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變爆發後，慈禧被八國聯軍輕易拉下神壇，嚇得倉皇逃出京師。早在她出逃京師之前，就想到了讓倒黴蛋兒李鴻章來京善後，於是她再度封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連番下詔要求他迅速返京與各國協商，這相當於慈禧承認了自己所做的決策錯了。當辛丑年慈禧迴鑾途中，聽說李鴻章“病勢危篤”後，頓時覺得沒了主心骨。據吳永說：太后曾詔予語及，至為之流涕，謂大局未定，倘有不測，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擔？後來，聽聞李鴻章病逝，慈禧“震悼良深”，並予諡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等褒獎。
接著，慈禧又對頑固派進行了懲辦，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慈禧對實施新政的態度已經明顯發生變化，加之在庚辛年間慈禧親身經歷了落魄窘困的逃亡生涯，這些遭遇深深觸動了慈禧的內心，為了鞏固大清的統治她產生了實施新政，以期“自強、雪恥”。應該說，這次慈禧主動發出“新政 ”倡議，是其心理發生變化的結果，那麼，在庚辛年間，慈禧的內心都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首先，慈禧在西逃路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困頓，促使她生髮了一定的愧疚心理。養尊處優數十年的慈禧，一直無償享受著全體子民對她的超級供養，她對民間百姓的疾苦是毫無體會的，她也從未想過要去體驗民間貧苦百姓艱辛的生活滋味，但此次西逃卻實實在在給她上了一課，讓她切實體驗了一回飢寒交迫的感覺。正是西逃路上少有的一些艱辛困境，使慈禧認識到了自己施政的一些錯誤，她在將庚子之禍的責任推給義和團和載漪、剛毅、趙舒翹等“禍首”身上時，也曾很難得地對吳永說，“當時拳匪初起，議論紛紜，我為是主張不定……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思，更向何處訴說？”據說，事後慈禧還曾在追憶自己當時的決策時，表示了懺悔之意“綜餘生平，唯此謬誤”，甚至還曾對光緒也產生了“內慚其子”的愧疚感。但情感是情感，慈禧超級偏執的理智使她無論如何捨不得放棄手中的權力。
其次，西狩的經歷不僅讓慈禧比較真實的瞭解了民間百姓生活的疾苦，更讓慈禧看到自己雖保住統治地位，卻簽訂了曠古未有的《辛丑條約》，這深深促動了她變革圖強的慾望，也由此成為其推動實施新政的精神動力。另外，通過這次與西方各國的較量，使慈禧從心理上認可了西方的強大，並學會了用一種理性的謙虛態度與洋人相處。迴鑾後，慈禧經常借會見外國使節夫人的機會，拉近與洋人的距離，並逐漸接受了一些西洋物件和技術，後來慈禧甚至迷戀上了照相，因此才留下不少其老年的真實照片傳世。
但對比慈禧在早期實施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等行動中的表現，可以看出，她對變法革新抱持的是實用主義策略，就是如果變法行動有助於鞏固她的統治基礎，那她就會全力支持，如果所實施的變法行動威脅到她的統治地位，她就會毫不留情的予以斬殺。這說明慈禧在意識層面並未真正認識到變革對維持清王朝統治的意義，但是，經歷了庚子事變後，慈禧發現實施新政既是救贖清王朝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能夠維持其統治的最後辦法。慈禧正是基於這樣的心理變化，才促使其真正產生了變革求新的意識。這也是慈禧為什麼會在駐蹕西安行宮不久，就頒佈實施新政上諭的根本原因，也正是由於慈禧心理的這種鉅變，才奠定了清末新政的思想基礎。（文/講史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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