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是太平天國後期戰績最為輝煌的一年。
這年5月，經過兩個多月苦戰，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陳玉成率領大軍，以圍魏救趙之計大破清軍江南大營，再一次解除了清軍對天京的圍困。至此，太平軍已經接連取得了浦口大捷、三河大捷、攻破江南大營三場軍事勝利，基本擺脫了自天京事變以來的防禦頹勢，開始迎來太平天國曆史最後一抹輝煌。
東西之爭：一個問題的兩個面向
天京上下一片歡騰。天國君臣也開始考慮下一步戰略。此時的形勢依然嚴峻，從天京事變後，曾國藩湘軍以兩湖為基地，穩紮穩打，接連攻下了武漢、九江等沿江重鎮，一步步向下游的太平天國心臟——天京挺進。而此時，擋在湘軍面前的重鎮只有一座，那就是位於安徽的安慶。從1853年太平天國第一次西征開始，在石達開、陳玉成等將領主導下，安慶已經成為天京重要的兵員糧源基地。同時作為天京西部唯一的門戶，安慶對於太平天國政權安危具有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有鑑於此，曾國藩在三河戰役中喪失精銳李續賓部後，繼續指揮曾國筌、鮑超、彭玉麟等驍將，水陸並進，向安慶撲來。
東進還是西進？以天京為中心，兩種意見擺在太平天國決策者面前。英王陳玉成作為安慶方面主將長期奮戰於江淮，安慶的重要性對他來說不言而喻，因此力主西上，解圍安慶。
而另一位天國柱石，忠王李秀成卻並不以為然。相比四戰之地安慶，佔領與天京近在咫尺、富庶繁華的蘇杭對他更具誘惑。從清朝一方來講，江浙一帶富甲天下，是重要的稅賦徵收地，失去江浙，對帝國經濟將是致命一擊。與之相反，掌握蘇杭可使天國獲得巨大的糧餉財富，這對於從廣西偏遠農村走來的太平天國諸領導人來說，無疑具有特別的吸引力。
相繼殞命：天國柱石的敗亡之路
最終，洪秀全、洪仁玕採納了李秀成建議，確定了“先東征，後西上”的戰略。隨即，李秀成率太平軍主力連克蘇州、無錫、常州，蘇南大地盡入掌握。
在主政蘇南的日子裡，李秀成表現出了卓越的地方治理才幹。入城後，他只帶少數隨從來到蘇州百姓中，宣講“道理”，取信於民。隨後，他減輕賦稅、招徠客商、善撫士民、整頓治安，把戰爭對蘇州一帶的損失降到了最低限度。與此同時，李秀成流連蘇州富貴繁華生活的跡象也越來越明顯。他在拙政園斥巨資，修造了規模宏大、裝飾華貴的忠王府。史載，李鴻章攻克蘇州後，面對忠王府的富麗堂皇、奢華典雅，也驚歎道：“忠王府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羅爾綱《太平天國史》）
江南的香風暖霧逐漸軟化了忠王的心志，而此時，安慶在湘軍圍攻下情勢更加嚴峻。1860年冬，太平天國決策層決定，命陳玉成、李秀成率領太平軍主力，沿長江南北兩岸同時西上，進行二次西征，約期會攻武漢，吸引安慶外圍湘軍回援，以二破江南大營之計解安慶之圍。
陳玉成解圍心切，立即從安徽桐城出發，短短十一天，行軍六百里，連取霍山、英山、黃州，兵鋒直指武漢。此時，清軍主力盡在安慶，武漢城防空虛，急得清湖北巡撫胡林翼直罵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顧家”。關鍵時刻，英國艦隊司令何伯派參贊巴夏禮前往黃州覲見陳玉成，請他不要攻打武漢，以維護大英帝國在武漢的商業利益。可嘆陳玉成聽信了“洋兄弟”的花言巧語，止步於武昌城下，隨後，由於安慶戰事吃緊，不得已自率精銳返回安慶救援。會攻武漢的計劃就此功虧一簣。
陳玉成放棄攻打武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秀成的遷延時日、躊躇不前。按計劃，李秀成本應率軍沿長江南岸西上，與陳玉成同時進攻武漢。但李秀成剛進江西，還未與湘軍接仗，便退回到了浙江。猶疑了兩個多月，才又從浙江出發，向武漢進軍。在江西、湖北境內，李秀成並沒有全速前進，而是一路招兵買馬，擴充了三十萬以上的兵力。此時兵多將廣的李秀成不但沒有繼續西進，反而在聽說陳玉成已離開武漢，獨自回救安慶之後，自顧自的返回浙江去也。對李秀成來說，與其遠道而來冒險攻打重鎮武漢，幫助安慶解圍，不如趁兵力雄厚之機重返江浙、攻佔杭州、擴大地盤。正如他被湘軍俘獲後供述的那樣：“時得蘇州而無杭州，猶鳥無翼，故歸圖之。”
最終，安慶陷落，守將葉芸萊、吳定彩和三萬太平軍將士全部犧牲。英王陳玉成本人也元氣大傷、退守廬州，最後被叛徒苗沛霖和清軍合謀殺害。至此，太平天國心臟天京已是門戶洞開、無險可守。
幾乎在安慶城陷的炮聲中，李秀成的大軍進入了杭州城，江浙兩省大部已落入李秀成、李侍賢兄弟手中。
