗马的“赛里斯(中国)使节到贺”同出一辙，汉朝所说的“大秦皇帝安敦遣使通汉”其实也只是个“商人幌子”。

《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不珍异，疑传者过焉。”从上文可以看出，那些“罗马使节”所进献的东西都是东南亚一带的廉价特产，而非罗马帝国特有的“明月珠、夜光璧、琥珀、琉璃”等珍异之物，这寒酸“使团”显然是为蒙一把汉朝皇帝而来的，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两国间的通使礼法。

再看看公元162-168年间，由于罗马帝国占领了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及波斯湾头，战争临时中断了丝绸之路上的大宗货物来往，导致利益受损的罗马商人们不得不通过海路前往陌生的“东方赛里斯”采购货物弥补损失。

我们分析，可能就在这伙罗马商人卖掉所带货物换取了当地特产时，他们无意中打听到真正的“赛里斯”所在，于是就带着这些东南亚特产前往中国“碰碰运气”了。

如果他们是真正有通好目标的罗马使节，又怎会做出半路“变卖家产”的事情呢？其实当时的东汉朝廷也怀疑过这伙人的身份(“疑传者过焉”)，只是因为“远来皆客”才没有深究下去。

汉朝皇帝显然也被罗马商人蒙了

由于汉朝和罗马帝国都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天朝”自我优越感极强，各自的皇帝将普通国外商人看成“使节”是完全有可能的，明成祖朱棣就上过多次这样的当。《后汉书·西南夷传》曾指出“掸国(缅甸)西南通大秦”，这也证明了当时的东南亚地区确实有罗马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

无独有偶的是，公元150年左右，罗马辖下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所著《地理志》里记述过马其顿商人到中国的事情；而同时期的《后汉书》也记录有“蒙奇兜勒使者”到访，如此一对比分析，“蒙奇兜勒”显然即是“马其顿”了，这也证实了汉朝经常将西域商人当成使者的事实。

这样看来，“安敦使团”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安敦商团”，是不存在官方背景的，罗马皇帝安敦也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在同样重视历史记录的罗马并无任何关于“遣团出使赛里斯”的记载。

也有人分析说，可能是因为甘英出使大秦未果，安敦才象征性地派使团回访汉朝。但甘英出使大秦是公元97年的事情，而安敦则是公元166年的罗马皇帝，两者间根本就扯不上多少关系。况且，甘英是由于受安息(波斯)人的阻挠而无法到达罗马的，波斯人又怎会主动将这情况透露给罗马皇帝呢。

通过以上的分析，公元前27年也好，公元166年也好，汉朝有商人到达过罗马是可能的，罗马有商人到达过汉朝是肯定的，而要说汉朝与罗马之间有过正式的官方联系却是基本不可能了。

但为了彰显中意两国间的悠久来往历史，我国和意大利可能都很乐意接受“有使节”的说法，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来不得臆想性的歌颂，其实大家都在说着同样的“美丽的谎言“。

大秦王安敦就是图中的左者

末了，可能许多人还不清楚罗马皇帝安敦其人，他就是哲学名著《马上沉思录》的作者，电影《角斗士》里的康茂德就是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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