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很喜歡肖全給自己拍的一張照片：在一堵光禿禿的牆前，他穿著白色背心，眉頭緊鎖。那是1991年8月的一天，他帶著肖全去食堂吃飯，午後陽光正好，便在院子裡留影。他記得院子裡有一棵泡桐，一到冬天就會擋住陽光，他總要在某個日子，拿起菜刀，嚓嚓嚓地砍樹。
1991年8月攝於南京。葉兆言很喜歡肖全給他拍的這張照片，當時他常常伏案寫作，所以總是一副疲憊的樣子。
當時葉兆言剛買了一臺電腦——此前他用的是四通打字機，每天拼命打字寫作，“有時做夢也在寫，所以總是一副疲憊的樣子”。直到現在，他仍時刻保持一種寫作的狀態，即便是接受採訪，身邊的電腦也是開著的。他自嘲是“一個熱愛寫作的老傢伙”——每天像工人做工一樣考勤打卡，天色剛亮就坐到書房裡，打開電腦，寫作或者冥想，一待就是六七個小時，“一直到寫不下去才停”。
這一寫作習慣是祖輩留下來的。每當憶及祖父葉聖陶，他的腦海裡都會出現一個畫面：80歲的祖父伏在案頭，有時寫信有時讀書，一坐就是8個小時，天天如此。30多年過去，祖父的背影一直定格在他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這讓我明白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作為一個作家，你是要工作的。你的姿態就應該是一個人坐在那兒，給別人一個背影。”葉兆言說。就在這日日伏案寫作的背影中，他的書一本一本地出，最新推出的小說便是《刻骨銘心》。
民國兒女們的愛與痛
《刻骨銘心》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日軍侵華，南京這座城處於風口浪尖之上。城中的青年男女紹彭、麗君、希儼、秀蘭等，在動亂中命運悲歡交織，有人成長為真正的革命者，有人從富貴跌落，在悽慘中結束生命。
葉兆言的長篇小說《刻骨銘心》。
“我的腦子裡總是有很多東西，虛構的、非虛構的；歷史的、現實的。有一天看到‘刻骨銘心’四個字，好像找到了一根繩子，把頭腦中零散的東西串起來。”葉兆言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這個故事早就有了，只是一直沒有寫。
葉兆言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關於南京的書寫，他早已輕車熟路。無論小說，還是散文，他一直遊蕩在這個城市的歷史與現實之間，有時寫市井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有時寫大歷史的鉅變滄桑。這次寫《刻骨銘心》，他也將一些南京史實穿插在虛構的故事中間。
主人公紹彭一出場，便在秦淮河邊的桃葉渡，拿著大蒲扇給國學大師章太炎扇風，後者正給一眾年輕人講典故。隨後高雲嶺45號、雨花臺、烏龍潭等南京真實地名一一出現，親身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美國傳教士魏特琳也現身其中一章……“感覺不時被點到穴位。”同樣生活在南京的作家魯敏說，她覺得這是一部“最南京”的小說。
但在葉兆言本人看來，這些真實的歷史只是“一種技術活”，“就像空的房間掛上一幅畫，只是點綴。主要是為了吸引讀者，讓他們走進去，看下去。小說不以歷史、掌故取勝，最重要還是它所要表達的內容，它是否能打動人”。
寫《刻骨銘心》時，他常常會想到張愛玲的《金鎖記》。那是一個壓抑的故事：年輕的曹七巧嫁給大戶人家的殘疾兒子，欲愛而不能愛。在財欲和情慾的壓迫下，她變得扭曲、乖戾。丈夫死後，她為控制女兒，讓她養成很多壞習慣，包括抽大煙。後來，女兒遇到心儀的男人，悄悄戒掉大煙，而當男人來求婚時，她說女兒“抽完大煙就下來”。
“為什麼一個做母親的人，要處心積慮地毀掉女兒的幸福？”葉兆言自問，頃刻間又給出答案：“這就是張愛玲的過人之處，她看到了人性中那種無奈的痛。這種痛很揪心，讓人忍不住要嘆息，忍不住要吶喊。”以此為參照，他寫民國時代南京兒女們的愛與痛。