但在安慶陷落、英王殞命、皖省要地盡失的大背景下，太平軍剛剛佔領的江浙一帶和天京都缺乏必要的屏障和依託。曾國藩坐鎮安慶，統一指揮湘軍各部，水陸並進，直抵天京城下。與此同時，清廷為統一事權，實授曾國藩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節制蘇浙贛皖四省軍務。整個長江流域，曾國藩對湘軍和各地清軍已是如臂使指、指揮自如。他即刻委派李鴻章依湘軍形制組建淮軍，由安徽入江蘇，與英國人戈登率領的長勝軍相勾結，進攻以蘇州為中心的蘇福省；委派左宗棠建立楚軍，由江西入浙江，與法國人日意格組成常捷軍，進攻太平軍李侍賢部。三路大軍如一把巨大的三齒巨鉗，以萬鈞之勢插向太平天國核心區。
無奈之下，天王洪秀全一日三詔，催促李秀成速率大軍回援天京。
李秀成只好在蘇州召開軍事會議，同時調集侍王李世賢、護王陳坤書等十三王軍隊，號稱六十萬去救天京。
如同面對圍困安慶湘軍的陳玉成，面對天京城外湘軍深溝高壘的堅固防線，李秀成指揮各軍猛攻四十餘天，仍然未能突破，天京局勢更加危急。
此時非但天京戰場，江浙一帶的戰局也是急轉直下。杭州城首先在1863年4月被左宗棠攻克，浙江全境被清軍佔領，隨後，趁李秀成不在蘇州，鎮守蘇州城的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等八位將領，勾結李鴻章的淮軍，陰謀殺害了李秀成心腹——主帥譚紹光，向清軍獻城投降。江浙兩地的丟失，使天京城脖子上的絞索越來越緊。
終於，洪秀全憂病而死。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被湘軍攻破。李秀成指揮的天京保衛戰最終失敗。他護送幼天王拼死衝殺出城，最後雙雙被湘軍俘獲。在寫完數萬字的《李秀成自述》後，李秀成被曾國藩殺害於安慶。至此，雖然還有李侍賢、汪海洋幾十萬太平軍餘部轉戰江西、福建、廣東，但離最終失敗已為時不遠。
李秀成和幼天王之死，標誌著這場縱橫十八省、持續十四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最終落幕。
城市噩夢：碾碎生命的巨大磨盤
李秀成的西征和東征為何失敗？太平天國又何以敗亡？百多年來，眾說紛紜。筆者認為，單從軍事上來講，以城市攻守為其主要特點的戰略失誤，是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
回顧太平天國全史，可以看出這樣一個特點：太平天國諸位領袖對於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有著近乎偏執的渴望。太平天國肇始於廣西農村，其領導人也多來自偏遠地區和貧困階層。除石達開外，無論是文化修養、見識魄力，還是戰略眼光都有著相當的侷限。
起義之初，太平軍進入武宣東鄉鎮，洪秀全就迫不及待的自稱“天王”。剛剛佔領小城永安，太平天國領導集體就大封諸王，讓自己成為各地清軍圍剿的眾矢之的。此後圍桂林、攻長沙、佔武漢、克南京，太平軍一路從廣西打到江浙，其關鍵節點都是對沿途重要城市的進攻。即未見太平天國制定明確的革命方略，也未有建立根據地、發展生產、爭取民心，為長期鬥爭做準備的實際舉措。
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不顧江北江南大營對天京城的威脅，在尚未建立穩固根據地的情況下，竟然派出從兩萬多精銳勞師遠征、北伐中原，意欲攻下京城，畢其功於一役——天國領袖們把進取天下單純看成了軍事征服，特別是對大城市的征服。根據地的拓展和鞏固，民心的爭取和凝聚，政權系統的建立與戰時經濟的組織，意識形態與合法性的構建和完善……等等重要性不亞於軍事征服的複雜工作通通被排除在視線之外。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北京只不過是一個比南京更大的城市，只要佔領了北京，就意味著造反的成功和改朝換代的完成。
這是何等幼稚和短視。此時清廷早已把太平天國視為心腹大患，並在華北中原一帶部署重兵，圍堵區區兩萬之眾的太平天國北伐軍。結局早已註定：兵力有限、勞師遠征的北伐軍因後援不繼最終全軍覆滅於天津靜海。
天國之誤還不止於此。此後，太平天國領導人的革命意志在秦淮煙雨和榮華富貴中迅速瓦解。天京，已經成了他們奢侈享樂的“小天堂”、“安樂窩”。除了偏師北伐，再也難見太平天國推翻滿清，建立人間天國的真誠努力。無論是西征爭奪安徽、江西、湖北，還是東征打破江北江南大營，雖然實現了軍事上的一度輝煌，但無論是主觀意圖還是客觀效果，都是為天京提供平穩安定的周邊環境和源源不斷的糧食供應而已。表面上看，至1856年天京事變前，太平天國取得了三破武漢、湖口大捷、一破江北江南大營的輝煌勝利，但事實上進行的都是以天京為中心的積極性防禦作戰，並不能對清廷的全國統治構成威脅。太平軍佔據的各個要點，如武漢、九江、安慶、鎮江，都是依託長江拱衛天京的外圍節點。除去這些重要城市，周邊地區並沒有太平天國地方政權的鞏固根據地和強大戰略機動兵團，天國防禦已是強弩之末、非常薄弱。
