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房租上涨，引起了舆论关注。尤其是北京有一个流行的段子，说是某人在天通苑120平方的房子，经过两家中介的PK,本来打算7500元出租的房子，最后到了1万多元。这引起了舆论的公愤，高房价消灭了中产，如今高房租又要消灭穷人了。
为此，北京房地产中介协会召开了座谈会，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10家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参加。在会上，共同承诺落实"三不得"要求，并承诺不涨租金且拿出手中共计超过12万套的全部存量房源投向市场。
这"三不得"主要是指什么呢？一、不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恶性竞争抢占房源；不以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抢占房源；二、不通过提高租金诱导房东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等方式抢占房源。三、各企业还明确承诺全面加强对业务人员的管理，决不允许哄抬租金抢占房源，对于触碰这条"红线"的业务人员，一经查实从重处理直至开除。
这些可都是实锤。以共同承诺的形式，对住房租赁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也通过住房租赁企业制定了业务人员工作的“红线”。特别重要的是，这10家住房租赁企业共拿出了125725套存量房源，以增加市场的供应。如此以来，不敢说北京房租很快会趋于稳定吧，但是这些有效的措施肯定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说实话，我以为很难说。的确，从目前各种流行的段子，和网络上文章的举例来判断，这住房租赁企业在房租的上涨中，不敢说是主要推手吧，但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肯定是有的。
凭借着资本的优势，从市场上零散的房东手中收集房源，然后进行“包装改造”，并提供“管家服务”，从而就有了要价的资本。比如说，有很多北京的租客吐槽的，几乎目标都是租赁中介。租赁管家打电话要涨房租了，或者500或者1000的直接增加，以至于有些租客抱怨宁愿租住“老破小”，也不想承担着不断上涨的房租。
其实，中介真那么重要吗？我以我熟悉的发生在西安例子来说说吧。第一个例子，租赁中介，也就是俗称的“二房东”，看上了某处我朋友的房子，说服朋友用低于市场价10%的价格租给他，说要租3年，且要求免45天房租。二房东将这套房子简单改造后，三室两厅的房子改成4小间，开始分别租赁。朋友很高兴，省事很多，房租虽少可很准时。谁知不到一年，二房东失联了。后来，朋友与租住的客户沟通，才明白4间房子经常有空的。要知道，一旦有空的，就意味着二房东就是亏本的。
第二个例子，此后朋友将房子收回，又交给了一家东北人负责的租赁中介公司，本以为这下会很正规的。谁知道，依然不到半年又出问题了。同样是总有房间不能及时租赁出去。当然了，这家租赁公司明确说资金链断了，无法支付房租。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住房租赁公司的风险也是蛮大的。毕竟，住房租赁公司只是“二房东”，不过是时间长些，能够对房子的“包装”高档些，对租客服务更好些。然而，所有的收益有且只是建立在房子租金的差价上。一旦租金无法提高，或者有空房间，就意味着收入的减少，甚至也许还会倒贴的。毕竟，这租客可是完全来自市场的，没有租赁中介能够达到“垄断”房源的程度，而市场上“谋食”本来就是风险很大的。
至于按照潘石屹先生的说辞，这些长租公寓并不挣钱。因为资金成本高，而且房租收益有限，基本都是亏本赚吆喝而已。也许，这些长租公寓企业在乎的是未来的收益，就如共享单车一样先抢占市场，站立在风口之上再说。
北京的房子之所以能够涨价还能租赁出去，关键的是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假如如西安市场一样，我朋友的房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租赁中介没有挣到钱不说，反而用失联来逃避亏损。这样的行为，明显的就是一锤子买卖，根本不可能长久的。北京与西安的差异，就在于租客的供需差额不同。
因此，我以为北京房租上涨，或者用有的媒体的话来说，是暴涨，其前提就在于租赁房屋的供给减少，而需求庞大。因为有了供需之间的庞大差额，才导致了租赁中介房租虽然上涨，可是总能找到有当“接盘侠”的新租客。
对北京市场的供需差额已经有很多分析了。旧城改造，拆除城中村，中低端房屋有限，房价高，使得北京的可租赁的中低端房屋减少；而与此同时，拥有强大的政策资源文化资源金融资源与医疗资源的北京，对新人口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此以来，这租赁房屋市场不断减少的供给与日益增长的需求就形成了矛盾，而这个矛盾就是房租暴涨的最主要因素。
尽管这情况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但是要想增加供给，这不是朝夕之间短期能够解决的事情，于是乎，就有了能够令行禁止的“三不得”或强令租赁企业增加房源的举措。这“三不得”能否实施，不好说，而这12万多套新增房源，却值得怀疑。
总之，租赁行业是完全市场化的领域，房租上涨或者下降主要取决于供需矛盾。要想解决当下房租暴涨的问题，关键在于增加供给。只要有形的管制少点，新增租赁房屋根本不是问题。当然了，最能立竿见影且显示工作成绩的，则是“管制”租赁中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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