小說後半段，麗君的第二任丈夫馮煥庭，曾是一手遮天的軍閥。日軍屠城，軍隊抵擋不過，他不得不躲在自家閣樓上。一日，眼看自己和前妻所生的女兒錦繡即將被日軍侵害，他選擇站出來，最終被日軍殺害。之後，麗君和錦繡沒了靠山，人生也一點點滑落——一個在窮困和疾病中死去，一個嫁給年長自己許多的劇作家。
寫完後，葉兆言拿給女兒看，女兒邊看邊哭，“後來我告訴她，寫這一段時我也是哭的”。
“文學就是這樣那樣的一些痛，而痛中間始終有善。事實上，有了善才能更確切地感受到痛。痛的底子，加上善，才會更刻骨銘心。”葉兆言說。
俗與不俗，是寫作的重要標準
每每提及葉兆言，難以迴避的是他的家世。
祖父是著名文學家、教育家葉聖陶，父親葉至誠也是作家，曾任文學期刊《雨花》主編。但無論是祖父還是父親，都不曾有意識地培養他成為作家。父親被打為右派後，一度對文學充滿了恐懼，於是從小就教育他：長大後幹什麼都可以，但是隻有一條，不要寫小說。
葉聖陶
“後來之所以成為作家，與我少時的閱讀有關。”葉兆言說。
祖父曾留給父親一個高大的書櫥，把一面牆堵得嚴嚴實實。這面由書砌成的牆，成了葉兆言童年時代最先面對的世界。為了教他識字，父親做了很多卡片，上面寫上端端正正的方塊字。父親忙於工作時，他就拿著卡片，踮起腳站在書櫥前，對著書脊找自己認識的字。9歲那年，因為“文革”，家中的書籍都被沒收，“看著父親借了一輛手推車，將家中的藏書送往指定地點，一趟又一趟”。
3年後，收繳藏書的房間要騰出來給一對年輕人做婚房，那些書有幸被歸還。葉兆言又開始了天天與書相伴的日子，“無聊於是讀書，孤獨然後看小說”。譬如愛倫堡的《解凍》、薩特的《厭惡及其他》、加繆的《局外人》等，都是那一時期讀的，“影響最大的一套書是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厚厚六大本，它們斷斷續續地提到一大堆當代作家，對我來說都是活生生可以效仿的對象”。
因為父親的教導，葉兆言從小就沒想過當作家。他喜歡玩半導體無線電，後來還迷上照相機。1974年初夏，葉兆言到北京照顧葉聖陶，為爺爺當了一年“秘書”，和他聊天，陪他和朋友見面，在他身邊亂看書。“爺爺說《戰爭與和平》好，我就讀《戰爭與和平》。他說巴爾扎克好，我就讀巴爾扎克。這樣的閱讀，有一個好處，讓我武裝到了嘴皮子，可以到處賣弄。”
有一次，他看到爺爺的案頭上堆著一摞厚厚的小說手稿《李自成》——當時很多作者將作品送過來，指望葉聖陶在語文上把把關，他拿起就讀，“一口氣讀完後，爺爺問我感覺怎麼樣，我也說不出好壞，只知道故事挺好看”。8年後，由姚雪垠所著的《李自成》（第二部）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
也正是在那段時間，葉兆言深受堂兄三午的影響。“談起文學的啟蒙，三午對我的影響要遠大於父親，更大於我祖父。”三午是一位詩人，和北島、芒克、多多等都是朋友，這些人後來都在詩壇名震一時。
少年葉兆言（前中）和祖父葉聖陶（前右）、父親葉至誠（後右）、母親姚澄（前左）及堂兄三午在一起。在文學上，葉兆言覺得堂兄對他的影響要遠大於父親和祖父。
有一陣子，葉兆言整天纏著三午給他講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三午很會講故事，每每講到關鍵時刻就突然停下，然後讓他買菸，為此花了他不少零用錢。“但這種賣關子說故事的方法顯然影響了我，告訴我應該如何去尋找故事，如何描述故事，如何引誘人，如何剋制，如何讓人上當。”
在三午的影響下，他很早就知道並熟悉那批朦朧派詩人，讀過、抄過他們的詩，甚至有過一個短暫的文學理想——成為一名像多多那樣的詩人。他至今仍記得三午拿著多多的詩，大聲地朗讀，然後大喊一聲：“好，這一句，真他媽的不俗！”
“當年那些讓我入迷的先鋒詩歌，奇特的句式，驚世駭俗的字眼，都成為我文學的底牌，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學準備，是未來的我能夠得以萌芽和成長的養料。”葉兆言說，從最初接觸文學開始，他的文學觀就是反潮流的，“要持之以恆地和潮流對著幹，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樣，要‘不俗’。”