果然，天京事變一起，太平天國內訌連連、自相殘殺、頹勢立現。清廷抓住難得的戰機，在天京東面重建江北江南大營合圍天京，在天京西面以曾國藩湘軍為骨幹，以兩湖、四川為基地，一舉收復武漢、威脅九江。若非洪秀全提拔陳玉成、李秀成、李侍賢等年輕將領組成新的軍事領導核心，太平天國的歷史很可能在1857年就結束了。
然而至此，太平天國依然沒有吸取教訓，還是執行以城市防衛，特別是天京防衛為核心的防禦戰略。無論是浦口大捷、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營，亦或二次西征、東征蘇杭，實際還是以拱衛天京安全、保證天京糧草供應為核心。太平天國早已失去了取清廷而代之、改朝換代的雄心壯志，似乎保住了天京，就保住了一切。所以直到最後一刻，洪秀全也不願遵從李秀成“讓城別走”的建議，寧願與他的“小天堂”——天京城同歸於盡，親手掐滅了太平天國復興的最後希望。
對於太平天國來說，天京城早已不是革命的動力、進取的基地，而在事實上成為沉重的負擔、致命的陷阱。
在太平天國鬥爭史上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就是幾乎每一個重要城市，都有一個為之長期奮戰的著名將領，和一段反覆爭奪的慘烈戰史。如陳玉成之於安慶、林啟容之於九江、李秀成之於蘇州、吳如孝之於鎮江，陳李二人自不必說，林啟容堅守九江前後達五年，多次擊敗湘軍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等部，氣死湘軍大將塔齊布，威震全國。天京事變後，終因天朝內訌不斷、力量銳減，九江城才被湘軍攻破，林啟容和一萬七千多太平軍將士全部戰死。從軍事上講，九江城和安慶、蘇州、天京的敗亡一樣，都是太平天國消極城市防禦戰略的必然後果。
從某種意義來說，以天京為核心，九江、安慶、蘇州、杭州等一系列大城市如黑洞般將太平天國將士們的鮮血和生命吸食殆盡，最後以自身的毀滅宣告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代價不可謂不大，教訓不可謂不深。
與之相對，在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袖們，探索出一條不同於太平天國的革命道路。在1947年12月，毛澤東所做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中，曾總結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其核心要義便是，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最後再取大城市。這才是符合中國歷史和現實特點的正確戰略。為何？彼時的中國雖然已經有少數的工商業，但畢竟還是以傳統農業經濟為基礎。解放廣大農村，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人力物力資源，取得戰略主動，同時對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形成包圍和遏制，並最終奪取大城市。抗戰勝利前後，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解放了大片農村地區，並通過土地改革獲得了全國農民的熱烈擁護和支持。雖然表面上看，國民黨軍隊佔據著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但在戰略上卻處於被包圍的境地。隨著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中共逐漸掌握了戰爭主動權，直到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對大城市的佔領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此外，與太平天國偏重軍事鬥爭不同，中共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非常重視政權鞏固和根據地建設。每到一地，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都會以自身的堅強組織為基礎，放手發動群眾、建立基層政權、開展生產運動、宣傳革命理論，為革命鬥爭提供了持續不斷的人力物力和輿論支撐，直到最終勝利。
太平天國運動和李秀成們的功業已經過去一百五十餘年了，但對天國曆史和軍事戰略的梳理，卻遠遠不應結束。（作者 田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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