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1 我奋斗 我幸福|吴明珠:从吐鲁番走出来的工程院院士

我奋斗 我幸福|吴明珠:从吐鲁番走出来的工程院院士

她让哈密瓜更甘甜

我奋斗 我幸福|吴明珠:从吐鲁番走出来的工程院院士

甜瓜又称哈密瓜,维吾尔语称“可洪”。甜瓜种植在吐鲁番历史悠久,据考证在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已开始大量种植。直至历朝历代绵延不断,且品质均优良。近代民国35年出版的《新疆农业概况》记载:“甜瓜盛产于南疆,北疆较少,全省年产3万吨以上,著名产地为鄯善、吐鲁番,尤以鄯善产者为最佳。”解放后,1957年,鄯善出口甜瓜100吨,成为全疆唯一的甜瓜出口县。后来哈密瓜逐渐成了吐鲁番地区的品牌和农民致富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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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品牌的创立与摇钱树的培植于一位为之奉献毕生精力的瓜神吴明珠分不开的。提起吴明珠不仅在吐鲁番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她是新疆第一位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并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为中共十三大、十六大和十七大代表。在这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美丽的光环下,谁又知道她的艰辛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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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不忘挖井人。吐鲁番为了弘扬吴明珠的精神,要为她写书立传。我有幸参加了吴明珠有关材料的搜集工作。听说她从海南回来在吐鲁番,我们急忙去她的实验基地。看她正在挥汗如雨地指导她的学生在给甜瓜授粉。我上前打断她手中的活,说明来意,只见她满脸汗珠笑着对我讲:“我都一把老骨头了,你们多写一写这些年轻人吧。”她又忙着手里的活。我们就这样被婉言谢绝了。我悄悄地来到一个年轻人面前问他:吴老已80多高龄了还和你们一起干活吗?那年轻人自豪地说:吴老师和我们课题组的年轻人一起,每天早上7点就在瓜地里一朵朵地授粉,晚上十点才回来。我蹲在一边,40多度的的烈日,晒得她汗珠点点滴在泥土里,她好像没察觉似的,专心致志地在那儿授粉。只见她娴熟地将雄花摘下来,把花粉抹在雌花的柱头上,用事先准备好的发卡卡住,然后挂上注明授粉日期的挂牌。她干得细微、利落、漂亮。看得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她在绣花,又在精心护理她孩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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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搜集材料工作陷入被动,只好从吴老的档案材料和工作过的地方及与她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入手了。

一天,一个工作不到半年的大学生小李拿一张纸急忙到我眼前说:“不可思议,那时的人真傻。”我一看是吴明珠的个人经历:她1953年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就要求支援边疆,结果却被分配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一再要求去最艰苦的边疆工作。1955年志愿来到新疆,被分配在乌鲁木齐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又一再的要求想到最艰苦的第一线去干一番事业。1956年,调到哈密瓜的故乡--鄯善县农技站工作。后来,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调任吐鲁番地区科委副主任、行署副专员。一再要求下,又辞去了副专员的职务,到自治区农科院园艺所专门从事研究甜瓜、西瓜育种工作。