俗與不俗，後來成為葉兆言寫作時的重要標準，一直到現在。
從北京回到南京後，葉兆言進入工廠做鉗工。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他便自學高等數學、微積分，準備考醫學院。但因為眼睛受過傷，體檢不合格，只能選文科。第二年，他收到南京大學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父親沒有一句祝賀，只是感嘆了一聲：“沒辦法，又要弄文了。”
寫什麼都被髮表
對作家也是一種傷害
《刻骨銘心》的最後一章，名為“有點多餘的匆匆結尾”。葉兆言在其中提到了自己的長篇小說《沒有玻璃的花房》，在這一作品中，他寫到過一個叫李道始的人——戲劇學校副校長，也是《刻骨銘心》中錦繡夫婦所在的學校領導。
“一個作家的寫作是連續的。其實我還有一點小私心，想讓讀者去看我之前的作品。我從不過高估計自己，每一次寫作都很用力，都把它當作對以往作品的拯救。”葉兆言說，在寫作這件事上，他從來不是一個信心十足的人——即使到了現在，還是不太相信讀者已真正接受了自己。
2018年5月20日，葉兆言接受本刊記者專訪。（《環球人物》記者 侯欣穎 / 攝）
上世紀70年代末，葉兆言開始偷偷摸摸地學寫小說，因為“不相信自己能寫好”。他曾寫過短篇《白馬湖靜靜地流》，寄給北島，想試試看能否在文學雜誌《今天》上發表。北島給他回了信，說小說寫得不好，建議他可以嘗試多寫一些詩歌。
他沒有聽從這一忠告，仍斷斷續續地寫小說，偶爾也有發表，但基本上沒有任何反響。“大部分寄出去的小說，最後像放飛的鴿子一樣，一隻接一隻地又飛了回來。”到了80年代末，他的中篇小說《棗樹的故事》和《夜泊秦淮》發表，引起文壇轟動，人們這才知道了葉兆言。
《夜泊秦淮》是葉兆言寫作生涯上的轉折點，“好像我面前有一堵牆，突然開了一扇窗戶，我從窗口可以看到無限的風景”。這部作品講述從清末到上世紀40年代，南京城裡小戶人家的悲喜傳奇，士紳門第裡的情慾角逐，將軍閥舊妓、腐儒名士、貴婦名媛諸色人等寫得活靈活現。“戲仿民國春色，重現鴛蝴風月。”著名學者王德威曾如是評價。
那個年代，正是文學最為風光的年代，小說家、詩人都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同一時期，馬原、餘華、蘇童、格非等青年作家紛紛登上文壇，葉兆言和他們一起被冠上“先鋒作家”的稱號。
“我希望自己千萬不要被某一種理論預設限定，儘量不要作為某一個流行派別中的一員。”回望80年代，葉兆言有諸多感慨——畢竟那裡有一代人最好的青春年華，但也並不留戀，“先鋒成名之日，就是先鋒消亡之時。但先鋒的姿態要一直在，真正的好作家永遠都應該是革命者。”
之後的每一次寫作，葉兆言都試圖與之前不同。他在《花影》《花煞》中寫懷舊神話，在《古老話題》中講犯罪故事，《沒有玻璃的花房》則是成長小說。到了《刻骨銘心》，他選擇在結構上另闢蹊徑，寫了一個與小說無關的“冗長”的開頭，講述了兩個現代故事——一個與無性之痛有關，一個與失去語言之痛有關，但都刻骨銘心。
“寫作必須要冒險。”葉兆言說，他記起小時候看露天電影，草地上扯一塊大白布，天一黑人們都聚集在幕前，盯著那塊白布張望。他則常常跑到銀幕之後，默默地研究倒影，“生活和寫作也一樣，總需要我們換個角度重新思考”。
就這樣，他時刻保持著警覺和清醒，“永遠寫作在文學圈之外”。“因為文壇是世故的，它把所有的成功寫作者都納入自己的範圍。但寫什麼都被髮表和承認，其實對作家也是一種傷害。”
這段日子，葉兆言正在為非虛構作品《南京傳》收尾。他從三國寫起，寫重大歷史關頭南京城裡的人和故事。起初他拒絕寫，因為想要回避南京。琢磨許久，他找到一個新的角度，便有了野心——通過南京這扇窗戶來寫中國的歷史。
生於南京，長於南京，他並不喜歡將自己和南京綁在一起，但也在寫作中認清了現實。“作家寫作、從事文學活動，腳下必須要有一塊堅實的土地。南京就是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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