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競爭全球化的今天，能不能吸引、留住最優秀的科技人才，能不能保護、激發科技人才的創新熱情，決定著國家創新能力的高度。

隨著以“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為代表的一批高層次人才計劃的設立和實施，我國在科技人才引進、支持方面已經有了顯著進步。但還應該看到，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對原創性科研成果高度渴求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對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層次科技人才的需求依然尚有缺口。這種需求要求國家在高級人才選拔和引進方面視野更開闊一些，力度更大一些，動作更快一些，舉措更可行一些。

美國過去如何做

回顧近代歷史，二戰以來，美國綜合國力的迅速增長與其積極主動、開放兼容的人才戰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20世紀30年代在歐洲氾濫的民族主義、保守主義情緒將很多科學家，尤其是猶太裔科學家“趕”出了歐洲。愛因斯坦、玻爾、費米、愛德華·特勒、馮·諾依曼等一大批科學精英在這一時期移民美國，為世界科學中心向美國轉移奠定了基礎。

這些出生在美國之外的科學大師們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發展：

熟悉德國核科學研究的愛因斯坦上書羅斯福總統推動了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

費米成為了“曼哈頓工程”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並在美國主導建立了第一座受控核反應堆

愛德華·特勒主持研製了世界第一顆氫彈

Edward Teller

馮·諾依曼開啟了電子計算機時代的大門

John von Neumann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一流科學家的到來，極大提升了美國的科學聲譽和科學環境，並且通過這些大師培養新一代科學家而保證了美國的持續創新能力。

例如，這一時期移民美國的理論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不僅自己因為原子核結構的研究獲得196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更作為博士導師培養出了2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國物理學家約翰·巴丁。

Eugene P. Wigner

John Bardeen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為長期引進國際優秀人才，通過立法進行進一步制度保證。1952年和1965年《美國移民和國籍法案》（Federal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的兩次修正取消了之前對移民原國籍的限制，同時強調了對技術移民的重視。

如果把高層次科技人才視為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中通過開放的移民政策、優越的物質待遇、良好的發展環境一直維持著對這個資源的“入超”。世界各國基礎教育選拔出的優秀人才在美國留學、工作乃至定居、入籍，他們所創造的巨大價值絕大部分歸屬於美國，維持著美國領先全球的科技和經濟地位。這正是值得我們借鑑的歷史上成功的人才政策經驗。

全球領先的科技實力

據喬治梅森大學統計：1901—2015年間，在美國工作期間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有31%並非在美國出生；

2016年，6位在美國高校工作的科學家獲得

諾貝爾獎，他們竟然全部在美國之外出生。

2014年，美國《國際教育者》雜誌統計了美國最大的7所癌症研究中心當年的研究人員組成，發現其中外國出生的研究人員數量佔到了42%，在其中一些機構這個比例更高，例如德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這一比例達到62%，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這一比例達到56%。

據美國《科學與工程指標》雜誌2014年統計，作為美國科學研究中堅力量的博士後研究員，有49%在美國之外出生，他們因為美國優異的科學研究環境而赴美工作，為美國的科技創新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高新技術企業

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最近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

在美國設立的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中有51%是由海外移民創立的。

美國許多科技巨頭企業的創立人都出生於美國之外的國家，這些企業包括谷歌、AT & T、eBay、輝瑞、特斯拉等。

一份由杜克大學和哈佛大學在2007年聯合完成的調查顯示，1995—2005年美國成立的科技公司中有1/4至少擁有一位出生在海外的關鍵創立人，這些海外移民參與創建的公司2005年銷售額達520億美元併為美國提供了45萬個工作崗位。

美國並不是唯一重視國際人才競爭的國家。全球有近30個國家制定了鼓勵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計劃，德國、英國、法國等傳統發達國家都開通了人才憑藉個人能力獲得簽證、綠卡以及入籍的渠道。

但近些年，隨著新一輪保守主義思潮在美國和歐洲興起，美國和歐洲諸國的人才政策也受到了新的挑戰。自“ 9·11”事件以來，美國在重視國家安全的同時也導致了移民、留學政策的日漸保守；特朗普上任以來，限制移民的政策趨勢更加明顯。在美國國內，許多學術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對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表示激烈反對，這正是因為他們清楚吸收全世界高級人才是美國能夠長期維持強盛的基礎。

中國機遇

美國進入科技移民的收窄軌道，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近年來，中國的科研條件、科研環境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對高層次科技人才移民政策的放寬會對中國追近乃至超越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產生重要的積極影響。

中國自古就有尚賢愛才的優良傳統，“為官擇人，唯才是與”的指導標準貫穿著中國歷史進程。縱觀中國歷史，許多取得重大成功的領導者都在用人的眼界、胸懷、魄力與氣度上高人一籌。進入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諸多措施，中國正在推進。但必須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綠卡”仍然是當今世界上最難取得的永久居留資格之一。2016年公安部發放的“綠卡”雖然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63%，也仍然只有1 576張，而在“綠卡”基礎上進一步入籍中國則更加困難。與此同時，通過“外專千人計劃”等人才計劃引進的外國專家雖然取得了在華工作許可，但在申請基金項目、參與學術獎勵計劃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政策限制，很多醫療、保險、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政策因為種種原因不能有效落實。

吸引、鼓勵國際一流的博士留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來華學習工作一直以來並未受到足夠重視。從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這一階段的科研人員是科學研究的中堅力量，同時具有極大的發展創新潛力。

隨著中國學術聲譽的增長和科研環境的改善，我國已具備了吸引一流博士生和博士後的基本條件。相信經歷過在中國的博士培養或博士後科研訓練階段，這些優秀的人才能夠更加容易地融入中國體制與中國文化。這些年輕的科學家們若選擇全職在中國工作，則可把自己最富創造力、最具開拓精神的時間留在中國，無論是從事科學研究還是創新創業，都會同中國籍青年人才一道為國家發展作出卓越貢獻。

吸引高層次科技人才需要營造完善的政策制度和良好的居住環境。在中國科研條件和科研氛圍穩步提升的同時，我們更需要從政策設計上為外籍高級人才在華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解除他們在研究基金、科研項目申請等方面受到的種種限制，解決他們醫療、保險、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困難與顧慮，提高外籍人才身份證件的使用便利，讓他們與中國籍的優秀人才享有同樣的事業發展機會。

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收緊，很多居住在美國的海外人才會重新調整人生規劃，許多依賴高技術移民的科技產業需要尋求新的擁有人才資源的投資地點。

中國應該提前佈局、擴大開放、把握機遇。更多高層次科技人才來到中國可以提高國家創新能力，支持企業創新發展，增強中國學術地位，培養優秀的科技事業接班人。

王小凡 癌症生物學家,美國杜克大學Donald and Elizabeth Cooke終身講席教授,國務院僑辦海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科技部重大科學計劃專家組成員。新疆烏魯木齊人,198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同年考入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所,並在當年舉辦的首屆"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CUSBEA)以第一名的成績赴美留學;1986年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學位,之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1992年在杜克大學開始獨立學術生涯。

王小凡, 張贇.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將中國打造為充滿競爭力的國際人才高地 .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17, 32(5): 461-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