我抬头凝视着说:“小李同志你不懂,这就是时代的精神,人生的境界。”我理解,我父母就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从内地来到这边疆农村就一辈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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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吴老当年最早种瓜的鄯善县东湖和马场一代,恰巧我们找到当年与吴老比赛种瓜的摩沙大爹(当年这里种瓜的老把式)的孙子买买提。我问他:“你知不知道以前有一个种瓜的匠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她叫吴明珠,也叫阿依木汗”(吴明珠的维语名字,译为:月亮姑娘的意思,有金子一般的心肠)。他又接着说:我的父亲和爷爷经常讲他们种瓜的故事。以前在农民中推广现代科技栽瓜技术,非常困难,农民们习惯了民间栽培方法,不相信科学技术。后来阿依木汗在我爷爷的帮助下,在爷爷瓜地对面开出了三亩荒地,开始和我爷爷比赛种瓜。我爷爷用民间传统方法栽种瓜苗,她用技术管理瓜田。秋天到了,她的瓜又甜,产量又多。我爷爷一个劲地说:“还是科学种瓜亚克西(好)!”也就从那时候开始,当地的农民们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技术员刮目相看了。渐渐的他们把吴明珠都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一个80多岁的老大娘回忆讲:“记得有一次,因为她急于去城里开会,忘了跟我们讲。当她第二天早晨一进家门,我们10几个维族老乡立刻高喊阿依木汉回来了!然后就高兴的跳起舞来,我们昨天晚上见吴明珠不在家,就打着火把四处找没有找见,我们以为她被狼吃了,今天看见她回来了我们很高兴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吴明珠就真正的爱上了吐鲁番,也爱上了吐鲁番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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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捻转找到了和吴老共事多年的葡萄专家李志超。李老也是志愿要求到新疆来的大学生,他是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当时他在毕业志愿上一连填了三个新疆,然后打起铺盖卷搭上解放车来到了吐鲁番这片热土。我们眼前的李志超老人已经满头白发,满目沧桑,走路蹒跚,显得老态龙钟。我看到桌子上、沙发上摆着有关葡萄的书籍和资料。看来李老还为他钟爱的葡萄在努力着,在圆他今生今世的葡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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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知道我们来意后,靠在沙发上,目光炯炯地给我们讲述着吴明珠的故事。李老激情地说:她是一个能吃苦,了不起的女同志。记得在1956年她来鄯善县农技站和我一起工作,那是我们都是帅男少女,她是南方人,梳着两条大辫子,长的俊气、林珑又大方活波。当时我们为了种瓜和葡萄都住进维族兄弟家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学会了割麦子、锄棉花、赶毛驴车、修马拉条播机等等,什么农活都会干。有一次她悄悄告诉我,她刚来,在南方生活,从来没吃过羊肉。第一次到维族农民家,他们热情地端上手抓羊肉,她吃了一口,又腥又膻,恶心难忍。赶快跑到门外,偷偷地吐了,擦干眼泪,回来接着吃。就这样,她很快地学会了吃羊肉,吃高粱面做的干馕,还练就一口流利的维语。维族老乡很喜欢她,给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阿依木汗(月亮姑娘的意思),说她有金子一般的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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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喝了一口茶接着讲:当时哈密瓜虽然在吐鲁番种植历史悠久,但在五十年代,还只是小农经济自然生长状态。她到农技站以后,用了大量时间,和同志们一起从农家品种中,收集整理优良品种,系统选育提纯出44个优良品种。这是一项细致艰苦的工作。从1956年到1962年,她徒步走了300多个生产队,火焰山翻了多少回,大戈壁穿了多少次。她一块瓜地一块瓜地地看,收集农家品种。有一次,她听老乡说,有种叫阿依斯汉可可奇的瓜,品质特别好。在鄯善县底坎乡可能有这种瓜,她请我和他一起到底坎乡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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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农技站到底坎乡,要走几百里,要穿过火焰山和大戈壁。我们走着走着,天黑了。我们不敢在黑夜穿过大戈壁,怕碰上狼。正好,路上有个烧窑场,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老乡拿出了两块毡毯往地上一铺,我们就躺在毡毯上,在露天地里睡了一夜。当时,我们都还没有结婚。我们走了近三天,真的在底坎乡找到了一个阿依斯汉可可奇,不光收了种籽,还发现了一种叫巴登的瓜,风味特别好。我们抱了一个很大的巴登瓜带回去。我们抱着巴登瓜,穿过大戈壁,走啊走啊,又渴又累。红彤彤的火焰山,寸草不生。在烈日下就像烧红了似的,闪着红光,冒着热气。那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像炼丹炉一样,烫得连毛驴都不敢下蹄子。有的行路人又渴又累走不过去,就死在戈壁滩上了。这时她和我商量:太渴了,咱们把巴登瓜吃掉吧,只要把种籽留下就行了。为了救命我们只好坐在树荫下,吃着巴登瓜,觉着又甜又香,瓜味特别好。她突然说:“这么好的瓜,要是送给毛主席吃就太好了。”我笑着说:“嘿嘿,恐怕送不到北京就坏了!”说着,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现在回忆起来,那时胆子真大也天真,这么危险艰苦,我们都挺快乐的。记得她怀第一个孩子时,我们在火焰山中间的吐峪沟蹲点,走廊上的温度计都到了50摄氏度。晚上,我们点着蜡烛整理材料,蜡烛热得弯了腰。把蜡烛放在水盆中,让它降温,继续工作。她怀孕反应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瘦得只剩七十多斤,照样骑着毛驴过大戈壁。中午太热时,我们就坐在水渠边,把双脚泡在水里。她的孩子生下不到三个月,便让母亲带回老家去抚养了。第二个孩子也是姥姥带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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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脸上有了些倦意,他休息一会又讲到:她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同志,比我们男同志还要强。为了搞品种试验,育种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一般育一个品种,需要经历八到十代。她一块地一块地地收集品种,发现好瓜就自己掏钱买,经常是到瓜成熟的时候,她的工资都买瓜花光了。她整天用收集来的比较纯的品种搞品种试验,把一些优良品种繁殖出来,在群众中推广。通过她的整理提纯,使哈密瓜的生产从小农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走向市场。成片成片的外贸指定的哈密瓜商品基地,繁殖良种基地搞起来了,生产出优质的哈密瓜源源不断出口,销往全国各地。当年我们去底坎儿乡采集来的阿依斯汉可可奇瓜种,后来她用它培育成红心脆,在香港畅销30年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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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到90年代,在她主持下,她在新疆、海南岛两地来回跑,南繁北育,选育出经过省级品种审定的甜瓜、西瓜早、中、晚熟配套品种23个,推广面积覆盖新疆主要商品瓜区的80%,实现了这些地区甜瓜品种的第一次更新,提高了商品瓜的品质、整齐度、抗病性和耐运性,延长了优质瓜的供应期。许多瓜农种甜瓜致富了,在鄯善、吐鲁番一带,涌现出一批甜瓜致富村。群众中传颂着:一万不算富,十万刚起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数字难以表达的。我们看到自己的辛苦使贫穷的农民富起来,生活变好了,我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42岁的吴明珠她又奔赴海南,致力于甜瓜育种的科学研究,她利用生态差异实现了哈密瓜的南繁北育,并创造了一年四季快速育种的方法,更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填补了我国北瓜南移的空白。70岁吴明珠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她自觉地把发展农业先进生产力、为民造福作为使命,将中国特色的甜瓜系列和完整的育种创新体系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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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头靠在沙发背上陷入久久的沉思,带点悲伤地讲:她还有一个为她默默奉献的好老公。她的老公叫杨其祐,是个好人,是个才子。和吴明珠是大学同学,他们同学四年,感情一直很好。后来,他做了北京农业大学小麦专家蔡旭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也来到新疆,在新疆大学任教。我记得他们在1958年春节,在县政府向同事借了间房,就结婚了。当时什么也没有,窗帘、桌布都是借的,他们只买了五十块钱的糖。那天晚上,我们年轻人去闹房,让他们表演节目。没有想到杨其祐是拉二胡的高手,吴明珠的歌儿也唱的很好,我们就一起唱,可热闹啦,我们唱得那么高兴,唱得那么好,我真是永远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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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新疆大学和八一农学院合并时,他申请来到我们鄯善县农技站,从此,他和我们一起工作。在50年代,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珍贵的人才。他能来到我们这个小庙里来工作,是很难得的。他知识渊博,英文、俄文都很好,人们传颂着,他是全新疆农技站中学历最高的,什么事不懂,只要问他,全能说明白。大家给他取了个美名叫杨(洋)博士。杨博士来到农技站,帮着搞小麦品种改良、修水渠、搞食用菌,改革开放后,还教大家学英语,很受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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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爱看书,他的钱都买了书。对吃穿,他全不在意。因为吴明珠经常下基层,不能照顾他的生活,他塑料凉鞋鞋带断了,就用根绳子系上;棉被洗了没缝,他就盖棉絮过夜。当时生活很困难,饿了,他常常冲点苞米花当顿饭,喝点酱油汤当菜。但他对吴明珠是挺照顾的。在吴明珠下乡时,他炒上咸菜,托人捎给吴明珠。那时,生活比较困难,他老是把好东西给吴明珠留下,有时把面条擀出来,晾干,等吴明珠回来下面吃。

他看的书多,外文又好,看到学术刊物上有关的资料就抄录下来,翻译出来。帮助吴明珠搞科研。后来,他身体坏极了,还要坚持工作。1981年在重庆出差时,胃癌突然发作,当时就做了手术,医生说最多只能活三四年。到1985年底,他的胃癌又转移了,到1986年4月,就起不来床了。就在病床上或弥留之际还在支持和鼓励吴明珠的工作。

李老叹息道:一个50年代的研究生,到新疆这样艰苦的小地方来,为边疆人民播撒知识,播撒科学,献出了青春,献出了汗水,献出了生命。临终时,既没有官衔,也没有职称,年仅57岁,一辈子不为名,不为利,甘作基石,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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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我在翻阅关于吴老厚厚的资料难以入眠,深深体会到,在这片热土上,哈密瓜的甘甜,来自汗水,来自心血,来自辛勤,来自于老一辈做出的种种牺牲。付出的苦越多,哈密瓜就越甘甜。掩卷长叹,我只有用这些语不达意的字词来表达对一代瓜神吴明珠院士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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